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芳等：苏联对“切尔诺贝利事故”应急处理的启⽰８９
⽅⾯的紧急措施，基本控制了放射性物质的⼤规模释放，有效避免了更⼤次⽣灾害的发⽣。２．１．１灭⽕，急救
４⽉２６⽇凌晨ｌ时２３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４号反应堆先后发⽣两次爆炸，在核电站内引发３０多处⽕灾，堆芯碎⽚被抛射到⼚房的顶部，⼀些油管受到损坏，电缆短路，４号反应堆发出强烈的热辐射，机械⼤厅、反应堆⼤厅及其邻近遭受破坏的建筑物成为⽕灾中⼼，⼤⽕直接危及邻近的正在⼯作的３号反应堆。伴随着４号反应堆的损坏，⼤量放射性物质泄出，在空⽓流作⽤下迅速扩散。
核电站值班⼈员⼀边通知消防⼈员。⼀边向上级报告核电站爆炸情况。
鼠伤寒沙门氏菌２６⽇凌晨ｌ时３０分，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军事化消防队（Ｂｒｖａ．２）和普⾥⽪亚特镇的综合军事消防队（ＣＢＩＩｑ．６）值勤⼈员到达事故现场实施灭⽕。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剂量监测部
门⽆法为在场的消防⼈员提供所需要的辐射剂量监测仪器，消防⼈员不了解４号机组及其周围放射性的真实辐射⽔平。消防队员在此之前从未接受过在放射性环境下灭⽕的专门训练，不了解辐射后果的严重性。他们⾸先集中压制汽轮机⼤厅屋顶的⽕焰，有效阻⽌其向邻近的３号机组蔓延。２时１０分这部分的⽕势得到控制。凌晨５时，反应堆⼚房内的⽕焰被熄灭。与此同时，３号机组停堆，以避免事故扩⼤且⽅便检修‘８１１７，［９１。在灭⽕过程中，消防队员、急救⼈员和核电站值班⼈员在没有任何防辐射的条件下进⾏⼯作，他们是这次事故中最先受到⾼辐射的⼈员，其中２⼈在事故发⽣时即刻死亡。清晨６时，１０８⼈被送往邻近的乌克兰基辅临床研究所和莫斯科６号医酣８】２６。这些⼈全部被诊断为疑似急性放射病（ＡＲＳ），其中２８⼈在事故后三个⽉内陆续死于急性放射病［１】＇【４】２８。２．１．２组建领导机构，调研，决策
４⽉２６⽇清晨，苏联能源部部长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马约列茨（Ａｎａｒｏａａ兹Ｉ／ＩｓａａｏｓａｑＭａｆｉｏｐｅａ）通过电话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科夫（ＨｍｃｏａａｆｉＩ／ＩＢａＨＯＢｔｌｑＰｕａｃＫｏｓ）汇报：“核电站的核反应堆发⽣了爆炸。核电站的夜间密码警报显⽰‘１、２、３、４’，这四个数字标⽰了核泄漏、核辐射、⽕灾和爆炸……⽬前切尔诺贝利镇的事态仍不甚明朗，需要⽴即采取紧急措施。，，Ｕ０］１６９
雷⽇科夫⽴即组建政府委员会，苏共中央政治局组建政府⼯作组领导切尔诺贝利事故应急处理⼯作。
政府委员会由原⼦能、反应堆、化学等⽅⾯的科学家、⼯程技术专家及克格勃官员组成，着⼿调查事故原因并参与应急处理决策。第⼀批政府委员会成员由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鲍⾥斯?叶夫多基莫维奇?舍尔宾（ＢｏｐａｃＥＢ．２ＩＯＩＯＩＭＯＢｌ４ｑｌｌＩｅｐ６ｎａ）领导，于２６⽇２０时到达切尔诺贝利事故现场。同机到达的政府委员会成员包括：苏联能源部部长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马约列茨、核物理学家⽡列⾥?阿列克谢耶维奇?列加索夫（ＢａａｅｐａｆｉＡＪｉｅＫｃｅｅＢｌｔｑＹｌｅｒａｃｏＢ）院⼠、国家⽔⽂⽓象中⼼主席尤⾥?安东尼耶维奇?伊兹拉埃尔（Ｉｏｐ诵ＡＨＴＯＨＨｅＢｌ４ＸｌＨ３ｐａ３ａｂ）等。此后政府委员会⼀直在切尔诺贝利地区办公。其成员实⾏轮流值班制度，直到１９８６年９⽉辐射剂量稳定后，轮流值班制度才取消‘¨】２４９。
