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 慧
内容摘要 对于围城主题意蕴的认识，学术界至今仍有很大分歧。本人认为《围城》不仅揭示了人类婚姻中的围城状态，主人公方鸿渐事业，命运的围城状态，而且在哲学的基础上俯视人生，分析了人生的某种不可抗拒的规律。她在客观的描写人物活动的环境时，亦呈现了一种腐朽，没落的社会画面，揭示了人这个社会的必然灭亡。因此，围城主题意蕴丰富，深刻，有着社会的广度，历史的深度和哲学的高度。 淫诗关键词 片面 全面 社会 历史 哲学
正文：
关于《围城》的主题从《围城》问世以来，学者们评论它时，总是各说其是，有人说它是：“男女间爱情之神的围困与逃脱。（李健吾《且华新篇。重读围成>>，《文艺报》１９８１年３期》 有人认为它是“当代青年的人生之路，人民的命运乃至整个社会都如‘围成’，冲出了这个‘城’，又陷进了那个‘坑’，身在这个‘城’，有向往那个‘城’（胡范铸《试论钱钟书〈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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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语言艺术特》，《华东师大学报》１９８２年第４期）。还有人认为：.“作者把‘围城’来象征世间万事，人生处境。因而使小说包裹着更为深远的意蕴。”“‘围城’这个命题实质上揭示了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的距离，那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距离存在，希望的胡萝卜转而变成现实无情的大棒的日常现象。在此形而上学的‘围城’说带着哲理的意味，是人生途中疲倦的跋涉者的醒悟。”（王伟《略谈〈围成〉的主题意蕴》，《艺谭》１９８６年４期）也有人认为，“按作者的创作动机，《围城》是要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人物’，反映以方鸿渐为首的新儒林德‘类’生活，‘类’本质是作者的基本意向“。（李频《从“围城”的符号意义看 围城 的主题思想》，《河南大学学报》１９８８年５期）各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都能在作品中出事实来加以证明。然而各种观点都有其片面和不足之处。作为文学作品的主题不是主题假设一个观点，再从作品中出例证来加以证明，也不是作品中部分生活所总结概括出来的。而是作品中所描绘的社会生活所呈现出来的总的思想倾向。以先生认为作品的主题，“是通过作品中描绘的社会生活所表现出来的中心思想。”（《文学的基本原理（修订版）》）也就是说只有从作品中描募得全部社会生活中分析提炼出通过这些事件，人物表达出来的肯定和否定，赞扬和责难，或者作者的某种主观感受。只有这样才能求索出来作品的主旨。也只有这样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如果我们从作品描绘的部分社会生活出发而得出结论就难免流于片面，充其量不过时作品主题思想的一部分，是不全面的。前面所述的观点都只能知算作品主题意蕴的一部分，决不是作品主题意蕴的全部。专题学习网站
知识就是力量论文我们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作品的起名，不像数学上的A、B的代号，它都和作者想告诉读者的作品思想主旨有着某种启示，是引导读者探求作品思想主旨的“指示灯”。无疑，《围城》的题耐人寻味。“围成”是什么？小说中通过人物的口，说过以下很有意思的话：英国哲学家罗素曾经引一句英国古语，“结婚就像金漆的鸟笼，笼外的鸟想进去，笼内的鸟想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褚慎明）“法国也有这么一句格言，不过不是说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冲出来。”（苏文纨）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话阐明了婚姻的运动规律，结婚前后的主体思想联系的话，那么法国的格言要模糊得多。但我们就此断定《围城》的主题只是写爱情的“围困与逃脱”，就不免有点隔靴搔痒。我们还是来具体的看看作品。
小说的情节很简单：写一个游学几国的游学生方鸿渐。在回国的船上空虚、无聊恰又邂逅了香港的鲍小，一个放荡不羁守不住寂寞的女性。两个人打得火热，但主人公方鸿渐遭
