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8年第6期JOU RN A L OF RENM IN U NI VERSIT Y O F CHI NA
No 6 2008
* 本文是温铁军教授指导形成的 纪念中国农村改革30年系列论文 之第四篇。第一和第二作者承担本文起草工作；第三作者
是指导教师，承担对论点和文字的修改和定稿工作。
黄宗智于2007年11月先后在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做
讲座，题目是 中国小农经济的过去和现在 舒尔茨理论的对错 。
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
刘怀宇 李晨婕 温铁军
[摘要] 在城市快速市场化的条件下，中国乡土社会的农民作为农业劳动力投入的主体，其成本意识也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和过高的城市生活成本导致劳动力市场非竞争均衡的条件下发生重要变化：劳动力在农业投入中的机会成本异化于农业劳动投入的收入，而对应于城市预期打工收入，农村居民为了追求收入和闲暇的效用最大化而选择 被动闲暇 。目前, 被动闲暇 已经成为农业劳动力投入减少的一个原因，导致粮食生产率降低。并且，随着这种符合市场经济的 理性小农 特征逐渐强于 生存小农 ，环境、资源及粮食安全等负外部性问题必然加剧。 [关键词] 小农经济；市场均衡；机会成本；被动闲暇；粮食安全
复介电常数
[作者简介] 刘怀宇、李晨婕：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2)
一、问题的提出
在全球粮食安全形势日渐严峻的压力下，学术界和政府有关部门都认同农民作为经济主体在农业投入上考虑劳动力机会成本的观点，但却很少循源上溯到与之相关的当代农业经济学在理论假说体系的构建上观点对立的两派：一是舒尔茨(Schultz)的 理性小农 假说[1]
，
即农民与城市资本主义者一样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标；二是恰亚诺夫(A Chayanov)的 生存小农 假说[2]，即在农村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农民工作只是为了维持生活而不计劳动成本投入，无法追求利润
最大化，直到边际产出为零时才会停止劳动。
黄宗智根据中国传统农村家庭的血缘和地缘
关系在中国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国情下不能解雇劳动力而发展了小农经济 过密化 或 内卷化 的理论，进而发展了恰亚诺夫的假说。[3]
他曾批评舒尔茨假说是纯理论的和不切实际的 ，但在最近的研究中也注意到了这两种假说在中国的国情下融合起来的可能性。[4]
而温铁军则强调：在中国城市和沿海工业化地区的劳动力价格已经市场化的环境下，由于农业投入收益相对于城市打工收益过低而形成短期内大幅度上升的机会成本，迫使农民选择 闲暇 而造成弃耕撂荒；在这种条件下，本来具有解释力的恰亚诺夫的 生存小农 假说受到
女性护理挑战。[5]
而舒尔茨的 理性小农 假说则继续其先天不足，这仍然是由于中国国情造成的土地的多重功用 生产要素、生活保障及社会稳定作用，使之无法具备作为单纯生产要素的条件。
机会成本是指：任何决策必须作出一定的选择，被舍弃掉的选项中的最高价值者即是这次决策的机会成本。基于这个定义，我
们认为，通常情况下，农民都有能力去获得在城市出卖劳动力的普通就业机会，那么，他们在种植业上的劳动力机会成本所对应的就是高于种植业收入的城市低工资就业收益。
考虑到劳动力质量的差异，本文的城市预期收入，即劳动力在农业投入上的机会成本，是指剔除人力资本因素后的实际价格,
所以，本文参考的收入是农村在城市从事一般体力劳动的打工者的收入。
在目前农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的特殊历史时期，在城市中国的市场化与乡土中国的小农经济并存的国情条件下，农民对农业劳动力的投入愈益表现出两面性：一方面有理性小农的特性，开始了解闲暇和收入的效用，使收益最大化；另一方面又要维持基本的小农经济 过密化 或 内卷化 特性以保障基本生活。这种两面性导致既无法实现耕地规模经营，也无法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困境。而同时，在打工者主要流出地，农民已经开始享受闲暇以使收入和闲暇的总体效用最大化。即农民在满足自身基本需