政府⼯作组设在莫斯科，其主要成员包括：４名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坭古拉?伊万诺维奇?雷⽇科夫、叶⼽尔?库兹⽶奇?利加乔夫（ＥｒｏｐＫｙ３１，ＭａｑＪｌａｒａｑｅｓ）、维塔利?伊万诺维奇?沃罗特尼科夫（ＢｎｘａａａｆｉＩ／ＩＢａＨＯＢＩＩｑＢｏｐｏｍｎｕＫｏａ）、维克托?⽶哈伊洛维奇?切布⾥科夫（ＢｍｃｒｏｐＭＨｘａｆｉａｏＢａｑｑｅ６ｐｉＩｍｓ），２名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３名苏共中央政治局秘书、２名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苏联中等机械制造部部长和第⼀副部长、１６个主要部门主任、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主席（阿纳托利?彼得罗维奇?亚历⼭德罗夫（ＡｎａｒｏａｎｆｉＩＩｅｒｐｏＢａ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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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ａｅＫｃａｎｃ）ｐＤ８））院⼠、苏联科学院名誉主席（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韦利霍夫（ＥＢｒｅＨＨｆｉＩ－［ａＢａＯＢＨｑＢｅａｕｘｏａ）院⼠）、苏联国内贸易部部长、苏联国防部的第⼀副部长、副部长和化学部队主任及军事医疗机构主任、苏联卫⽣部部长和第⼀副部长、苏联民防部主任、苏联通讯部副部长、苏联⾼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部长、苏联内务部部长、苏联外交部第⼀副部长、苏联能源部部长、苏联化⼯部部长、苏联运输建设部部长、苏联煤炭⼯业部部长、苏联国家劳动委员会主席、苏共中央政治局重⼯业与动⼒部主任和副主任、苏联国家⽔⽂⽓象和⾃然环境监督委员会第⼀副主席和副主席等。政府⼯作组的⼯作具体包括：了解、指导政府委员会的⼯作；听取各部门事故处理的⼯作汇报，并对其进⾏指导；沟通各部门之间的信息；派出⼯作组成员赴重点地区进⾏考察等。
２６⽇全天。苏联的⽓象、辐射和公共卫⽣监测部门在紧急状态下迅速组成监测系统开始⼯作，调度直升机在事故反应堆上⽅的不同部位进⾏勘查，收集空⽓样本，对放射性物质做了⼀系列测量。连续⼏天的测量数据为未来苏联政府估计反应堆状况，编制初步放射性污染地区图以及进⼀步决策奠定了重要基础。
２６⽇深夜，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科夫得到鲍⾥斯?叶夫多基莫维奇?舍尔宾的电话汇报：“核电站４号机组的涡轮机组在
进⾏⾮正式试验时，接连发⽣两次爆炸，反应堆机房被炸毁，数百⼈受到核辐射，两⼈当场死亡，辐射情况⾮常复杂，暂时还⽆法作出最后的结论……政府委员会已经按照各⾃的专业和分⼯划分成若⼲⼩组开始⼯作，但必须派军队参与事故处理⼯作，急需⼤型直升机，另外还需要防化部队，越快越好……政府委员会决定将紧靠核电站的普⾥⽪亚特镇的居民紧急疏散……１０００多辆汽车正连夜赶往普⾥⽪亚特镇，乌克兰铁路局向普⾥⽪亚特镇发出三趟专列。与切尔诺贝利毗邻的⼏个区也派出代表参加
悠一悠了政府委员会的⼯作，他们正在紧急确定附近临时撤离居民的地点。’’【１０】１７０’１７１
在上述初步调研的基础上，苏联政府作出应急处理决策：调⼊军队控制局⾯；封堵反应堆爆炸缺⼝；组织居民撤离；调⼈民防⼈员初步清理污染。
２６Ｅｌ晚苏联政府⼯作组组长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科夫给国防部总参谋长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阿赫罗梅耶夫（ＣｅｐｒｅｆｉＯｅ；ＩｏｐｏＢｔｍＡｘｐｏ射ｅｅａ）打电话，调集军队赴核电站。２７⽇早晨，国防部派遣更多的直升机和防化兵赶到切尔诺贝利，防化兵司令弗拉基⽶尔?卡尔波维奇?⽪卡洛夫（ＢａａａｔｒｖａＩｐＫａｐｎｏＢｗｌＩｌｕｒ锄ｏｏ）将军亲临现场指挥ｏ２．１．３封堵反应堆爆炸缺⼝
