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2020中国电影有着绵延深厚的乡土想象传统。在百余年影像链条中，“农村是一个永远的景观，农民是一个写不尽的形象……如果对中国电影史作一个纵向考察，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真正标示社会文化转型特征的几乎都是农村题材作品”[1]。不过，以乡村为主要叙事空间的乡土喜剧电影，似乎由于喜剧外衣之下缺乏深层的文化意涵，而在电影史研究中长期处在较为冷落的位置。回望新中国乡土喜剧电影史，“十七年”时期，以《我们村里的年轻人》（1959）、《五朵金花》（1959）、《李双双》（1962）等为代表的影片实践与建构着新中国的歌颂喜 伦敦证券交易所
园林通剧范式；进入新时期后，以《月亮湾的笑声》（1981）以及赵焕章的农村三部曲(《喜盈门》（1981）、《咱们的牛
百岁》（1983）、《咱们的退伍兵》（1985）)为代表的影片，持续以歌颂喜剧范式论证新的主导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与彼时第五代导演以乡土进行文化与历史反思形成了鲜明的区隔；而在大众文化与城市文化初兴的1990年代，尽管尚有《秋菊打官司》（1992）这类荒诞喜剧彩的乡土影像出现，但城市喜剧的全面统治已是自不待言的事实。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电影创作涌现了越来越显著的荒诞喜剧创作潮流，其中尤以乡土题材为荦荦大端，代表作品有《光荣的愤怒》（2006）、《落叶归根》（2007）、《斗牛》（2009）、《Hello！树先生》（2011）、《杀生》（2012）、《一个勺子》（2014）、a 17世纪以来，随着以“理性”为核心的启蒙运动的降临与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西方社会开启了轰轰烈烈的现代化进程。科学与理性的大举而入，在带来物质繁荣的同时也使得个体被物化与
adm异化。20世纪以后，在愈演愈烈的全球化情境中，宗教的衰微、科技膨胀与战争频发，令世界陷入动荡不安的阶段，尤其是二战之后，西方存在主义思潮弥漫，使得荒诞感更是大行其道。因此可以说，荒诞产生的根源是西方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个体精神危机与社会危机；荒诞感所表现的正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
《追凶者也》（2016）、《驴得水》（2016）、《我不是潘金莲》（2016）、《健忘村》（2017）等。上述影片不约而同地以荒诞现实主义的手法去想象与书写乡村，形成了与以往乡土喜剧电影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与文化身份。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是，上述影片在艺术手法、人物塑造等方面与以往乡土喜剧电影相比有何特异之处？为何乡村在21世纪频频成为荒诞喜剧之乐土？这些电影作为一种症候性文本的接连出现，又表述着怎样的历史认知或现实思考？
一、荒诞现实主义下的黑寓言荒诞喜剧电影是一种以“荒诞”为核心艺术观念与手法的喜剧样式。严格意义上来讲，“荒诞”（absurd）是西方现代社会的历史文化所催发的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哲学和美学范畴a ；但从更为普泛的意义上来讲，荒诞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性命题，是现代社会所普遍存在的生存状况。荒诞喜剧电影注重展现人物之间或人物与世界之间的不协调、非理性，常常呈现出悲喜杂糅沈阳工程学院学报
的风格，在反常悖谬事件的叙述中流露出强烈的哲理化、寓言化气质，并在超现实意味的影像中表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指向。可以说，荒诞喜剧电影所遵循的创作路径是一种“超越现实主义的写实风格”[2]，在此可称之为“荒诞现实主义”。
【作者简介】 李 宁，男，山东临沂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艺术理论、影视文化研究。李 宁
荒诞现实主义：21世纪乡土喜剧的银幕抒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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