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评王晓初著《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演变史1898-1989》 邹建军1 李卫华2
(1.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430079;2.中南民族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430074)
摘 要：王晓初著《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演变史1898-1989》引起了我们对现代文学史写作中“他者”问题的思 考。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在横向的共时轴上应该借鉴其他学科和其他文化这两个“他者”因素，在比较中完成对
“文学性”和“民族性”的更好认识；在纵向的历时轴上，作为历史的“绝对的他者”的我们，应该在事实真实和逻辑
真实的辩证关系中，完成对现代文学的作者、作品、读者的完整把握。
关键词：文学史；他者；事实真实；逻辑真实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3X (2004)01-0006-05
王晓初《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演变史1898-1989》(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是以“现代性”为核心来构建
的，在更加确切的意义上，应称为《中国现代性文学发展演变史1898-1989》。“现代性”原属社会学的范畴，后来泛化为一个普遍的概念,“所谓现代性，就是促进社会进入现代发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蒙精神，就是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就是一种现代意识精神，表现为科
学、人道、理性、民主、自由、平等、权利、法制的普遍原则。”〔1〕(P.279)因此,“现代性”也成为贯穿20世纪始终
的主题。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现代文学不仅是用现代的语言和文学形式来创作的文学，也应该是现代人的思想、情感和心理所渗透的文学，也就应该是一种“现代性”的文学。王晓初以1898年作为引进西方思想文化，尤其是现代性观念的现代性文学的开始，以1989年植根于社会现代化运动的启蒙叙事的消解以及大众文化的兴起作为现代性文学的终结。可以说，王晓初以“现代性”为视角，对1898至1989年间的文学发展演变作了一番精心的梳理，并渗透了作者独特的思考。
起始于80年代中后期的回到文学本身的呼唤，在90年代业已得到全面的认同。“现代性”相比于文
学自身而言是一种异质因素，是“他者”。正因为这种差异，也引发了一场“文学性”和“现代性”的论争。
〔2〕王晓初以“现代性”为构架来书写文学史，无疑提出了当今文学史写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他者”的问题。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从“文学的他者”、“历史的他者”、“他者的文学史”这三个方面来加以考察。
一、文学的他者
松下m1000所谓“文学的他者”，不仅是指与文学相异的其他学科，还是指与文学存在着“他性”的整个文化系统。作为社会学范畴的“现代性”是现代化的产物，是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现代性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民族的救亡运动与民族图强走向现代化之路相交会、相统一的过程，并由此派生出救亡与启蒙、西化与民族化、传统与创新等一系列课题。现代文学就是在这种矛盾与焦虑的语境中展开的，文学的“现代性”所强调的无疑就是与社会现代化和现代社会精神相呼应、相契合的特征，就是强调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异质。作者正是抓住了“现代性”这一世纪主题，以“现代性”这个文学的“他者”为视角来观照作家、作品，并以此发现其在文学史上的独特价值。比如鲁迅，作者认为他的“呐喊”是对现代启蒙精神的呐喊,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他的“彷徨”是现代精神“在现实展开中的艰难、沉重”,〔3〕(P.100)以及因此带给自身的精神痛苦。正是因为
深刻理解了时代的现代精神并深入到其内部，鲁迅才之所以伟大。再比如沈从文，作者从现代工业革命对
第24卷第1期2004年2月 绍 兴 文 理 学 院 学 报JOURNA L OF SH AOXI NG UNI VERSITY V ol.24N o.1Feb.2004Ξ收稿日期:2003-12-12
作者简介：邹建军(1963-)，男，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李卫华(1978-)，男，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诗学研究。
传统小农经济、传统“生活模态”的冲击与摧毁这一历史现代性的负面着眼，深刻领悟到了沈从文是以天然纯朴的“乡土”之美为参照谱系，间接地批判了现代工业、现代文明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与罪恶，并认为这才是沈从文的作品能够超越民族、走向世界的原因，这也是沈从文在《长河题记》中所写的“‘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的真正含义。是以，王著写道:“现代文明在带来人性压抑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历史的整体进步，如何面对现代文明的复合内涵是困惑着作家，也困惑着整个文学历史的一个永恒的课题。”(第194页)
