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在国民党“反共复国”的政治口号和“反共文学”、“战斗文学”的文艺政策下，女作家及其文学总是在国族大叙述的洪涛大浪中，被贬为 “闺秀文学”、“主妇文学”，然而实际上，该时期女性作家正是经由“私领域”的琐碎书写，在男性家国大叙述的时代背景下，建构了自我性别意识和主体意识，开拓了女性文学的一片天空。她们的作品一定程度上突围了家国政治下传统温婉女性的定位，并解构了该时期男性笔下的家国图景，具有鲜明的女性性别意识和主体自觉意识，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女性主义文学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家国叙述；性别意识；女性文学；台湾五六十年代
马华作家林幸谦在《历史、女性与性别政治》文中指出“一切的文本都具有性别”［1］，台湾学者梅家玲更认为：“小说中性别意识的体现，向来与文学传统、社会现况及政治大环境息息相关；如何以性别研究的视角，去解读小说，想象文学世界，更是多重文化机制交错互动下的政治实践。”［2］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在国民党的文艺体制之下，文学成为“反共复国”的工具，反共文学、怀乡文学、战斗文学盛行。在这种男性家国大叙述的时代背景下，女性作家以“私领域”的琐碎书写，建构自己的性别意识和主体意识。在台湾五六十年代颠簸动荡的岁月里，向来被视为“小叙述”的性别，是如何回应家国大叙述的强势掌控？它是同仇敌忾、迎合官方的家国想象，还是以女性的琐碎叙述质疑和解构男性笔下的家国图景？本文将对此加以分析。
一、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男性家国观念下的女性角定位
在两性关系上，中国传统向来以男性为中心，以男主女从、男外女内为依据。在台湾五六十年代文学史上，历经五十年的日本殖民、大陆败退，台湾政局风雨飘摇，在建构正统的家国秩序的过程中，自然同时继承了男主女从、父子相继式的男性性别建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文学形成以男性为中心的叙述模式，即使以女性为主要描写对象，也往往扮演着为国牺牲奉献的地母形象。
台湾五十年代，由于国民党政府所建构的“反共复国”的战时体制将女性纳入动员架构中，要求女性走出厨房，以尽国民义务，报效国家，将权利与义务的概念传递给台湾女性，主
民事诉讼法学
张权利义务是对等的，在获得国民应有的平等权利之后，应该为国家为民族尽义务。蒋介石曾在台湾妇联会成立周年纪念大会上提到：“妇女占全国同胞的半数，我们要救国，必须男女同胞共同一致，努力奋斗，才可达到成功。这是全国国民共同的责任，如果妇女放弃这一个责任，那我们救国的力量，无形中就要减少一半。”①强调妇女既然为国民之一分子，其责任与义务应当与男子同等重要。由此，国民党通过妇工会、妇联会、台湾妇女写作协会等团体将向来属于“私领域”的女性成功纳入“公领域”的战时体制。其中的粘合剂就是 “国家民族主义”。国民党正是通过“民族主义”将位于私领域的女性和公领域的国家进行连接。
在台湾当局的官方论述下，女人不仅是“陶铸国民性与民族精神的大匠、建筑国家民族精神长城的工程师”［3］，更被要求以“母亲”的角为国家牺牲奉献，蒋介石就呼吁妇女在非常时期“要把贤妻良母的家族爱扩充为民族爱，把家庭爱扩充为国家爱，要母如岳母，妻如韩妻，教子为民族尽孝，劝夫为国家尽忠”［4］155。
五六十年代国民党在台的妇女政策，一方面将女性拉入家国的范畴之内，为台湾女性进入社会文化等公领域提供了社会条件，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女性性别意识的崛起；而另一方面，
官方女性论述又以国家民族的大论述窄化妇女的需求，在这种大中国男性沙文主义下，台湾妇女被塑造成具有中国传统妇德的形象，不但使得台湾女人生活在传统妇德的规范下，影响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更使五十年代的台湾妇女失去原本的图像，所呈现的是被建构出的“传统的女性”。在国民党党国建构策略之下，中国传统妇德大抵离不开“仁厚慈爱、性情温柔、负责有恒、刻苦耐劳、节俭朴实、坚忍苦干、牺牲奉献”。所以该时期实际上是只讲“男女平等不谈主体性别意识”的时期。