到了始乱终弃的命运。船到香港后，一切化为乌有，他感到不是爱情的挫折，简直是被玩弄。到了上海以后无聊中和船上相遇的国内大学同学，留法文学博士，官宦千金苏文纨回复了交往，而由她介绍认识了她的表妹唐晓芙，一个很甜美，纯真的少女。虽然他暗中追求后者，却没有勇气和苏小分手。而苏小朝夕期待着他向自己表白，求婚。待他最后摊牌，时已太迟，盛怒的苏小恶意向表妹说方鸿渐是个骗子和恶棍。当方去看唐晓芙时，唐还以为苏文纨的恶意攻击而生方的气。他默默地听着唐的责骂和讥讽没有辩白，唐在他离去以后立即后悔，设法补救过失，但被一连串的巧合误会所播弄，二人都很伤心，终究分手了。在爱情问题上，方鸿渐又一次失败了。爱的人追求不到，追求自己的人自己不爱。婚姻的失败使他伤心已极，怀着昨日的创伤和朋友一道到内地教书。在事业上不顺利不打算结婚的情况下，糊里糊涂地和同校助教还算合得来的孙小（孙柔嘉）结了婚。婚后觉得自己娶的好像不是这个人，新家和旧家之间的矛盾激化了他们之间的冲突，从口角到动手打了一场。就这样不离而散，丢下了昨日的失望，怀着对明天莫名其妙的希望，主人公又到内地……小说就这样结尾了。小说形象的描绘了人们婚姻生活中的这种“围城”状态，没有结婚的想结婚，结了婚的又想离。从这些情节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围城》是一部爱情小说呢？如果是这样，就不免很皮相，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其
实，小说的内容不仅仅是这些，它包涵了更为丰富而深刻的内容。我们不妨再看看作品的描述。
一个留学生怀着满腔的热情本想有所作为，但乘船回到上海，一踏上死气沉沉、乌烟瘴气的上海，便产生了对希望的疑惧。求职不成，低就于挂名岳父的“点金银行”。在上海混了一段时间以后，爱情遭挫，和家庭疏远，只得从上海到内地一一偏僻的三闾大学任教。希望有落空了，学校远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从校长到系主任，从教授到助教，无一不在欺骗中度生活。一学期后，他被解聘了，连数也教不成。事业后，怀着对明天的希望，带着未婚妻到了上海。在上海没有靠山，求职困难，妻子靠姑母到了清闲且薪水丰厚的工作。各种矛盾激化了，他与本来就不很满意的妻子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搞得众叛亲离，准确地说，认识了众人的真面目。失去了家人和妻子的情感依托，不离而散的妻子分手，到内地去了……河北体育学院学报.亦完未完，余音袅袅，茫茫的希望之光诱引着方鸿渐前行不止，不知是何时也许到永远也难以心满意足，至死不休。
他是精神生活的“流浪汉”，像钟摆一样总是在希望和失望之间两极运动，虚度岁月，出没于人生的一个又一个“围城”之中。每一次从理想的峰巅跌入现实失望的谷底，情性又使不
得绝的希望爬上另一个更高层次的巅峰，泵波追求，但像提灯捉影，亮到影去，永远不到理想的乐土。精神的寄托“理想中的王国”：家庭、职业、恋爱，全部是幻影，一个个剥去装饰，露出令人十万的真面目。《围城》不只是写象征方鸿渐一个人在命运之神手中左冲右突毫无结果的“围城”状态，而是作者借主人公方鸿渐之口说出的“我记得那一次褚慎明还是苏小将的什么‘围城’，我进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围城》）它象征着人间万事，人生处境，揭示了理想和现实这间不可缩短的距离。“理想不仅是个影子而且也是个讽刺。”（晨光文学丛书：《围城·序》）人类确有这种“围城”心理，这种现象的内在起因基于人类的一种普遍心理，即人的精神欲求的无限性及其背面一一难忍孤独的弱点。正因为如此，才使人们乐此不倦地在“围城”中进进出出。叔本华悲观主义人生观从理论上也阐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人是有欲望的，欲望的本质是不满足或匮乏感，其本质就是痛苦，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产生痛苦，得到满足就感到无聊、疲惫，欲海难填，旧欲望满足后积极长生新欲望，那新的空虚，缺乏，疲惫，新的痛苦。”（《现代资本主义哲学》叔本华章）因此说：“生命整个儿地根本就是痛苦，它是和痛苦不可分的。每一部生命史就是痛苦史。”（《现代资本主义哲学选辑》13页）王依民认为：“人类的围城状态主要由于人们不断追求和对追求到的成功随之而来的不蛮子和厌烦两者之间的矛盾
和转换。其间交织着希望和失望，还礼和痛苦，执着与动摇——这一切构成了人间万事。”（《读书》1986年3期《读<写在人生边上>》）。
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不仅仅是写爱情，也不仅仅是象征着单个人悲剧的心理历程；它象征人间万事，已经上升到形而上学的哲学高度，俯视人生。作家用来形象地分析整个人类社会的“围城”状态，人的生命的“围城”状态。在《围城》里，虚荣满街在跑，如苍蝇灰尘，飞粘在每一个人身上，买的方鸿渐，伪造剧作家签名赠书的范小等等，又如三闾大学教授们谈起往日的荣光无不得意地长叹，汪处厚挂念在南京的房产，陆子潇说在抗战前有三个女人抢着嫁他，李梅亭在上海闸北“补筑”了一所洋房，方鸿渐也把沦陷区的故宅夸大了几倍，所以日本人能烧杀抢掠虚荣心里的空中楼阁的房子，乌托邦的产业和单相思的姻缘。无独有偶，当方鸿渐夫妇搬入新居时，妯娌俩联袂名为道喜，实为“侦查”时，都向孙柔嘉虚报当年的嫁妆，一个说家俱堆满了新房，一个说衣服多得穿不完。这里形成很有意味的对称结构，一是喝过洋墨水的大学教授，一是不通文墨的粗俗妇人，高雅与粗俗相距甚远，但在虚荣心上具有惊人的一致。我认为钱钟书是刻意设置这种对称结构，他要通过虚荣心这一普遍的人性弱点来描写来揭示人性的颓败，自然而然由男及女，由上层到下层，由有知到无知。所以读过《围城》的人都说，钱钟书是对人类虚荣心有高