要的 生存 保障之后, 理性 地对待成本、收益和效用。在边际收益出现递减时，如尚未满足生存需要，则仍会继续生产；满足生存需要之后，又开始根据收益情况理性地选择继续生产或享受闲暇。这样的两面性，可能导致农民在满足自给自足的生产后，不再对外产生剩余而最终引发粮食安全问题。
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印度经济学家Ajay Tankha 在对印度贫困农民家庭的研究中发现，在初始的生存阶段，农民的劳动是没有将劳动成本计算在内的，这样就无法理性地考虑边际利润问题。而当农民满足了基本生活需求后，他就要考虑后面的收入是否能够抵偿因为劳动而增加的一顿饭的花费；然后，这位 非贫困 的农民开始考虑更多的农业劳动收入的效用是否能够抵偿闲暇的效用了，如果他认为不能抵偿，就会停止劳动，享受闲暇。
[6]
在不均衡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完成了 生存 阶段的劳动后，小农开始 理性 地考虑自己劳动的成本和收入，发现自己从事农业劳动的收入与自己在城市可获得的劳动机会的收入的差距。笔者认为，中国小农经济近年来的最重要变化是农
民在农业中投入的机会成本
主要与农民在城市
荧光寿命测试打工预期收入相关，而与农民在农业耕种上的收入弱相关。对于农民这样自己拥有劳动力投入决策权的主体而言，这也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城市生活成本过高及城市最低收入上升等因素导致的城乡劳动力市场无法实现完美市场均衡的结果。有鉴于此，我们把这种农民收入相对低下时虽然有增加收入的强烈愿望，却只能选择闲暇的经济现象，称为 被动闲暇 。dkyy
二、农业劳动力机会成本对农民闲暇选择
和粮食生产率的影响的机制分析
(一)劳动力在农业投入上的机会成本 快速升高导致农民 被动闲暇
传统的劳动供给理论认为，在完全竞争市场均衡的条件下，闲暇与工资的价值相同，即以劳动力边际产出(MPL)与边际时间价值(M RS)的均衡作为基点，工资的价值等同于闲暇的价值，既是闲暇的机会成本，也是闲暇的购买价格。
甘肃农业大学学报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作为农业人口大国的发展中国家，一般都是农村劳动力过剩，同时存在较大的城乡收入差距。相对于农村，城市生活成本过高，使很多农村劳动者无法进入市场，因此，无法形成劳动力供需竞争市场的均衡。国外的研究也发现，即使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力供需通常也并不是均衡的。马利根(M ulligan)认为，在美国，传统的劳动供给曲线在1889 1996年期间是被扭曲的，
这主要是因为边际税率、垄断、工会、劳动法等因素打破了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他还就非市场均衡条件下的劳动供给曲线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并通过数据分析进行论证，认为上述因素是使边际生产率降低，而在边际时间价值不变的条件下，劳动力供需无法实现均衡的原
因。
[7]上述研究的基本假说都是建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闲暇的价值与工资相同或近似的前提下，是
针对城市劳动力供给进行研究的，这与发达国家的经济环境有关。温铁军在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农业情况做考察和比较之后认为，发达国家的农业收入已经几乎与城市预期收入接近，加上
高额农业补贴，甚至会超过国民平均收入。[8]
发达
国家农业已经可以进行与工业部门相同的资源配置和要素使用，因此，农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部门，农场主(farm er )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peasant)。因为，在追求资本收益最大化的大农场经营条件下，机械动力大量替代劳动力，如果没有特殊的气象因素和灾难，农场主的工资率基本是恒定的。而中国小农经济下农民的工资率直接与边际产出挂钩是会产生递减效应的。
