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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引起全国各界的强烈反响，出现了同情拥戴蒋而劝告指责张的舆论浪潮。原来与张学良已通声气的一些地方实力派改变腔调，转取拥蒋立场，张曾抱有极大希望的苏联对此也持谴责态度，并对中共作出同样要求，张学良一时陷入十分困难的处境。面对各方舆论的指责，张学良最终采取和平释蒋的方法，亲自护送蒋回到南京。很多学者都认为，事变发生后，舆论压力是促使张学良尽快结束事件的因素之一，但舆论究竟是如何批评和谴责的，倒鲜见有学者作具体的探讨。①本文拟此为切入点，利用民国时期的报刊以及《张学良文集》、《张学良遗稿》等资料，侧重考察当时国内各界的评论及形成原因，并试图分析张学良在舆论压力下的应变策略。一、西安事变后的社会舆情
西安事变突然发生后，引起了全国各方面，特别是在社会上具有名望地位和影响力的各界人士极大的反响，认为此举破坏国家统一，呼吁张学良立即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并护送回京，以便领导全国的力量抗日图存。 中央7台每日农经
在文化教育界，各大学各学术团体纷纷表明态度。１２月１３日，国立中央研究院、国立中央大学、国立编译馆、国立中央博物院、国立中央图书馆、私立金陵大学、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七个学术团体通电全国声讨张学良，宣称：“当国家统一之际，绥乱将平之时，竟乃包藏祸心，劫持统帅，摇乱国本”，“同人等情切存亡”，“逢此激变，怒气堪膺，谨尽下情，驰电声讨”。［１］同日，南京各大学校长冬芹
、教授罗家伦、陈裕光、吴贻芳等３４７人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指责扣蒋行为是“亡国之举”，提出“迅将蒋委
员长护送出险”，“其余有所主张，悉听舆情取舍”。［２］（Ｐ４４７－４４８）１４日，北平各大学校长蒋梦麟、梅贻琦、李蒸 等致电张学良，强调“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要求“悬崖勒马，卫护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可自赎于国人”，如果“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将永为国家民族之罪人”。［３］同日，上海各大学校长翁之龙、刘湛恩、黎照寰等２２人致电张学良，
社会舆情与应变策略
———以西安事变为中心的再考察
◎夏蓉
［摘要］“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政策，为许多国民不满
和质疑。愤于蒋的固执态度和专制独裁，张学良、杨虎城采取“兵谏”办法扣蒋于西安。但出乎张学良意料的
是，全国各方面几乎一致要求尽早恢复蒋的自由，即使他敬重的朋友张伯苓、王芸生、张季鸾、杜重远等都不赞
同扣蒋之举。面对舆论的强大压力，张学良一方面坚信自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是正确的，另一
方面顺应各界希望国家统一以集中力量抵抗日本侵略的情绪，亲自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
［关键词］西安事变张学良蒋介石舆情应变
〔中图分类号〕Ｋ２６４．８〔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３２６（２００７）１０－０１１３－０７
作者简介夏蓉，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广东广州，５１０６３１）。
①相关论文主要有：刘喜发、王彦堂《
试论国内外舆论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作用》，《史学集刊》１９９８年第２期；王奎、吴增梁《舆论导向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党史天地》２００２年第１０
期。
２００７年第１０期