以现代性观照文学，只是代表了文学的“自我”与其他学科“他者”的千丝万缕联系中的一个维度，我们可以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来讨论文学的“他者”与“自我”的联系。随着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兴旺，文学与
社会学、心理学、哲学、艺术、历史、宗教等其他学科的联系被人们所重视，人们从原始社会中诗、乐、舞不分，文、史、哲不分的各种社会门类的相融共生与交叉互渗着眼，认为文学和其他学科是一种“互渗”的关
中望cad2007系。〔4〕(P.135-137)事实上，随着制度性的社会分化，各门学科确证了自己的独立场域，也确认了各自的学科基础，使自身成为一门独立的、系统的学科，显示出与其他学科明显相异的本质。再以原始思维的相融互渗来解释这种关系，显然是不恰当的，而应是列维纳斯意义上的“绝对的他者”、“没有关系的关
系”〔5〕(P.51)———他者之于自我应是差异的存在，差异是绝对的，是不能被同一的。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就是一种对差异的相互观照与借鉴，一种绝对差异中的和谐，亦即“和而不同”的关系。在文学写作中，心理学和文学之间的借鉴和启发就相当明显，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解释了作家的创作动因，他也通过文学确证了自己的一些理论，比如“俄狄普斯情结”。精神分析理论也直接影响了作家的创作活动，超现实主义、意识流等文学流派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就是受精神分析理论的启发，并产生了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和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这样的20世纪文学巨著。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心理学通过文学确证了自己的一些观点，文学也通过心理学的启发扩大了自己的学科范围，从此开启了人类心理的大门。但是心理学依然是心理学，文学依然是文学，他们通过相互借鉴与启发，深化了对学科自我的认识。文学史的写作正需要在对他者的观照和借鉴之下，完成对自我的深化与升华。
探讨文学问题，不能只局限于文学自身，还要把文学置于文化背景之上，才能较为深入地弄清文学现象的复杂内涵。王的论述一直有着一种自觉而且强烈的文化意识，他始终坚持把作家、作品放到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环境下去寻他们的意义和价值。比如在分析王朔现象时，他就是从社会文化方面着手的，认为王朔的小说在随意拼贴的叙述中，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神圣性和庄严感进行了无情戏谑与嘲弄，这种嘲弄“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化形态重构过程中的主导性转型趋势”(第682页)，标示着当代文化的主流趋势已经从庄严神圣的崇高走向世俗的喧哗与躁动，形而上的激情与理想正在被形而下的实用理性原则所取代。最终将“王朔现象”定位于“宏大叙事的消解和大众文学(文化)的崛起”的标志。巴赫金说过:“每一种文学现象……同时既是从外部也是从内部被决定的。从内部———由文学本身所决定；从外部———由社会
生活的其他领域所决定。”〔6〕(P.40)巴赫金的学说向来被称为“文学文化学”，在这种意义上，他所指的“社会
生活的其他领域”，不仅是指社会生活的其他学科———诸如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历史、宗教等等，也应该是指基于这些学科之上的一种整体的文化。文学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如果被置于文化语境之外，那是不可理解的。在巴赫金看来，不应该把文学与文化割裂开来，也不应该越过文化把文学直接与社会经济联系起来。庸俗社会学方法不是以参照者的身份去观照，而是越过文化的中介，
将阶级斗争的一整套方法用于文学分析，强行介入主体，越俎代庖，使文学不成其为文学，而沦为政治的附庸。文学如果失却了文化深刻的内涵，则不免流于浅薄与庸俗，文化以其对文学的批判，促使文学反思，而具有了一种“他性”，于是，文化成为列维纳斯意义上的“他者”，而不是一种母子系统关系。
归根到底，文学史的写作需要在对其他学科以及文化的众多他者的借鉴下，完成对自己全方位的把握。闻一多在《风诗类抄・序列提纲》中就提到了要用考古学、民俗学、语言学以及声韵、文字、意义诸方面，再加上古代诗歌特有的技巧去理解作品和文学史，也就是说他要借鉴其他学科，用朴学的手段、文化的精神，以及文学独特的审美眼光去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颇富创见的思想，即使在今天的文学史写作中也具有相当现实的意义。王晓初的著作正体现了这种借鉴其他学科和整个文化系统来完整把握文学史的不懈努力。
二、历史的他者7第1期 邹建军 李卫华：文学史写作中的他者问题———兼评王晓初著《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演变史1898-1989》
8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第24卷
王晓初在基于对事实真实的深刻理解上，在著作中渗透着一个当代文学史家深刻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他以严谨的行文、严密的逻辑和翔实的材料写出我们这个时代对文学的理解，彰显出作