我们注意到，不同地区的农民的城市预期收入是不同的。由于地理位置及各方面综合因素，农民会根据自己的偏好来选择迁
移目标城市。通常一个村的农民由于社会关系的原因偏好迁移至相同的城市，那么，对应的城市预期收入就应该只是受该城市的收入和消费水平的约束。
王德文等认为，当农业相对劳动生产率上升时，城乡相对收入差距缩小；而农业相对劳动生产率下降时，城乡相对收入差距扩大。[9]
我们认为，反过来推导也是成立的。
本文试图论证的观点是：在发展中国家，非均衡的劳动力市场产生的收入差距可能会导致农民在城乡购买闲暇这种商品时的价格虽然不同，但却对应着相同的闲暇的影子价格，也就是劳动力农业投入的机会成本。闲暇的影子价格对农村居民和在城市打工的农村居民是基本相同或近似的，等于或近似于城市预期收入，但由于两者存在收入上的差距，致使农村居民与城市打工者购买闲暇的价格不同。当城市收入增高相应地带动城市预期收入增高时，农民可能会倾向于用便宜的价格购买价值升高的商品 闲暇。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对闲暇的购买价格的扭曲也就越大。在城市劳动力价格信号对农村的传导日益通畅的情况下，即使农民收入低下，也会在满足自己基本生活需要后，倾向于闲暇，因为闲暇参照的机会成本，即城市预期收入，必然超过耕作劳动的价值。而农民更多地选择享受闲暇，势必会影
响种植产出。
在经济学著作中，以时间为基础来衡量的闲暇的价值与劳动工资相同或近似。在均衡的劳动力市场前提下，工作能力、初始禀赋相同的人基本
对应相同的闲暇的影子价格。对城市居民来说,
工资既是闲暇的购买价格，也是闲暇的机会成本。但对中国农民来说，闲暇的机会成本却是劳动力在农业投入上的机会成本 在城市打工的预期工资 ，而闲暇的购买价格则是在农村劳动的收入。一方面，由于农村居民与农村进城打工者、城市普通劳动者的初始禀赋几乎相同，因此，三者的闲暇的影子价格应该是相同的；另一方面，由于农业的弱质性以及城乡二元结构下市场经济并无义务保障收入的公平分配，导致农民的农业收入被压低，同时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结果是，农民对闲暇的购买价格远远低于闲暇的影子价格，等同于农村居民被迫地被赋予了一个对闲暇的 低价购买权 。当闲暇的影子价格远高于农村劳动收入时，农村劳动力却可以用相当于农村劳动收入的价格购买一个接近城市居民收入的商品 闲暇 。闲暇这种商品在农村的低价格，致使农民倾向于支付更多劳动时间来购买闲暇，以使自己的总体效用最大化。由此产生的一个客观后果就是农民对农业的劳动投入减少。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说：假说1: 闲暇对应价格 在乡村小农经济和城市劳动力市场化并存的情况下，由于城市生活成本过高、城市最低工资等因素导致了人口流动阻滞，使城市预期收入远
高于完全竞争市场的均衡点，而且是相对恒定的；同时，农业收入占比是递减的。这时的 闲暇对应价格 是城市预期收入，而独立于传统意义上收入与闲暇后弯曲线的农民的农业收入。
假说2: 被动闲暇 城市劳动力市场价格短期内显著上涨，导致农村劳动力农业投入的机会成本显著升高，这时农民即使相对收入仍然低下，也不愿在土地上进行投资，这种近年来凸显的经济现象可称为 被动闲暇 。
(二)劳动力机会成本上涨导致的农业劳动力投入不足影响了粮食生产率
林毅夫分析了农村改革对农业增长的影响，核心观点是认同承包制改革中土地产权制度的作
用。[10]
姚洋也认为，稳定的地权可增强劳动力投
入和土地投资。[11]
而温铁军等人则更看重其他复杂的宏观影响因素[12]，认为除了1956 1961年中国实行高度集体化制度，通过高度组织化来提取农业剩余用于国家工业化原始资本积累的阶段外，大部分时期内，中国农村土地产权都是相对稳定地以自然村(生产队)为基础的。1978年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
我国也经历了几次较大幅度的粮食波动，宏观经济周期的重大影响已经有过很多相关的分析。其中，值得注意的改革是:1992年
