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蔡元培时期北京大学校园文化的建设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致力于扭转北京大学学风，提倡学术需在自由氛围中发展，追求教育平等、教育独立，努力健全国民人格并注重人的个性发展。蔡元培对北大学生的课外生活也十分注重，营造学生服务人民、关注社会的文化氛围，最大限度为学校社团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帮助和支持。而其中的一些社团的活动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是五四运动的不可或缺的力量。由此当时的北京大学校园文化充满活力与自由的气息，为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差生转化案例
一、学术文化的建设
蔡元培是中国知识界的卓越前躯。他的学术观，不仅有着深厚的哲学底蕴，对当时的北京大学的学风建设、教师文化建设作出了尝试，表明了他人格觉醒的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在他所领导的对北京大学的改造和办理中，形成了以学术研究为内核的大学理念。这种理念，对于当代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和学术研究的深化，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教师幸福感调查
（一）蔡元培时期北大的学风建设
蔡元培先生作为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在入长北大之后,在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原则的指导下,对北大当时的贪腐厌学之风进行了相应的改革,采取了一系列推进北大学风转变的措施,启了北大“学术”与“自由”的先河,其对于北大学风的成功扭转可说是“闻名中外”。
爱的流刑地1.蔡元培入长前的北大学风
北京大学的前身为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由于清末遗风留存,积习颇深,蔡元培出任校长前的北大一派贪腐之气,学生求学多为做官致富,且很多学生本身便是“”,课余生活就是打麻将、吃花酒,更有甚者则是晚饭后便坐洋车奔往“八大胡同”,当时的妓院最好的主顾被称为“两院一堂”,两院指的是参议院、众议院,“一堂”则指的是京师大学堂。由此可知,蔡元培入长北大以前的北大学风甚是糟糕,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来加以概括:
（1）入学宗旨:做官致富吡啶甲酸
1917年蔡元培出任校长时的北大,虽经严复的改革与整顿,稍有好转,但是根本性质未变,沿袭了清末遗风,贪腐之气严重,学生多为“老爷”,学生入学的目标就是做官或致富,因此法科与商
科为学生所热衷,学习目标则带有严重的错误定位,缺乏为学术研究而学的目标。蔡元培先生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里明确指出:“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深浅,惟问其官阶之大小”。除了蔡先生的演说提及当时北大学生求学之目的外,1914年进入北京大学读书的冯友兰也曾这样描述:“我进北大时候……大部分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们,都还认为上北京大学就是要得到一个‘进士出身’,为将来做官的正途。当时的北大学生都想着,来上学是为了混一个资格为将来做官做准备。北大无形中是一个官僚养成所。”从蔡元培的就职演说与当时北大学生冯友兰的描述可知,当时的北大学生,进入北大学习的目标不是为获取知识,不是为研究学术,更不是为服务社会,而是为做官致富,此番求学之宗旨必将是影响北大学风的根本性因素之一。 （2）学习方法:抄背讲义
求学之宗旨的不端正,必然影响学习方法的科学性,蔡元培出任校长之前的北大学生既是为做官致富而入学,方法也必定不科学。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曾说:学生“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非法侵入(01)
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療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学生平日里不钻研学术,甚至将书本束之高阁,只有期末考试时等待教员划定期末测验之重点,只望在考试中拿到高分。硬记教员讲义成为了当时北大学生学习之主要方法,此番求学习之方法也必然影响北大良好学风的养成。
（3）学习兴趣:兴味索然
学生的学习兴趣很大程度上受到求学之宗旨的影响,求学如若是为自身知识的增长与浑厚,学生自然刻苦学习之;如若是为中华之崛起,则学生更加勤学苦钻。鉴于当时北大学生学习只是敷衍了事,为了一纸文凭,那么学习之兴趣必是索然。蔡先生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提到:“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此外,于1913年考入北大的学生顾颜刚也曾把北大比喻成衙门,缺乏学术气氛,有的教师也只为做官,有的教师本来就是官员,许多学生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大多有钱的学生对读书毫无兴趣,平日里打麻将、捧名角儿等,这样的描述凸显了当时学生们对于大学里学问之研究兴味索然,只为一纸文凭,这终究是于良好学风养成有碍的。
2.蔡元培北大学风管理的举措
（1）学习目标的引导:革新学生求学之宗旨