者独特而深刻的思考以及其鲜明的学术个性，而不会是人云亦云的附和之声以及主观臆断的胡说。他一直是以历史的“他者”身份来写作的，自我是历史“他者”———历史在时间的线性发展中成为永恒的过去，也成为一个与当下的自我完全隔绝的“绝对的他者”。人永远是当下的存在，总是以自己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意识形态话语面对古人古文，这使对历史的理解不可避免地带有“现在”与“自我”的印记。
真正成功的文学史写作应该是当代精神、意识形态话语、历史哲学的体现，文学史的写作是一种精神生产活动，失去了这个灵魂，文学史写作只能是历史编纂学、编年史层面上的一种匠人的简单劳动罢了。但是无论是加达默尔的“视域融合”还是新历史主义的“互文性”，最终都是将历史同一在自我之中，使历史成为一种完全主观的历史，失却了历史作为现在的他性，失却了历史成其为历史的特性。当今“六经注我”似的文学史写作无疑就是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显现自己，隐蔽对象”，凭自己的好恶来随意附会，随意臆说，从偏爱走向偏废。胡适虽然对中国白话文学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像他那样认为历史不过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的论断并不可取，钱基博在评价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时说“褒弹古今，好为议论，大致主于扬白话而贬文言，成见太深而记载欠翔实也”。〔7〕对胡适为宣扬自己的文学主张而在文学史上牵强附会地去寻历史根据、把文学史著作当成阐释自己主张的工具的做法进行了深刻的抨击———“成见太深”。安兵基
与这种“成见太深”相反的方法则是力求客观的写法，这以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和
吴秀明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浙江大学出版社)为代表。袁行霈主张以描述的语言而不是评述的语言去写文学史，吴著更是以三分之二的篇幅记录了与作品同时期的有关评论，而将自己的意见压缩为很少的一部分。这无疑代表了在追求历史客观性这一维度上的努力，却也有逃避作为一个当代文学史家的责任之嫌。
既然这两种方法都有缺陷，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把握历史?如何写作文学史呢?王著或许能够给我们一些启发，那就是要在深刻把握事实真实的基础上，体现自己独特而深刻的思考，也就是要在事实真实和逻辑真实中把握历史真实。王著在历史与现代、他者与自我关系中完成了对作者、文本和读者的全面把握与理解。历史的客观性与自我的主体性在王晓初的著作中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无疑也给我们的文学史写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式。
把握作者。“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毛诗序》)作品是作者意向化的产物，是作者的艺术心灵的传达。正如克罗齐强调文学史是属于文学的个性史，作家的个性和作品的历史一样。研究文学史，我们肯定需要首先研究作家。从社会文化心理入手，从作品着眼，分析作家的创作心理，体悟作家创作的生命情绪，研究主体(文学史家)与作者之间应该有着一种基于他者和自我基础之上的相互尊重、平等“对话”的关系，首先应该平等而又耐心地倾听作者在作品里的声音，揣摸作者在想些什么，作者又是怎样认识世界和表现自己的，然后再返回自身，对作者的所说、所指、声音、话语进行反思。王晓初对郁达夫的理解也体现了这种平等的对话，通过对其幼年家道中落，饱读古典诗
词，形成多愁善感而又富有反抗精神的气质，以及多年赴日留学的异国生涯所饱受的民族屈辱与歧视，也进一步养成了他忧伤、愤世、敏感而近于病态的心理的描述。王晓初深入到了作家的内心，把握了他的创作精神与心理，再以郁达夫在《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所说的“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真的”作结。作为我们就不难理解郁达夫小说的主人公的孤寂、忧郁、敏感与压抑。
把握作品。尽管作者的意向与作品的意义有着既定的关系，却并不构成作为必然性的意义，完全以作者心理和企图为依据，反而会把文本所蕴藏的丰富意义抹杀掉。自形式主义以来，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不但认识并确立了文本的价值，甚至在某些方面也夸大了它的价值。在文学史的写作中，文本是我们所能知道的一切，也是唯一使我们感知到这一切的形式，它是唯一以物质方式存在的，也是全部意义的载体。在这种意义上，研究文学史最为重要的就是研究文本，鉴别文本的意义与价值也就成了文学史家的责任与意义所在。但是文本是开放的，向一切民族和时代的人开放，这使得文本的意义阐释具有了多样性，但是对文本自身而言，对广大读者而言，真正可接受的解释只有一种，这一种可以帮助读者切中肯綮地把握文本的精神内涵，使读者能从含混的语义结构中挣脱出来，正确地理解文本性质及其结构。这就要求文学史家必须做出选择，从诸种意义中选出最正确的一种，作为文本的核心意义。从王著中我们不难看出这种选
择的精心，而这种选择也正体现了他深厚的学养。