主要由于粮食库存占压资金增加影响宏观调控效果而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粮票，客观上大大降低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制度成本。此后，非产权制度因素对粮食波动越来越起主要的规律性制约作用 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导致城市收入和消费增加，而在农村则由于农作物涨价幅度较小或农民并没有得到涨价收益而使农民的相对收益降低，较大的城乡差距造成劳动力机会成本快速升高，导致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影响了粮食生产。郑有贵的研究指出，农业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升高导致劳动力投入降低，引发粮食产量下滑。这时农民的对策：一是疏于田间管理；二是选择用工量少的粮食作物；三是选
择用工量少的耕作制度。
[13]
就是在这一年，中国正式开始市场化改革。
李嘉图在 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 中将级差地租定义为: 使用两份等量资本和劳动而获得的产品之间的差额 。马克思在
资本论 中也认为这样的定义是 完全正确的 。那么，我们可以将与粮食作物投入资本和劳动力相同或近似的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之间形成的差额看做是一种级差地租。
中国农村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是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1992年，全国除少数县之外全部取消了票证供应制度，从而在制度
上消除了农村居民自由流动的一个主要壁垒。由于1992年至2006年仅有15年的间隔，这样少的年度数据量不足以进行较精确的回归分析，以确定该方程的合理性和权重系数，所以，这里仅做出方程形式的估计，暂时无法进行计量分析。
(三)农业内部结构调整与级差地租
因为种粮的比较收益低，各地不断调整农业
内部结构，在收益较高的经济作物形成了相对于粮食作物的级差地租的情况下，农民也愿意发展经济作物种植，减少对粮食作物的劳动投入或直接减少粮食作物耕种面积，从而使农业利润最大化。这就在农业生产内部形成了闲暇的不同影子价格。如果粮食价格上涨与劳动力在农业内部的机会成本上涨不同步，则会进一步增加不同作物之间的级差地租，这时政府的粮食补贴或为保护粮食生产而提高的粮食价格如果不足以弥平这种
级差地租，农民对粮食生产的劳动力投入就会减少，则粮食生产率也会相对下降。
与城市预期打工收入对农业收入的巨大落差导致农民被动闲暇的道理相似，在不适合种植经济作物或由于市场问题无法大规模发展经济作物种植的地区，经济作物对粮食作物的级差地租也会赋予闲暇一个较高的影子价格和较低的购买价格，这种扭曲也会导致农民 被动闲暇 。
据此可形成假说3：在 被动闲暇 存在的情况下，政府即使按照粮食产量提供粮食补贴，但如果该补贴无法使农民的收入与城市预期收入持平或接近，甚至不足以弥平粮食与其他经济作物的级差地租，那么，农民的 被动闲暇 仍然会持续下去。不过，限于篇幅，本文暂不对此进行论证。
三、农民在农业中投入的劳动力机会成本
及闲暇的分析
(一)非竞争市场均衡的城市预期收入托达罗模型的核心观点是：只要城市预期收入超过农村收入，就会产生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14]
正如学者们所批评的，托达罗模型均衡忽略了城市生活成本，即使存在较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事实上仍无法真正实现其模型的均衡状态，形成隐蔽失业。在这种情况下，城市预期收入是高于均衡工资的。在城乡收入差异较大的地区，如中国内地，城市预期收入可能远高于均衡工资。我们估计城市的
预期收入可能是城市平均工资和农业收入的加权平均值。这种假设情况
下的公式如下:
W t = W c +(1- )W f
植物保护学报
其中,W t 为城市预期收入,W c 为城市平均工资,W f 为农业收入, 为权重。这可以通过多元线性回归进行建模，确定权重系数。
(二)中国非竞争市场均衡下的闲暇的机会成本与农村劳动收入不等值
