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对茅盾小说创作的影响
摘要:“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的形式与内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产生了与古代文学迥然相异的革新。这一变化固然与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相关,但纵观当时文学演进的事实,外国文学的推动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茅盾是中国现代文学评论家、翻译家与著名的作家,他对外国文学的推介与汲取,深受外国文学的影响,特别是俄国文学,这种影响可以作为典型个案来研究。本文以列夫・托尔斯泰对茅盾的影响为研究重点,以小说《子夜》为个案,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出发,以“为人生”“写生活”的创作观念为主线,研究列夫・托尔思泰创作思想与创作实践对茅盾小说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思想创作影响
一、“五四”新文学选择了列夫・托尔斯泰范立欣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遇“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痛历“四千年来未有之创局”,国人面临亡国灭种的屈辱,愈感自己的传统文化不足以保身,而终于暴发了旨在革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青年》杂志的创办为开端,憧憬“自由、平等、博爱”的新观念,提倡“民主”(德先生)和“科学”(赛先生)的新思想,破除了对自由探索的各种桎梏和枷锁,形成了一种思潮叠起、百家争鸣的局面。国人开始感到只有用新的观念、新的理论重新认识中国文化,才能到民族新生的道路。这种时代的潮流本应堵塞托尔斯泰提倡的思想是相左的,托尔斯泰思想反对现代化,主张回到农耕社会,绝不应 该受到当时国人的青睐。然而托尔斯泰恰是最早进入20世纪中国的外国作家之一,且得到了不同倾向国人的普遍欢迎。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托尔斯泰得到中国人的接纳呢?
托尔斯泰进入20世纪中国的这种奇特性,应该成为我们民族文化反思的重要资源。自战争以来,面对洋人的坚船利炮,国人首先感到武器的落后而有洋务运动,甲午战败后又感到在制度方面的不足而有戊戌变法,而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国人渐悟到没有思想文化上的反省觉悟,仍无可挽救国运的衰微。国人终于举起精神启蒙的大旗,“掊物质而张灵明”以“唤起民众”。就在为启蒙而译介西籍的浪潮中,托尔斯泰走入了中国。如果说,文学家托尔斯泰是作为思想家进入中国的,那么,中国人是把托尔斯泰首先作为宗教思想家和精神导师加以接纳的。
托尔斯泰思想最重要的两条,一是不以暴力抗恶,二是自我完善。“不以暴力抗恶”这一条没有被国人接受,因为中国文化尽管从来讲求恕道,但弱肉强食的时代已经使国人意识到恕道之不可为。所以,托尔斯泰的“不以暴力抗恶”不为国人之所接纳。“自我完善”的思想却因与两千年中国传统文化最根本的基因――修身成人思想的契合,又恰恰适应于当时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探索的需要。一方面保守派“救今日之乱”、“祛痼习而正人心”,为匡救世道人心而乞灵于托尔斯泰的自我完善之说。另一方面,革命先觉者则为启发国人精神觉醒反省,也纷纷吸纳托尔斯泰的内心觉悟和精神探索之说。他们都是把实现自我完善的根据置于人的内心,并把“修身”作为世间一切有为活动的根本。这本来就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文化的潜意识。即使是激进的革命者,对于社会改革及社会问题的解决,最终也要诉诸人的精神
完善,提出“革命首先不是外在的革命,而是首先需要人自身的精神提升。”谨慎性原则
密度泛函理论
托尔斯泰在中国文坛最为推崇的时期是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准确地说是在20年代初。那时,中国新文学阵营中的“人生派”在托尔斯泰那里到了一些共同点。1920年,主张“为人生”而创作的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茅盾曾谈到,好的文学不应“唯新是摹”,而且强调“艺术固有思想的一
陈永棋面,但却是艺术的构成”[1]。那是他对“人生派”文学的基本理解。在1922年的一篇文章里有着明确表述:“我是倾向人生派的。我觉得文学作品除能给人欣赏而外,至少,还须含有永存的人性,和对于理想世界的憧憬。我觉得一时代的文学是一时代缺陷与腐败的抗议和纠正。我觉得创作者若非是全然和他的社会隔离的,若果也有社会的同情的,他的创作自然而然不能不对于社会的腐败抗议。”[2]其中所涉及到的“永存的人性”、对“理想世界”的憧憬、对缺陷与腐败的抗议和对社会的同情这几点,在托尔斯泰的文学主张和创作里都可以得到印证。
1902年梁启超先生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中以独到眼光审视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生于地球第一专制之国,而大倡人类同胞兼爱平等主义。其所论盖别有心得,非尽凭藉东欧诸贤之说者。其所著书,大率皆小说。思想高彻,文笔豪宕。故俄国全国之学界,为之一变。近年以来,各地学生咸不满于专制之政,屡屡结集,有所要求。政府捕之锢之逐之而不能禁。皆托尔斯泰之精神所鼓铸者。”托尔斯泰作为俄国十九世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这种思想主张与创作实践,虽然不能