苏联政府委员会意识到封堵反应堆爆炸缺⼝，压制放射性物质⼤规模释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它列
为近期应急处理的中⼼⼯作。国防部派遣空军和防化兵，承担改造直升机（在直升机底部焊上厚铅板）、紧急训练特种飞⾏员的任务。
最初，部队试图利⽤应急辅助给⽔泵向堆芯空间注⽔，以降低反应堆坑室内的温度，防⽌⽯墨砌体着⽕，但后来证明这⼀努⼒⽆效。于是，政府委员会研究通过了空投灭⽕材料以阻⽌⽯墨燃烧，压制放射性物质释放的⽅案。最初选定的灭⽕材料是铅和铁砂，预计总共需要１５００吨，随后１５０吨铅被⽴即运到现场【１２Ｊ５３６。最后确定的灭⽕材料为硼、⽯灰⽯、铁砂、黏⼟和铅组成的混合物。
４⽉２７⽇到５⽉６⽇，直升机飞⾏员们在９天中连续向４号反应堆投下５０００多吨灭⽕材料。５⽉６⽇，放射性释放物数量从４⽉２６⽇的１２０００ｋＢｑ降⾄１００ｋＢｑ。这意味着４号反应堆的放射性物质⼤规模释放基本结束，封堵反应堆爆炸缺⼝的应急处理⼯作告⼀段落。
２．１．４撤退禁区居民
普⾥⽪亚特镇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作⼈员的⽣活区，位于核电站以西３公⾥，有４．９万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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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在核电站东南１５公⾥有切尔诺贝利镇，⼈⼝为１．２５万。
２６⽇星期六是休息⽇，早晨，为避免引起居民恐慌，官⽅未通告事故情况，仅通知居民关闭门窗，尽量留在家⾥。绝⼤多数居民全然不知反应堆发⽣爆炸，更不了解放射性物质辐射的后果，他们以为只是发⽣了⼀般的⽕灾事故。全镇秩序正常。在当地医⽣的坚持下，政府开始陆续给居民挨家挨户发放碘⽚，但并不及时。下午１４时开始，政府委员会组织普⾥⽪亚特镇居民撤离，经过３个⼩时左右，约４万居民秩序井然地被撤到波列斯格纳等镇‘１０】１７１。国防部为当地机构提供了１．５万⼈居住的帐篷。普⾥⽪亚特镇主要剩下政府委员会⼈员和军⽅⼈员，他们集中在普⾥⽪亚特镇饭店办公。
政府委员会根据得到的数据，相继确定了距核电站１０公⾥、３０公⾥为半径的禁区，政府⼯作组集结苏联内务部、卫⽣部、国防部、民防部的⼒量，组织居民撤离禁区，对灾民重新安置并进⾏医疗救护。
具体安排是：由苏联内务部组织撤离禁区内的居民，并负责到指派的新区安置灾民；苏联卫⽣部负责检查和救助禁区和其他灾区的居民。
与事故现场相对缓和的局⾯相反，从灾区撤离的居民⼈数不断增多，使苏联卫⽣部⾯临越来越⼤的压⼒。根据档案记载，政府⼯作组对卫⽣部初期⼯作不满，指出“对从事故区撤出的居民的医疗救助严重不⾜，必须加强⼯作，给予必要的医疗帮
助，’［１ｑ２５１。卫⽣部为此成⽴了指挥组。由卫⽣部第⼀副部长奥列格?普罗科⽪耶维奇?谢宾（ＯｎｅｒＩＩｐｏｉｃｏｎｂｅｓＨｑＬＬ［ｅＨＨＨ）领导。
政府⼯作组和政府委员会要求卫⽣部汇报每天的住院⼈数，特别关注⼉童住院⼈数及确诊放射病的⼈数，对病⼈进⾏分类。政府⼯作组协调卫⽣部、全苏⼯会中央理事会、乌克兰医疗机构，重新安排了收治灾民的医院：莫斯科６号医院⽤来专门收治受强辐射的病⼈；位于莫斯科郊区的⽶哈伊洛夫斯克疗养院（Ｍ１４ｘａｆｉｎｏＢｃａ且ｃａＨａＴｏｐＨＩ／）和敖德萨（Ｏａｅｃｃａ）等地的疗养院⽤来收治轻度患者；把从强辐射区撤出的⼉童送往专门的旅馆和少先队夏令营过暑假，必要时，安排部分⼉童长期留驻。另外，联合教育机构，在基辅郊区和乌克兰其他地区调出１９００个床位，安排孩⼦们在寄宿学校和全年制少先队夏令营学习⽣活‘１１】２“。
截⾄５⽉６⽇，共撤离居民１３．５万⼈，⼊院⼈数达３４５４⼈，其中包括４７１名⼉童；确诊为放射性病的有３６７⼈，其中包括１９名⼉童，重症患者３４⼈；１７９⼈被送往莫斯科６号医院住院，其中有２名⼉童…肋。