奥康纳(O Conno r)认为，劳动力供给完全竞争市场的均衡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其中一项是在工作能力相同，初始禀赋相同的情况下，所有行业
的工资均等。[15]
在完全竞争市场情况下，当城镇
居民的平均收入接近农村收入时，劳动力市场基本可以出清。经济学家通常认为，由于一些法律和劳工组织机构的存在，如工会和大型跨国公司，人为地抬高了普通劳动者的收入而破坏了劳动力
市场均衡时的价格，打破了竞争市场均衡。在中国城市高度市场化的情况下，城市的非普通体力劳动的劳动力市场的实际工资水平一般都超过城市生活成本较多，所以，这部分劳动力市场是基本均衡的，闲暇的影子价格和购买价格都是工资。但在普通体力劳动的劳动力市场，由于农村劳动力过剩及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使得均衡价格低于城市生活成本，这时普通劳动力市场失衡。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也并没有出现如托达罗模型所说的城乡劳动力市场价格开始趋向收敛，进而达到均衡的情况。这种均衡与失衡并存，导致农村闲暇的影子价格对应的是城市期望收入，而农村闲暇的购买价格对应的是农村劳动收入。二者之间的差距使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的闲暇的机会成本与农业劳动收入不对等，闲暇遂成为一种与农业劳动收入不等值的独立商品。
这里提到的边际收益为零，是假定了闲暇的机会成本以现金形式存在。超过这个点继续生产，虽然产出增大，但也付出闲暇,
实际现金收入在超过这个点后仍然有提高。
因此，通常的闲暇和劳动曲线不足以解释中国农村的闲暇和劳动投入问题。这时，闲暇的影子价格上升，即城市期望收入(劳动力农业投入的机会成本)上升，而农业劳动力收入升幅小于城市的工资升幅，有时低于通货膨胀率。对农民来说，闲暇的商品价格变便宜了，较低的价格得到了相同的效用，农民购买了更多的闲暇。
(三)劳动投入边际产出递减条件下闲暇与农民工资率的关系
在中国已经基本解决了农民温饱问题的情况下，当完成了满足 生存 需要的生产后，农民表现出 理性小农 的特性。此时，依照经济学理论，在技术、资本等方面投入固定不变的情况下，劳动投
入的边际产出是递减的。在小农经济的条件下,
闲暇的购买价格就是农村劳动力的工资率，而工资率也是随边际产出递减的。此时，闲暇和工资的后弯曲线就不适用了，农民获得的农业收入由产出决定，那么，工资率就是边际产出利润率。根据劳动边际产出递减规律，当农民生产达到边际生产利润率最大时，边际产出利润开始递减，而闲暇的边际机会成本由于对应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的边际工资而基本保持不变。
为了更直观说明，我们假定一个农村劳动力有A 、B 、C 三种生产方式，产值就是该劳动力的收入。他有每天工作8小时、6小时、4小时三种生产方式可以选择。在劳动投入边际产出递减的条件下，假定他有如表1所示的收入情况。
表1
耕作方式日工作时间(小时)日收入每小时工资(工资率)闲暇的购买
价格(每小时)总收入
A 810012 50
100
B 690155100C
4
65
16 25
8 75
100
我们假定耕作方式B 使边际收益
为零，此时收益最大化，这样他享受闲暇的机会成本是每小时5元，即他以每小时5元的价格买到了2小时的闲暇；在C 状态，他以每小时8 75元的价格买到4小时的闲暇；在耕作方式A，他没有享受闲暇。假定当时的城市预期收入是每小时20元，每天工作8小时，日收入为160元，由于城市打工收入不
存在边际递减情况，所以，每小时购买的闲暇的价格都是20元。那么，该农村劳动者有可能采用耕作方式B 来用较低的价格买到两小时的闲暇，而同时，他的单位时间工资率也较接近于城市预期收入。这时他以每小时5元的价格买到了与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相同价值的闲暇，而进城务工的农民为此要付出20元。
在上面的假定中，农村居民如果采用耕作方式B 已经能够满足生存需要，那么，选择B 就可以牺牲较少的农业收入而得到更多的闲暇，扩大了个人的收入和闲暇的效用，但相应的产出总量却降低了。田翠琴等关于北方农民对闲暇消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