在1917年至1927年的十年间,蔡元培掌管校务时,多次在公开场合的演说、谈话里向学生强调求学之宗旨的重要性。此种反复在公开场合宣扬正大的求学宗旨的学风管理的举措实为一种“熏陶法”,尤其在北大开学典礼上,蔡先生对于大学者,须为研究学问而来。在1917年、1918年、1919年、1920年四年中每一年北大的学礼上蔡元培先生都宣扬了学生须抱定求学之宗旨,并将宗旨与大学研究高深学问之性质相联系,即通过反复宣扬求学是为研究学术之宗旨以达到革新北大学生学习目标的目的。蔡先生坚持反复宣扬求学宗旨的做法是蔡先生北大学风管理的独到之处。综观现在大学的开学典礼,大学校长坚持强调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之地的次数真的有待估量,能做到每逢公开场合与学生、教师接触时强调大学之性质更是少之又少,相反地、大学的就业率更加成为大学校长的关注点,而非学问研究本身。
（2）学习方法的改良:改良讲义,破专己守残
蔡元培出任校长以前,北大学生学习之方法多为依赖讲义,平日将书本束之高阁,期末如遇好
一点的教员,则可得到教员所划考试范围,即现今大学里普遍存在的“划重点”现象,此做法对于学生的学问探究毫无益处;教员不予划定范围的,学生多在考前突击,死记讲义。蔡元培先生为改良学生学习之方法,提出了核心的措施一一改良讲义。讲义是学生平日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学生看的最多的学习内容,因此,改良讲义将对学生的整个学习方法产生关键性的影响,也由此,改良讲义成为了蔡先生改良学生学习方法之核心。
破专己守残是蔡元培先生用以指学生对于学习内容,即知识本身守一家之言或是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此法是为养成学生研究学问之品格,学生要广泛涉猎以拓展自身的知识深广度,这也是对学生学习方法误区之矫正。此方法之管理举措在蔡元培先生撰写的《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提及:“……吾校必发行〈月刊〉者,有三要点焉。……二曰破学生专己守残之陋见。吾国学子,承举子、文人之旧习,……大多数或以学校为科举,但能教室听讲,年考及格,有取得毕业证书之资格,则他无所求;或以学校为书院,媛媛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对于此举措,实为蔡元培先生要求学生要拓展自身的知识面,鼓励孛生涉猎要广泛,他指出,对于学习自然科学者不能局守一门,不愿意涉猎哲学,实则,哲学是科学之归宿;学习哲学的不能只觉得古书有用,而不耐烦科学实验,因为哲学的基础实为科学。这为蔡先生对于学生学习方法之提点,要求学生破专己守残,拓展自己的涉猎范围。
（3）学习兴趣的增强:提起学生学习之兴会
教员对于学生学习之兴趣影响颇深,如若教员所讲枯燥无味,学生自然课上或是瞌睡、或是看闲书,对于教员所讲毫无兴会;又或是教员自身毫无专研学问之旨趣,学问不过关,其教学更加提不起学生学习之兴会,于是蔡元培先生在入长北大不久便广聘教员。对于此点,蔡元培先生在复吴稚晖函里提到:大约大学之所以不满人意,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就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伤学风。对于延聘教员一事,蔡元培先生可说是费尽心思。1917年1月陈独秀为蔡元培致函胡适,力邀胡来北大任教,9月胡适至北京,任北大教授,9月12日蔡元培在六味斋为他设宴接风。1917年,力劝当时只有24岁的梁激漠到北大讲授印度哲学课程,梁漱溟自觉不能胜任,蔡元培劝其一同与其爱好哲学之朋友于北大共同研究,一起確商,才使梁答应下来。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广络人才,文科领域聘请了胡适、李大到、鲁迅等,理科聘请了李四光、陈世璋等。相较于不学无术又于学问研究毫无兴趣的教员,自身学术功底深厚且平日爱探究学问之教员必然更能感染学生、更能提起学生学术研究之兴趣。
除了广泛延聘各类人才来校任教以提起学生学习之兴会外,另外,蔡元培认为名人之演说对于提起学生研究的兴趣也颇为重要,所以聘请了杜威等人前来讲演。蔡元培认为:这种世界著名学者的著作,我们固然可以阅览,但亲听了他讲演之后,更可引起研究的兴趣。在广聘教员与国外内著名学者来校讲学的同时,蔡元培先生还为提起学生学习之兴会而想尽办法为北大添置图书。早在其就职演说之中就已提到: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够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为添置图书以增加学生学习之兴趣,蔡先生之后赴法、美、英、荷等各国考察时,都会想办法募点捐款。1920年10月20日蔡先生在北京大学话别会演说词中对于添置图书,改良图书馆如此道:“本校图书馆甚不完全。……经费不够,政府不能应给,只好向各方面募捐。华侨方面,时常有信来,要我到南洋去,并且他们也有好些子弟到此地来旁听的。所以我想在回来时,一到英属、荷属……各处去看看,顺便募点回来”。
（4）学习氛围的营造:创刊立团设研究所
蔡元培对北大的学风管理举措,可说是“环环相扣”,不探究则以其举措相互都毫无关系,实际其学风管理是系统性的管理,首先,端正学生的学习宗旨;其次是改良学习之方法;然后是学习兴趣的增强,当然,学习兴趣的增强是针对学生个体而言的,增强了单个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远不
够,要扭转当时整个北大的学风,在提高单个学生学习兴趣的基础上营造整个北大的学习氛围则显得更为重要。学习兴趣的提高是单个学生的,学习氛围的是整个北大的,而为在北大营造良好及浓厚的学习氛围,蔡元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可概括为创刊立团设研究所。
1917年11月《北京大学日刊》创立,蔡元培后于1918年11月1日的《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提到《日刊》,他认为自《日刊》以来,全校同人始有联络感情、交换意见之机关,并指出《日刊》篇幅无多,多报道本校之事,不能载长篇学说,所以计划创立《月刊》,以方便载出更多的学说,以供大家学术交流之用,为全校师生的学术探究提供平台。对于学术刊物可以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蔡先生在1920年10月中旬在《法政学报》的发刊词里也有所表示:“如今有了学报,学生必要发布议论,断不能抄讲义,必要于人人所知的讲义以外求新材料,就不能不研究学理了”。有了发表意见及交流的平台,学生更加能自由地表达自身之思索,北大的学术氛围也才会有“生机勃勃”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