度兴趣的作家。他对人性弱质的高度兴趣促使他严肃地思考现代文明与人类颓败的关系；促使他深入体察辗转于现代文明重压下的人性困境。当我们对钱钟书的忧患意识大致作了勾勒之后，就会发现他对文化，人生，人性的文学思考是那么真挚和警拔，它再也不是那种有感伤彩的哀怨掩抑，悲慨兴怀，而是一种以人类学哲学为本体的现代忧患意识。这一点，钱钟书与鲁迅又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旧体诗中所流露出的传统忧患意识要比小说散文中浓烈得多。钱钟书的小说散文的调以幽冷著称，情感浓度变化起伏不定，在遣怀，警世的不同文体选择中，他的小说散文中倒是少有传统忧患意识，更多的是深广的现代忧患意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和钱钟书在起点和终点上都鲜明地代表了中国传统忧患意识的现代心理转型。但是随着中国社会变革日趋激促和民族危难的日益深重，那种“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雄沉浑浩的忧患意识又以千汇万状之势扑卷而来，这是历史的必然，在民生如芥，民族忍辱的时代，“大雅”初寂未定，哀怨又起骚人。在此再也没有可能对人生人类做哲学思考了，正如有学者所云：“充满苦难的中国社会，难以出一间浮士德式的书斋，供知识者作哲学沉思了”。但是，作为大学教授的钱钟书是个罕见的例外，他拥有相对宁静的书斋生涯，本人又是学贯中西有着很好哲学思维的学者型作家。这样，开始呈不断弱化之势的现代忧患意识在钱钟书创作中出现一次复归和反弹。在对生命存在
的文化哲学反思上，鲁迅和钱钟书都以坚劲的否定性力量透视以恶为形式的人性弱质，但侧重有所不同，鲁迅着眼于它的阶级性和族类性，而钱钟书则究心于它的人类性。如果说鲁迅是一个坚强的斗士，荷戟于人生深处呐喊以醒世，那么钱钟书是一睿智之学者，执卷于人生边上欣然独笑以醒世。一个说是“把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一个说是媚俗卖笑。这是真正觉醒者的冷笑，冷峻和尖刻，挚热而深沉。
官场情形如何呢？小说中正面出场的唯一政客----部视学，在学校导师制讨论会上“讲了十分钟话，平均每分钟一句半兄弟在英国的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围城》）极力炫耀那块洋气十足的“遮羞布”。新办的三闾大学，也可以认为是官场的缩影。“办教育是为了搞政治，是做客。”“外国科学进步，中国科学进爵”。负责教育行政的人只权势运用，不讲信用，同事之间互相倾轧，为了安插自己的亲人，不惜对别人加以中伤，有权就有势，无是非可信。
抗战时期主人公方鸿渐到内地，路途说经历的描述，生动的展示了抗战时大后方社会的的风俗画，是这部小说现实主义画面十分精彩的一部分。蚤虱云集的“欧亚大旅社“，苍蝇，与国民党大兵出没的鹰潭小饭店，年久失修的蒙害了疟疾一样浑身颤抖的破坏旧的公
共汔车，旅途遭空袭时警报引起骚动的情景……个人图书馆从这些典型的社会环境中，读者不难见微知著，窥一斑而见全豹。这种畸形的社会环境，畸形的人的种种事实说明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内忧外患的中国社会，处处败象丛生，疮痍满目。从这种社会现象中，读者也不难看出，大厦将倾，为时不远。
总之，通过一系列画面生动而力的揭示，人们再出无法否认，处于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是一个老大落后的腐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样的社会能够应付日本侵略者的压力吗？能承担抗战的责任地吗？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生活在这样的社会出路在哪里？救国的道路和力量又在哪里？这些小说虽然没有正面给予表现，但读者，特别是处于当时环境下那些关心现实和祖国命运的读者们，是不会回避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的。
《围城》所提供的虽然不是轰轰烈烈的大场面，但却是高度凝炼化了的，可以挤得出浆汁来的，看似平淡实则浑厚、含蓄的生活的一角，这一角好比坏死的机体上取下来的活体，虽然只是“一点点”却是可以由此断定国民党统治下的整个社会已患了不治之症，走过了漫漫长夜的古老中国一定要郭沫若的《凤凰涅槃》所唱的那样，只的有经过火的洗礼，才能获得新生。看吧，这是多么振聋发聩，发人深省的艺术！这再次说明，现实 主义的力量不在宣言而在于对生活本身的精确描绘和深刻揭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