申言“国家统一，方见端倪，抗敌救亡，正在开始”，“噩耗传来，举世惊震。似此动摇国本，助长敌焰之举动，竟发生于国难严重之今日，同人等痛心之余，不胜愤慨。切望先生迅即恢复蒋公自由，以慰国人，事关重大，稍纵即逝，倘一意孤行，是自绝于国人，先生宜三思之。”［２］（Ｐ４４９）各大学教职员也纷纷发表宣言通电。天津南开大学教职员、北平师范大学教授会皆对事变表示痛心，并规劝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京，以平民愤。１５日，清华大学教授会致电国民政府请求迅予讨伐，“以肃纪纲，而固邦本”。［３］１６日，清华大学教授会又发表朱自清、闻一多等共同起草的宣言，称：“同人等认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民政府迅予讨伐外，尚望全国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４］１７日，北京大学全体教授发表对陕变宣言，谴责张学良扣蒋之举为“叛国祸国”，表示“同人慨愤之余，敬揭三事为国人告：（一）讨伐叛逆为政府当然之责，国府讨伐张学良令，国人应一致赞助。（二）万一张学良等能翻然悔悟，护送蒋院长及被困之官吏将领出险，约束部属听命中央，中央宜在振饬纲纪之中，许其自新，责以后效。（三）全国国民应共同爱护统一之大业，援助政府，维持政治秩序，推进国防建设，勿因一时之捣乱，而减低国家民族长期之努力，谨此宣言。”［５］一些知识精英也特别关注蒋介石的安危，要求迅速释放蒋。著名教育家、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事变发生后，以个人名义致电张学良
和周恩来，呼吁释放蒋介石。１６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在南京《中央日报》登载评论文章，强调“蒋公在此时中国是无可比拟的重要，他的安危关系中国国运比任何事都切紧”，所以“营救蒋公是当前第一务”。［６］２１日，他又在南京《中央日报》发表文章，对张学良痛加指责：“自从贼种小子张学良做下这样一个弥天罪孽以后，惹起了全国全世界的痛骂。这样一致痛骂的情绪当然不是任何政府和社会组织所能操纵的。”他愤激地写道：现在“全国上下应该只有一种意志，就是‘打！打！打’”！“走这个路径，决不至陷蒋公于危险，转可以成蒋公之速返”，“中央越坚强讨伐，蒋先生越安全”。［７］显然，他支持南京政府于１６日下达的讨伐令。
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其时刚自美国访问回到北平，１２月２０日，他在天津大公报的“星期论文”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张学良的叛国》的长文，引起全国的注意。他批评道：“万不料回国刚刚十二天，就遇着了张学良在西安叛变劫持统帅的恶消息！我个人精神上的大打击自不消说；全世界的震惊，我们的国家民族在国际的地位骤然低落，只有我们刚从国外回来的人才能充分感觉到。我们又要许多时不能抬头见人，不能开口说响话了！”他严厉谴责张学良的举动“是背叛国家，是破坏统一，是毁坏国家民族的力量，是妨害国家民族的进步”！表示拥护政府对事变的处置，“十六日的讨伐令是全国的要求，我们都认为很正当，很得体的处置。我们现在只希望政府坚持这个立场，不迟疑的，迅速的进兵，在勘定叛乱的工作之中做到营救蒋陈诸先生的目的。”他赞同傅斯年对蒋介石的评价：“蒋介石先生在今日中国的重要，真是如傅斯年先生说的‘无可比拟的重要’。西安叛变的突然发生，使全国爱
全球公民社会
护国家的人们格外感觉到这个领袖的重要。”即使时常批评他的人，在这个时候，“都是异口同声的关切蒋先生的安全，都是愁苦焦急的到处探听可靠的消息。一切政见的异同都丢在脑后了，大家只感觉这一个有能力有办法的领袖是一身系国家的安危的”，“这种现象，在这个最不崇拜英雄的民族里，真是最难得的奇迹。这种爱护的热心，不是宣传的力量造成的，也不是武力威权招致的，是最近两三年坚忍苦干的事实逐渐得国人明了认识的自然效果。”［８］西安事变也引起了全国新闻界空前的反应。１５日，《申报》、《大公报》、《益世报》等全国各地１００多家报馆通讯社一致联署，发表《全国新闻界对时局共同宣言》，对时局发表意见，列举了三项主张：第一，在此内忧外患时期，亟应绝对拥护国民政府，拥护政府一切对内对外方针与政策。第二，张学良应立即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并安全护送返京，继续领导救亡复兴的工作。第三，全国民众应为政府的后盾，讨平叛乱。［９］舆论界的这次行动，在中国新闻历史上可谓创举，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二天，南京时事月报社、中苏文化月刊社、妇女共鸣社等２１７家杂志社又通电讨伐张学良，声称“近则统一大业方告完成，民族复兴，已露端绪”，张学良“突尔叛变”，“虽经各方之严重告诫，仍执迷不悟”，“同人等誓以热诚，救护领袖，维护国策，并主张铲除奸贼，毋稍姑息”，“我全国言论界同人奋起共图之。”［１０］（Ｐ２９４－２９５）
新闻媒体密切关注事态的进展。上海《申报》、南京《新民报》①、天津《大公报》等纷纷发表时评，强调：“为避免仇者快而亲者痛的流血计，我们却还希望张学良或其部下有最后的觉悟，自动地无
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与利用条件地使蒋委员长等早日恢复自由。”［１１］“任何政治主张，不容以破坏国家大局之手段行之”，“吾人最后愿告张杨及附和事变之军人曰，公等从出发点起即已完全失败，全国无党无派的最多数国民无不极端愤恨，全世界凡同情中国之统一与独立者无不同情蒋公，而望其早出视事。”等等。