把握读者。传统的文学史写作，并不重视读者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完全忽视了文学是作家、作品、读者三者合作的产物这一事实，也抹杀了读者在文学史上的应有功绩。对读者接受的分析，在我国的文学史书写中，向来是被疏忽的，王晓初大胆地进入了这个领域，虽着墨不多，却颇富创见。在对民初言情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分析中，他着重分析了当时的社会文化心理：人们在经历了辛亥革命短暂的喜悦与兴奋之后，又陷入了更深的困惑与迷茫中，价值的混乱与失范给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带来了无所依凭的痛苦。而言情小说给人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暂时解脱痛苦的机会。这也正是这种与世俗沟通，适应市民读者需要的创作繁兴的原因。王晓初的分析正体现了一种书写完整或整体文学史的努力，也与接受美学提出的“接受的文学史”这一观点相契合。
以历史真实和逻辑真实为依据，在对作者、作品、读者三者的完整把握中来完成对文学史的写作，这是王著所提供给我们的启示，也是文学史的书写中所必须做到的。
三、他者的文学史
王著还体现了一种他者的文学史的眼光，所谓“他者的文学史”就是指以一种气度恢宏、视野开阔的比较文学史的眼光来写作文学史。文学史家应该始终具有这样一种意识：我们所写的文学史不仅是写给当今的人看的，也是写给我们的后人看的；不仅是写给与我们相同文化背景的中国人看的，也是写给与我们存在文化差异的外国人看的。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学科、跨语言、跨文化的新兴学科，
中国学派尤其强调跨文化的研究。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跨学科研究的他者与自我的关系问题，在跨文化的研究当中，对这种关系的讨论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甚至在另一方面说来，他者与自我的关系定位问题也成为事关比较文学学科基础的关键。
如果说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是作为西方传统理性的他者出现的，后殖民主义是作为西方中心主义的他者出现的，女性主义是作为我们这个世界的男性集权主义的他者出现的话，比较文学从一开始就是一门关注他者、研究他者的学科，他者的问题成为比较文学安身立命的基础。于比较文学而言，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企图以自我同一他者，还有一个是丧失自我，也就是说，西方中心主义和本土主义都是比较文学发展的障碍。比较文学史的眼光就是尊重他者(不仅是其他学科，还是其他民族、语言、文化的文学)，把他者看成是和自我平等的个体，通过对其他文化文学的借鉴，启发自我，更好地认识自我和发展自我的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是从借鉴西方现代文学开始的，这使得中国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有着天然的姻缘关系。西方现代文学怀疑和反叛的精神正切合了古老中国在从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自我转换、自我更新的要求，于是西方现代文学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可借鉴的他者，无论是从文学观念的转变，文学主题的拓展还是艺术技艺和文体形式的借鉴，都给予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以很好的启发。王晓初在其文学史中对这一切都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他指出西方波德莱尔、瓦雷里等人强调文学艺术的独立性，强调为艺术而艺术，这为中国打破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的束缚，使文学走向自由独立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在穆木天、梁宗岱等人身上，这种为艺术而
艺术的思想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而文学主题的拓展使文学从传统的描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转向了描写平民百姓自身，弗洛依德主义的性本能主题的开拓，更成了现代文学反对封建礼制的有力工具。在新诗的发展过程中，对西方诗歌艺术形式的借鉴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源泉，小说的艺术革新更是早在《玉梨魂》时代(1912年)就已经借鉴了《茶花女》中引书信日记来展开情节、披露人物内心情感与心理的方法(第43页)。散文诗和小说文体的确认，无疑也是在借鉴西方文体形式的基础上实现的。
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一直是在西方的影响下发展的，但是绝对不应该把西方现代主义输出者的文学提升为“文化功劳簿”，将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主义接受者的文学)的成功记录在输出者的“文化功劳簿”上。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着自己的特点，它在有限的时间内将西方现代文学的各种思潮都演练了一遍，它有着基于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接受视野和接受心理，有着时代审美需求的文化过滤机制。在对创造社的创作进行分析时，王晓初认为，创造社文学只是在情绪表现与浪漫主义的情感性、主观性相契合，而这种契合中又融合了西方的感伤主义、表现主义、唯美主义和直觉论，以及中国古代的感伤传统等因素。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是一条泛化的现代主义文学之路，也是一条结合了本国实际的发展之路，经过接受过滤机制所产生的与西方现代文学的这种差异，正是各自民族性的体现。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是基于自我9第1期 邹建军 李卫华：文学史写作中的他者问题———兼评王晓初著《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演变史1898-1989》