在这种男性家国体制下，五六十年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多被塑造成伟大的传统母亲，尤其是在男性作家的笔下，然而男女之间进行的性别战争，在任何时期都存在。只不过在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两性体系中，女性一直是被压抑的、缄默的存在。在五六十年代那个乱离的战斗年代，在家国叙述的主流论述中，女性借助时代赋予的契机，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在她们笔下，无论是关乎“国”的书写，还是有关“家”的叙述，都带有明显的性别自觉。她们在父权和女权之间寻求自我主体定位，建构着作为女性主体的性别意识。
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女作家性别意识的建构
李谷一五十年演唱会 战后台湾国民党的妇女政策，使台湾五十年代的女性多承奉传统的女性角定位。表现在
文学创作上，五十年代女作家笔下的女性一般都是保守的，旧式的，受传统婚姻观念制约且充满着男尊女卑意识的。陈芳明更认为，台湾文学中女性作家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得晚到六十年代之后，五十年代则全都为母性书写：五十年代女性作家的书写大多呈现了母性的倾向……她们笔下的母亲形象，基本上是怀乡、祖国、家族、苦难的隐喻……具体而言，五十年代女性作家所塑造的母性，可能是出自她们自主性的思考。然而，在大环境文化的影响之下，她们作品中的母性，在一定程度上还是配合男性美学的要求。［4］155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12月第28卷第6期王勋鸿：性别意识与家国观念对于五六十年代的女性书写，陈芳明等论者只看到了五十年代女性文学同“五四”的渊源，注意到了该时期女性文本体现的传统女性意识，看到了这些女性作家作品中充溢着坚毅隐忍、含辛茹苦的传统女性形象及其母职书写，看到了这些女作家笔下多将女性的苦难归咎于父权社会。然而，论者却极少关注这些从“五四”走来的女作家所蕴涵的强烈的性别意识和女性自觉。正如任一鸣在《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衍进》中说：“如果说‘五四’文学表达了对妇女悲苦命运的吶喊与抗争，那么，五十年代台湾女性文学则对不幸的女性命运洒下了一掬同情的眼泪，其所蕴含的传统女性意识是非常明显的。”［5］ 实际上，透过五十年代女作家的文本，人们看到的是该时期女性作家及其文本中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凸显，借用
超级解霸怎么用夏祖丽的话：“重阅台湾五十年代的女作家像潘人木、琦君、孟瑶、林海音等人的作品，都有强烈的女性自觉，透过小说为女性说话，许多七八十年代或近代的女作家的女性自觉意识反而不如她们呢！”［6］197
应该说，台湾五十年代女性作家自“在渡海的途中已把闺怨淹没在海涛中”［7］6的那一刻起，也就在根本上赓续了“五四”女性主体的精神旨趣。她们的笔下固然还是爱恋情迷，固然还是“庭院深深”，但1950年孟瑶的《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吗？》一文直逼父权社会的虚伪和残暴，展露出了新女性的精神理性：“是的，家给了我一切，但，使我不愿意的是，她同时也摘走了我的希望和梦。我没有看见家， 我所看见的只是粗壮无比的锁链，无情地束缚了我的四肢和脑；我没有看见孩子，我所看见的只是可怕的蛇蝎，贪佞地想吞掉我的一切。我想逃出这个窒息的屋子，伸出头去，呼吸一些自由新鲜的空气。”［8］显而易见，文章在女性主权的抗争与凸显女性意识的议题上，在当时可谓是执牛耳者，由此引发了关于女性议题的大讨论。于是，她也获得包括林海音、钟梅音、谢冰莹、艾雯、琦君等“同性者”们广泛的认同和声援。钟梅音《答默冰先生》一文，以女性主义的口吻质疑男女移位后的结果，来批判男性将自己不肖行径归于女性的做法。由此可知，女性作家关注女性议题对女性书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婚姻家庭两性定位与战争、职场女性的矛盾与抉