在言论界颇有影响的张季鸾、王芸生等也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文章。王芸生指出：“我们尽可在精神上对张学良表同情，但要在客观上一定认为他的举动于国家有利，那真太危险了。”“我以为事情很简单，无论何党何派，你既标榜‘救国’，便不应该使用亡国的手段。西安事变的手段是怎样的？开后门，拆烂污，简直是败战主义。我们以五年的忍耐与努力，才做到现在这个可以抬头见人硬嘴说话的样子。我们应该继续苦干，继续努力，才能挺腰，才能翻身，怎好自己扯后腿，栽跟头？”［１２］１４日，《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发表题为《西安事变之善后》的社评；１６日，又发表社评《再论西安事变》，极力主张和平解决事变。１８日，张季鸾再发表社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劝导张、杨及东北军送蒋出陕，并“盼望飞机把我们这一封公开的信，快带到西安，请西安大家看看，快快化乖戾之气而为祥和。”［１３］南京政府把这篇社评加印了数十万份，派专机在西安上空散发。张学良一直很佩服王芸生，与张季鸾也本是关系较洽的朋友。他们的态度对张学良和平解决事变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平常不满蒋介石对日妥协政策的著名爱国人士及社会团体也担心蒋介石的安全问题，不赞同张学良监禁蒋介石的做法。１４日，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理事的９７岁老人马相伯致电
张学良，委婉表达对事变的担忧：“窃以为欲复父仇国仇，须无伤国家之元气，伤则为敌人所笑”，“望世兄以此意通知各派，以国为重。”［１４］１５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紧急宣言，郑重宣告：“我们要正告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中央前此的政策，我们且抛开不谈，而最近几个月内中央已经迭次宣言自主救国，绥远的抗战已经在事实上发动起来了。在这时候，全国民众和各方实力派惟有督促中央坚持自主立场，联合各方，开放民众组织，扩大武装抗战，而绝对谈不到反对中央。所以张、杨诸将军的主张，如果是真心抗敌而不涉私见，那么一定能为全国人民所赞助；如果只是以抗日为名，借图私利，那么一定为天下后世所唾弃。”并且要求“当局尊重全国的民意，和平解决陕事”；同时要求张、杨“立刻恢复蒋先生的自由，和中央剀切磋商，实行抗日大计”。［１５］（Ｐ１８０－１８２）
著名的东北籍爱国人士杜重远②是张学良十分敬重的朋友。当他得知西安事变消息后，感到“莫不痛心”，多方活动争取蒋早日获得自由。他先致电冯玉祥、孔祥熙，请他们“力持镇静，以营救委座为第一要着；倘蒋公发生不测，则今后中国纷乱局势无人可以收拾”。又致函杜月笙、黄炎培，称“绥东战事方酣，西安变乱忽起，抗敌前途受一巨创，凡属国人莫不痛心”，“望公等从各方面作此运动，今日之事不宜操之过急，各党各派均宜打破成见，共救危舟。倘能规划得法，进行顺利，则蒋公一出，团结之力反而坚固。”否则，“意见分歧，各执其是，龙无首，大局紊乱，中国不欲作西班牙之续者势不可得”。［１５］（Ｐ２０４）此外，一些妇女团体及学者也表明意见和态度。１６日，中国妇女爱国同盟会、南京市妇女会、南京市妇女文化促进会、妇女共鸣社、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妇女文化月
刊社等妇女团体通电全国一致讨伐张学良，并致电张，劝其迅速觉悟。［１６］同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吴贻芳博士演讲《国难中所得之教训》，认为“近时国内外对于领袖拥护之热烈与关切，是盖由于国内之统一，国是日新，国家之未来，渐趋于自力更生之途径。因之国际间之地位亦渐确立之故”。［１７］
综上所述，西安事变突发后，国内出现了劝告指责张学良的舆论浪潮，认为不管他主观意图如何，客
①该报由陈铭德、邓季惺创办，时为影响较大的民间报纸，政治上保持中立。
②“九一八”事变前，杜重远曾做过张学良的秘书。１９３５年７月，因《新生》周刊事件被捕入狱。１１月，张学良到上海秘密会晤杜重远，向他请教如何挽救东北军，杜提出东北军应在陕甘联合中共、杨虎城和盛世才共同抗日，才有出路，张学良受到很大启发。１９３６年９月，杜重远刑满出狱后，于１１月赴西安与张学良会见，更坚定其联共抗日的决心。
观上可能酿成大规模内战，从而使刚刚形成的统一局面毁于一旦，甚至引发日本的进一步入侵。