01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第24卷
全球十大恶人
和他者平等对话基础之上的，对现代性内涵和外延的丰富、发展之路，它“开启了一条开放性与内生性相融合的、无限敞开的现代性意义生长之路”。〔8〕(P.364)
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应该把“比较文学从方法论的层面上升到历史观层面，以历史的眼光来对待比较文学的材料，把比较文学的观念与方法贯穿于整个现代文学历史发展的阐释与文学成就的评价之中”。〔9〕(P.113)比较应该成为现代文学史写作中的一种自觉意识，在具体作品的分析中，王晓初就很注意这种比较的视野及方法。在论述郁达夫的小说创作时，他非常注意对作者运用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学说，加深人物心理透视的作法以及对表现主义艺术手法借鉴的阐释，灵与肉的冲突，自我与本我的矛盾，大量的内心独白、梦境、潜台词的手法，使我们不难看出郁达夫对西方文论的接受。在对《雷雨》的分析中，也指出作者借鉴了西方戏剧的封闭式结构和回溯法；在冯至诗歌的分析中，也提到了其从德国谣曲中所吸取的养分。但是这种比较都是浅尝辄止的，只是停留在简单的表层当中，这种对表层的差异的分析并没有多大的意义。我们应该思考的是，经过比较，我们是否能够深化双方的理解，这种理解又能深化到什么程度，这才是比较的真正意义和目的所在。“他者”给我们提供的不仅是一个可供借鉴和参考的异质因素，也应该是在更加广阔、更加深刻的范畴中的具有终极意义的观照与反思。
总之，在文学史的写作中，他者问题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在横向的共时轴上，我们应该借鉴其他学科和其他文化这两个他者因素，在比较中完成对现代文学的文学性和民族性的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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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认识；在纵向的历时轴上，作为历史的“绝对的他者”的我们，应该在事实真实和逻辑真实的辩证关系中完成对现代文学的作者、作品、读者的完整把握。这样我们才能在历史与文化两个维度中对现代文学进行全面的观照，也才能写出真正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史，写出气度恢宏、视野开阔的具有比较眼光的文学史。王晓初的著作全面而深刻地体现了这种对文学史写作的全新追求，这种追求也应该成为“重写文学史”过程中自觉而基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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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blem of“Others”in the Writing About Literature History
———On Wang X iaochu’s“The Ev olution of China’s M odern Literature1898-1989”
Zhou Jianjun1 Li Weihua2
(1.Central China N ormal 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9;2.Zhongnan National 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4)
Abstract: Wang X iaochu’s w ork“The Ev olution of China’s M odern Literature History1898-1989”arouses my interest in the problem of“others”in the writing on literature history.In writing m oder
n literature history,we should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other subjects and cul2 tures,which are tw o im portant elements of“others”,s o as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literaturism”and“nationalism”.On the other hand,as the“abs olute others”of history,we should als o think carefully about the dialectic relation between real truth and logical truth,s o as to com pletely understand authors,w orks,and readers in m odern literature.
K ey w ords: literature history;others;real truth;logical tru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