政府⼯作组针对卫⽣部药品储备不⾜的问题也进⾏了协调，责令卫⽣部尽快拟定药品、医疗器械清单，由苏联外贸部负责进⾏国外采购。２．１．５初步清理放射性污染
在向外撤离居民的同时，苏联政府向事故区内调集了国防部防化部队和民防⼈员进⾏重灾区的初步放
射性清理⼯作。
民防⼈员的主要任务是观测铁路车站、公路运输⼊⼝、航空港的辐射状况；在道路上建⽴清除放射性污染⼯作站，进⾏辐射检查；清除道路上的放射性污染。但是，在最初⼏天民防⼈员没有起到应有的作⽤。“我们⼀向引以为荣的民防体系被弄得‘千疮百孔’，我们那些赫赫有名的防化训练和粗制滥造的宣传画根本不能发挥任何效能。说实话，都是纸上谈兵……从理论上讲，我们的‘民防⼈员’已相当成熟，可实际上只能派他们去⽤洒⽔车清洁被污染的街道。不得不增加在核污染地区的防化兵数量，他们⼲得不错。’’【ｌｏ】１７４鉴于民防⼈员⼯作不⼒，苏联国防部从防化部队抽调２６００⼈、４００辆汽车对核电站污染区域内的所有运输⼯具等进⾏严格的剂量测定和去污，建⽴了１６个消除放射性污染点【１１１２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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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轻重患者之间、患者与健康⼈之间再次受到辐射的渠道；其次，充分发挥各地⽅医院的医疗潜⼒，在⼀定条件下缓解了医患压⼒。
第⼋，⽀持后续清理、监控和研究⼯作，汲取事故教训。
苏联政府对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后续清理、监控和研究⼯作⼀直没有间断。从１９８６年到１９８９年，苏联从各地先后抽调６０万事故清理⼈员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及其附近区域，从事监控放射剂量，建造⼈⼯除热⽔平层和“⽯棺”⼯作，给建筑物和道路清污，阻断受污染⽔源，抓捕、处理并深埋受污染的动物等⼯作，⼒求依靠⼈的⼒量，把放射性污染造成的⽣态灾难降到最低程度。
除此之外，苏联政府对当时所有的核电站⼯作进⾏安全检查，改组核电产业机制，停⽌建造ＲＢＭＫ型反应堆；重新制定、明晰核电站安全责任制度：研究并公开通报切尔诺贝利地区和其他相关地区的⽣态状况。
总之，切尔诺贝利事故使苏联政府和公众深切体会到核安全的重要性，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然也暴露了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弊病和社会观念中的误区。
３．２苏联对切尔诺贝利事故应急处理的教训切尔诺贝利事故是⼈类历史上最⼤的和平利⽤原⼦能所带来的灾难，让⼈类遭遇了看不见敌⼈的战争，⾯临闻不到硝烟的战场。其中有许多值得深⼊研究的教训。
第⼀，缺乏核安全意识，没有充分认识、宣传原⼦能的负⾯影响。
苏联作为第⼀个和平利⽤原⼦能的国家，在国内以往的宣传中过分夸⼤了原⼦能给⼈类带来的福祉，⽽对原⼦能的负⾯作⽤即放射性危害研究⼒度不够。即使有研究，政府出于政治需要，封锁、保密了研究成果。对于原⼦能的负⾯作⽤不仅公众不得⽽知，包括核物理科学家、国家领导⼈、核电站的管理和技术⼯作⼈员也了解不够。可见，当时社会普遍缺乏核安全意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辐射检测站的作⽤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职⼯和家属不懂防辐射知识，没有经过避免辐射的应急处理培训。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消防队员没有经过任何防辐射消防训练，在事故现场没有采取任何防辐射措施，成为第⼀批重症急性放射病患者的事实充分说明了这⼀点。