众所周知，事变前许多人对蒋介石的政策提出质问和批评，但张学良扣蒋于西安后，他们反而同情拥戴蒋，为什么会形成这种舆论？笔者认为这与当时中国的客观需要密切相关。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内忧外患，唤醒了国民的民族国家意识，认识到“国家的统一对于民族独立生存的需要”，希
中国气动网
望有一个强固统一的中央政府，负起救亡的责任，因此呼吁拥护支持南京政府。而且在１９３０年代中期，由于南京政府各项事业的顺利进展，其对日政策也渐趋强硬，从而使蒋介石在国统区中威信上扬。①即使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逐渐倾向民族主义的政治立场，肯定蒋介石执政以来所作的努力和成绩，甚至对蒋介石的专政独断也表示宽容。
１９３４年４月，张季鸾撰文指出：“和蒋先生在这六七年间，见过几面，都是匆匆的。不过我的印象和间接所闻，可信他是一个有毅力有热心的领袖，尤其自九一八以来，他这种艰苦支撑的精神，感动了一般军人，才形成目前统一粗成的局面。”［１８］同年１０月，胡适乐观地评论：“这二十三年中固然有许多不能满人意的现状，其中也有许多真正有价值的大进步。”［１９］１９３６年两广事变发生时，相当一部分知识精英明确表达了维护蒋介石统治与权威的立场。例如，傅斯年发表题为《我们需要统一》的文章，强调“我们需要统一。因为只有统一的力量，才能对外；而当国家民族的危机，尤需要国家统一的力量”。［２０］胡适在天津《大公报》发表星期论文《“亲者所痛，仇者所快”！》，坚决反对两广事变，要求政府明令讨伐，声言“抗敌救国的第一个条件是要在一个统一的政府之下造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国中无数往日反对国民党或反对南京政府的人，自从九一八之后，深知统一的必要，都不惜抛弃成见，捐除嫌隙，站在国家的立场来拥护政府。这是时势所要求，国难所命令，稍有常识的人都不能不如此做。”［２１］
几年来日本侵略的逼迫，耻辱的加重，使国民养成一种反内战、反分裂的普遍意识。在这种意识支配
下，国人厌恶任何消耗国力的举动，只希望国家和平统一，能集中全国的力量抗敌救亡。统一舆情压倒了一切，正如胡适所说，现在的中国“无论什么，没有比统一再要紧的。”［２２］１９３６年９月，两广问题和平解决后，国家走上了统一的道路。特别是国民政府对日态度逐渐强硬，绥远局部抗战初告胜利给予国民无限的兴奋和好感。在这种情况下，西安事变的突发，自然引起各方面强烈的反响，均认为是国家“极大的不幸”。［１５］（Ｐ１８０）王芸生在《三寄北方青年》一文中指出：“在西安事变中的众情绪是怎样的？这是天下共见的，众所表现的情绪是：对蒋委员长的关切，对张学良的愤怒，对国家的热爱。”人们担心如果蒋介石的安全发生问题，中国不但失去抗日的领导人，而且可能出现内乱局面。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西安事变反而提升了蒋介石的声望和地位。据亲赴西安的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观察：“最初的消息引起全中国的惊惶。如果向来不大有人信任南京政府的话，则这一次的确提高了蒋介石的声誉。近几个月来，甚至那些对蒋介石个人没有好感的人，也主张应促使他抗日。”［２３］（Ｐ１３）北大校长蒋梦麟在其所撰《西潮》中评论：“这时候，蒋委员长在人民间的声望隆极一时，因此许多军阀或为舆情所迫，或受其精神感召，不得不承认他的国家领袖地位。”［２４］（Ｐ１６５－１６６）
二、张学良的应变策略
张学良、杨虎城于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采取“兵谏”办法扣留蒋介石，并通电全国表示此举“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２５］（Ｐ１０５５）之后，张学良相信自己抗日反对内战的主张代表了全国民意，扣蒋之举是为民请命，必定得到各方的同情和响应。他很关注社会舆情，事变发动后，频繁发表宣言、电报、讲话等，这些言论中经常提到“民意”、“公论”、“众论”、“舆情”等词。
１２日，张学良在对时局宣言中宣称：“蒋委员长介公受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２５］（Ｐ１０５５－１０５６）同日，张学良分别致电孔祥熙、宋美龄及冯玉祥、程潜等，指责蒋介石“违反众论，一意孤行，举整个国家之人力财力，消耗于内战”，“对于抗日，只字不提，而对于青年救国运动，则摧残备至，
①参见李君：《张伯苓与蒋介石的不解之缘》，《民国春秋》２０００年第４期。
弟陈辞再再，置若罔闻！伏思中华民国，非一人之国家，万不忍以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故“为国家计，为民族计，不得不请介公暂留西安，以得觉悟”。［２５］（Ｐ１０５６－１０５９）１３日下午５时，张学良对原西北“剿匪”总部全体职员训话，批评蒋介石对内镇压爱国运动，强调“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