择、女子摆脱被男性边缘化的战斗及游走于现实感情生活的寄托等等，都是这批女作家所关心的焦点。恰如林海音回忆中央日报《妇女与家庭》周刊风格时说：“刊的多是生活散文小说，妇女问题论著，极少数是有关炒菜、洗窗、补袜子之类的。”［9］女作家们正是通过女性的自觉和发声，为女性主体寻求再定位。
五六十年代从“五四”走来、历经“五四”精神洗礼的迁台女作家们，延续“五四”女性自觉的“逆女”典型，在离开（有别于“五四”，本次 “离乡”是战乱）中国大陆之后，旅迁到台湾，这一段旅程走出了娜拉式的困境，女性出走之后在台湾到了“出路”，在台湾这个新的空间，她们以伍尔芙“不假须眉”的肯定，以“琐屑化私情化”、“小叙述”的叙事方式作为书写策略，突围当时的台湾社会环境给予女性的禁制和定位。在小说文本中透过婚姻和爱情的描写阐发性别的困惑，由书写来阐述两千年来中国女性的物化现象与附属性格，为建构自己的主体而抗争，因而有了极强的性别意识。
金山毒霸2006
尽管女性从“五四”时期就为建构自己的主体性而抗争，为了逃脱家国社会与父权文化的双重压迫而“离家出走”，在不断的地域位移中，去除性别疆界，以主动的姿势重塑自我认知，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五四”女性文学所探讨和批判的焦点是封建宗法思想与制度的不
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仁，鲜少探讨两性之间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关系。战后台湾的妇女政策使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但实际上，浓厚的家国意识还是使女性处于父权的禁锢之中，“妇女不是现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主体，国家解放了妇女，然而也替代了父亲的位置，对妇女乃至所有的人行使父亲和家长的职能”［10］。然而，分析台湾第一代迁台女作家们的文本，不难从中发现处在男权、父权体制下女性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建构。女作家们大量书写传统礼教下女性成长的苦闷和婚姻秩序中的女性困境，这种书写在“反共复国”的年代里偏离了以男性为主的中心论述，便于阐发阳性象征秩序下被边缘化、被缄默化和压抑的女性特质。
五六十年代，特殊的社会现实和漂泊的人生经验，使“家”、“国”有着非同寻常的丰富内涵，成为迁台作家书写的主体和叙述的灵魂。“反共”之恨，怀乡之情，家国之叹，正邪不两立的家国意识，成为当时文学书写的主流。然而，对于同样历经烽火流离、国破家亡的女作家而言，由于不同的性别身份，却开掘出了不同于男性的家国视景。 1982年诺贝尔医学奖
男性的家国、祖国之思，源自于怀乡。在意识形态上，此种“乡土想象”是一种投射，隐射对失落土地的渴望与重新掌控的欲望。旧中国的父权体制之下女性仍然被礼教所桎梏，男尊女卑、三从四德依然是天经地义。在中国固有传统文化中，女性一直被塑造成“温顺”、“
乖巧”、“服从”的形象，而在意识形态上，女性也不自觉地完成中国伦理纲常被期望的“女性”型态。在此种父权体制宰制的前提下，女性面临家国流离的悲痛时，在“故国”与台湾都是痛的抉择间已经悄然选择了重新开始。她们凭借初迁来台时的政治真空期，取得与男性较均等的立足点。就她们的体验和经验而言，漂泊流离之苦却伴有隐隐的喜悦，台湾这临时落脚之地，却成为她们再出发的起点。失国之痛，复国之期，对她们而言绝没有男性失去故国那样的切肤之痛，也没有男性为重新回那份在故国的荣耀那么期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