另外，苏联政府为清除事故区的放射性污染，在１９８６年到１９８９年间陆续向事故区内调派了６０万名事故清理者。由于对放射性危害认识不够，政府，包括事故清理者本⼈对防⽌辐射的劳动保护没有予以⾜够重视，从⽽导致事故清理者在２０年间吸收辐射剂量平均⾼达１００ｍＳｖ［５１，⾝⼼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甚⾄影响到他们下⼀代的健康。苏联政府在１９８６年春天从距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半径为３０公⾥禁区内撤出１１．６万⼈，在禁区之外的“严格控制区”有２７万居民。虽然这些⼈２０年间吸收辐射剂量平均都⼤于３３ｍＳｖ，但⽐起那些事故清理⼈员，受污染⼈员的数量要少，吸收的辐射剂量相对要轻得多。可见，在苏联政府应急处理的“撤出”与“派进”决策中，“撤出”是正确的，“派进”则是不得已⽽为之，同时留有重⼤漏洞的下策。这是⽇后苏联政府遭到国际舆论指责以及国内反对者攻击的最主要根源。
第⼆，对公众封锁信息导致失信于民。
当我们称赞苏联政府运⽤集权指挥⽅式达到应急处理⾼成效的同时，更应该注意其背后的隐患：政府为了稳定秩序，对公众隐瞒事故状况、封锁正常信息发布，最终导致公众对政府产⽣严重不信任。
苏联政府通过核电站上报机制⼏乎在２６⽇事故发⽣的同时就知晓了此事，随后⽴即展开应急处理⼯作。但政府没有在第⼀时间向事故周围居民以及国际社会公布事故信息，致使放射性污染地区的居民没能及时采取任何防范措施。chinese男同志movies青年
２６⽇事发当天恰逢周六休息⽇，⽽且临近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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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最重要的节⽇——五⼀国际劳动节，当地居民像往常⼀样在街上散步、购物，⽆形中扩⼤了接受辐射的剂量、范围和时间。直到４⽉２８⽇瑞典核电站侦测到⼤⽓中放射性的升⾼向苏联发出质询后，苏联⽅⾯才被迫发布事故消息。这使得苏联党和政
府在国内和国际社会处于完全被动的境地。
在地⽅机构执⾏中央政府决策的过程中，为了维护党和政府的形象、利益，既没有向公众作任何说明，
⼜忽视对公众的解释⼯作，擅⾃减少⾃⼰的⼯作量，或简单、机械地执⾏政府决策。⽽公众由于⽆从了解事故真相，消息来源不⼀，信息不匹配，加之对核事故从⼀⽆所知到⼼⽣恐惧，⽆形中增加了精神上的不安、烦躁和压⼒，最后集中发展成对政府的严重不信任。民众⾃发组成“切尔诺贝利⼈社会同盟”、“切尔诺贝利的孩⼦们”、“切尔诺贝利的残废者”、“切尔诺贝利的遗孀”等社会组织，在苏联国内掀起了⼀场范围⼴泛、形势⾼涨的“切尔诺贝利运动”，⼈们⾛上街头游⾏⽰威，要求废除机密制度、公布事故的真实规模、惩治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的罪犯、确定被污染⼟地的居住危险程度、建⽴国家对蒙难者的救助体系等等。这些迫使苏联政府不得不通过借助国际原⼦能机构调查来缓和国内压⼒。这为苏联最终解体埋下导⽕索。
第三，军队的⾮专业化增加了伤亡率，影响了应急处理实施效果。
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全程应急处理⾏动中，苏联军队表现出⾼度组织化、纪律化和⾃我牺牲精神，为苏联战胜这场灾难起到了重要作⽤。但需要指出的是，⼀般军队在核应急领域中完全缺乏专业训练。军⼈们在应急处理⾏动中缺乏⾃我保护意识和必要的保护措施，因此遭受许多⽆谓的牺牲。在受到强辐射的⼈员中，军⼈占了⼤多数，尤其是第⼀批进⼊事故区进⾏放射性清理⼯作的军⼈。以直升机飞⾏员为例，尽管对直升机机体进⾏了加焊铅层的改造，但仍然有约６００名飞⾏员受到严重辐射。后来进驻事故区的防化部队尽管⽐⼀般的军队具备专业化训练经验，但也同样缺乏防⽌放射性辐射的经验。