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它均非所计！”“至于全国民意，就是我们的主张，当然更绝对不能违背！”［２５］（Ｐ１０６６－１０６７）１４日晚８时，张学良在西安广播电台发表公开讲话，宣称：“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决非造成内乱。一切办法决诸公论，只要合乎抗日救亡的主张，个人生命，在所不计。若有不顾舆情、不纳忠言，一味肆行强力压迫者，即是全国之公敌，我们为保有国家民族一线生机打算，不能不誓死周旋，绝不屈服于暴力之下。”“我们也曾用过种种的方法，请求蒋委员长即刻领导起来抗日，不要摧残民气，他始终不听，我们才不得已而行权，我们的心地是绝对纯洁，我们的方法是绝对正当，如有反对者，必为全国民众所唾弃，结果必归失败的。”［２５］（Ｐ１０７０）当然，张学良也密切关注各方对西安事变的反应。但出乎他意料的是，全国各方面几乎一致对蒋介石表示称颂和同情，要求恢复蒋的自由，反而指责他破坏国家的统一，减少抗战力量。甚至一向对蒋介石不满的各地方实力派也无人附和他的行动，纷纷表态拥护中央决策，规劝他悬崖勒马，迅即送蒋返京。而在国际方面，苏、英、美、法、德、意等国的舆论，对蒋介石被扣均表示遗憾与同情，希望蒋介石早日恢复自由。随着对国内外舆论的了解，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对蒋介石的处置方式也发生了重大改变，不再绝对拥护事变，而是以第三者的立场在南京与西安间进行调解，争取和平解决事变。这样一来，张学良在政治上陷入了孤立的局面。而且，１２月１６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讨伐令，内战危机一触即发。
面对各方舆论的指责和国民政府军队的咄咄逼人，张学良采取了灵活的应变策略：一方面坚信自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是正确的，一再声明自己动机纯洁，决无伤害蒋介石之意和争权夺利的野心，目的在于达到团结御侮抗日救国的要求；另一方面承诺只要蒋介石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领导全国抗战，就一定护送他回京。
对１４日北平各大学校长蒋梦麟、梅贻琦等的批评电，１７日，张学良回电表示“介公系国家安危，诚如尊论。良敢确保介公之安全。文日不得已之举，惟望介公一转念间使国家民族不由此而斩，果得介公俯顺舆情，立时积极抗日，则束身归罪，绝所甘心。”［２５］（Ｐ１０８７）这是张学良对于国内舆论批评的最初回应。
因１６日伦敦《泰晤士报》曾指责西安事变有助于日本，１９日，张学良致电伦敦《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弗拉塞，诚恳地说：“《泰晤士报》用以谴责我扣留委员长的谩骂的然而不正确的评论，已经拜读过了。我知道世界各地将涌起同样的谴责，因为大家不了解当时逼迫我扣留委员长的处境，不了解我此种举动的真实原因”，“事实并不是如《泰晤士报》所攻击的一样，我没有‘个人的野心’，没有‘争取较好条件的希望’，迫使我扣留委员长的，不是任何私人的动机。这事情的动机很简单，就是要我们的政府明确地改正现行的国策。”［２５］（Ｐ１０９２－１０９３）
针对１７日代理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关于国内外舆情的电报，①１９日，张学良回电称：“抗日实现以外，
别无所求，更无金钱与地盘思想”，“中央对弟主张如无办法，势难送介公返京”，“如中央必欲造成内战，弟等亦惟有起而自卫，谁负其责，自有公论也。”［２５］（Ｐ１０９７）同日，张学良致电蒋鼎文，说明事变“纯为爱国家，爱介公……抗日主张如不能实现，难送委座返京”，并警告何应钦等主战派：“须知弟等发动此种惊人大事，岂能视同儿戏！一条生命，早已置诸度外。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力量计，绝不惮起与周旋。谁造内乱，谁误国家，自有天下后世之公论也。”［２５］（Ｐ１０９６）２０日，张、杨联合发表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士书，
①《孔祥熙致张学良之洽电》（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７日），《张学良文集》（第２辑），第１０９９页。电报主要内容如下：“陕变起后，全国各地公私法团、全军袍泽，无不愤慨。昨日全国报界宣言，尤足表示各地舆情。尊论要求一致云云，可谓适得其反。且欧美各国舆论，无不一致斥责。英文《泰晤士报》，想兄处当经阅悉。日前苏俄舆论，亦称陕变以反日运动为投机，实际为敌作伥。可见无论中外，对兄此举，皆持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