完全符合“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和文学改革的需要,但与其他外国作家相比起来,其作品最切近中国社会和文化改革的实际,同时托尔斯泰也是茅盾最先研究的外国作家。
茅盾关注现实,对中国社会现状和中国革命的艰巨性有更加清醒的认识,在著名长文《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1919)中论托尔斯泰时旁及了整个俄国文学,认为俄国文学是在关心社会现实中发展起来的,“故其发为文字,沉痛恳挚,于人生之究竟,看得极为透切。其悲天悯人之念,恫矜在抱之心,并世界文学界,殆莫
能与之并也,俄国文学之勃兴,其有造于将来之文明,固不待言。而其势力之猛鸷,风靡全球之广之速非英法等国文学可比也,今日俄国文学家自出新理。”
在众多外国作家中,列夫・托尔斯泰的思想与创作影响最为直接,正如茅盾所说:“我曾经热心地――虽然无效地而且很受误会和反对,鼓吹过左拉的自然主义,可是到我自己来试作小说的时候,我却更接近托尔斯泰了”[3] 。“茅盾身兼文评家、小说家、翻译家、组织家、编辑家、剧作家、散文家、共产主义者等角,可以说是最多才多艺的五四文人之一。”[4]
二、“写生活”“为人生”创作观的形成
在大革命期间,茅盾就在武汉和广州从事宣传和组织等实际的革命活动。茅盾的写生活、为人生的文
学观在五四时期形成,在1927年小说创作之前进行的文学活动主要是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和写作文学评论,其中,俄苏文学对他的影响不可忽视。引用贾植芳先生的说法:“据我们初步统计,茅盾先后介绍了俄国和苏联作家约60人,写或译出了介绍俄国和苏联文学的论文近50篇。”这些论文既介绍具体的作家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等,还介绍了俄苏文艺思潮、文坛动态、俄国的文化状况等丰富内容。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19世纪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改革家,其巨著《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三部长篇小说不仅是俄罗斯文学的杰作,也是世界文学的瑰宝。这三部小说大都反映了十九世纪俄罗斯社会的真实生活,描写俄罗斯形形的人物,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的典型。阅读托尔斯泰的小说,我们仿佛置身于当时的俄国环境,仿佛接触到当时各种身份和个性的人物,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根据列宁的论述,托尔斯泰的作品勾勒了一幅“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画面,极其广阔地、十分真实地反映了1861年以后俄国的社会生活,反映了他身处的那一个时代以及俄国农民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了俄国农奴制的崩溃,资本主义的崛起;表现了几百年的农奴制的压迫以及农奴制改革后农民的悲惨遭遇,使得他们观点发生了急剧变化。
茅盾小说中“为人生”的创作思想来自于托尔斯泰的影响。托尔斯泰的文学是“极端的为人生”的,是探讨人生之真谛的。他“嫉恶如仇”敢于揭露社会的黑暗和沙皇统治的罪恶;他同情人民的痛苦遭遇,积极探索救治人民的道路;他躬身实践,以农民的生活方式为楷模,自食其力,节俭勤劳,又扶贫济困,改革农奴制度,所有这些是茅盾汲取“为人生”创作观念的主要来源,这种贴近人民、反映黑暗现实、“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思想是茅盾所肯定的。汽车防盗器原理
三、托尔斯泰小说对《子夜》的影响
茅盾在《爱读的书》中提到:“我觉得读托翁的大作,到少要三种功夫,一是研究他如何布局(结构);二是研究他如何写人物,三是研究他如何写热闹的大场面。”[5]《子夜》就是在此种思想的影响下创作的。
1、情节设计的影响
茅盾在谈到托尔斯泰的结构艺术时说,“托翁作品结构之精密,尤可钦佩。以《战争与和平》而言,开卷第一章借一个茶会点出了全书主要人物和中心的故事,其后徐徐分头展开,人物愈来愈多,背景则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到乡下,到前线,回旋开合,纵横自如,那样大的篇幅,那样多的人物,那样纷纭的事故,始终无冗杂,无脱节。”[6] 《子夜》同样以吴老太爷从乡下来到上海,这位与世隔绝的老人,受不了噪声的喧扰,香水的袭击,使他一到吴府,便倒卧不起。这样借着吴府的丧事,小说中的人物在吴老太爷宏大的葬礼上一一出场,逐一点出人物的身份和人物之间的关系,描绘了吴老太爷的儿子、民族资本家吴荪甫在兴办工业过程中,在买办金融阶级、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工业资本家等不同集团和阶级的共同压迫下必然失败的历史命运作为结构主线,勾勒出了一副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全景图。
顿悟成佛2、大场面的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