第四，⼀些具体的应急处理措施不当，衍⽣遗留问题。
由于苏联对切尔诺贝利事故既⽆思想和物质准备，⼜对其所引发的后果估计不⾜，来不及对应急处理⼯作作整体布局，也没有把这项应急处理⼯作与全球⽣态循环、国际社会稳定等问题进⾏相且关联，所以前期采取的⼀些应急处理措施为后续⼯作留下隐患。⽐如：消防队员以灭⽕作为⼯作重点，但⼤量注⽔成为引发反应堆再次爆炸以及地下⽔污染的隐患，因此后续⼯作中必须派⼈从反应堆下层抽⽔，建隔离层，这样造成后续⼯作⼈员遭到辐射。另外，封堵反应堆爆炸缺⼝的灭⽕材料中含有⼤量铅，因为铅的吸热效果很好，有效降低了反应炉温度，熔化后的铅封住了洞⼝，降低了辐射。但这样的做法后来受到⼀些科学家批评，因为有些被熔化的铅蒸发到⼤⽓中，２０年后在切尔诺贝利病童的⾝体中仍然可测到微量铅。还有，往禁区内调⼈⼤量事故清理者的决策也存在计划不周的缺陷。除此之外，苏联由于前期只把切尔诺贝利事故作为国内事务处理，严重影响了其国家形象和国际地位。
pka第五，福利体系缺乏稳定的资⾦来源。
苏联政府在事故后，为事故的受灾者建⽴了⼤规模的福利体系，但是这个福利体系建⽴在庞⼤的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之上。由于苏联的经济体制本来就存在计划过细的固有缺陷，长期过重的国防开⽀⼀直成为国民经济的极⼤包袱，再加上切尔诺贝利事故发⽣后，⼜造成核电事业受损，农业⽣产受损，多重因素致使切尔诺贝利灾民的福利体系缺乏稳定的资⾦来源。当时⽤于⽀付这些福利的资⾦数⽬巨⼤，
为苏联政府⽆形中⼜增加了计划外的沉重负担，犹如压倒骆驼的最后⼀根草，对于苏联解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当苏联解体以后，原有的福利体系⾃然崩塌，切尔诺贝利受害者的福利待遇由后来新成⽴的乌克兰毛集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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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俄罗斯共和国、俄罗斯共和国按本国情况⾃⾏制定。实际上，在这些国家的经济转型期，切尔诺贝利受害者⽆法真正获得原有的福利待遇，即使获得了，也不能解决实际困难，成为这⼀事故的再次受害者。
第六，缺乏与原⼦能相关的法律体系，造成⽆法可依的后果。
原⼦能是⼀种特殊的能源，苏联在长期利⽤原⼦能的过程中，缺乏与其相关的法律体系。所以，在事后审判切尔诺贝利事故当事⼈时，⽆法可依。１９８９年７⽉１４⽇在苏联最⾼苏维埃联席会议上，⼈民代表什切巴克指出，“即使在当前，有关核电站的站址、计划、建设和操作运⾏的安全条例仍然经常被忽视”【１４】。学者们普遍认为，由于缺乏原⼦能⽅⾯的法律，当苏联在政策上的举措和制订的核安全规章制度遭到破坏时，没有任何法律框架去束缚、处分，或者审判核⼯业领域的那些失职⼈员，包括那些忽视核安全的⼈员。４苏联政府应急处理对我国的启⽰
通过切尔诺贝利事故，我们可以看到核事故不同于其他事故，有其⾃⾝的特殊性。
其⼀，核事故造成的放射性污染范围⼴，⽣态后果复杂。
在放射性物质释放过程中，由于其主要通过⼤⽓传播，加上风向、⽓候等因素的影响，往往难以控制。当放射性尘埃落定后，对岩⽯、⽔体、⼟壤、植被、⽣物等都会产⽣⼀系列不同程度的影响，⽽且还会通过⽣物链形成交叉辐射，后果异常复杂，难以彻底清除。放射性物质污染的⽔源、农副产品会给事故地区和⾮事故地区的⼈们带来长期负⾯影响。
其⼆，核事故造成的放射性污染只有借助仪器才能发现。
放射性污染⽆⾊、⽆味、⽆嗅，必须借助于特殊仪器检查发现。⼀旦发⽣核事故，如果没有辅助仪器，⼈们往往因为不能直接发现⽽忽视辐射危害的存在，贻误时机。
其三，放射性辐射对⼈体的照射存在多样性。
放射性辐射对⼈体的照射分为外照射和内照射，⽽且通过吸⾷被放射性污染的物质所引起的⼈体内照射往往由于具有潜伏性被
⼈们忽视⽽更具有危害性。据研究，切尔诺贝利事故区当地奶⽜所产的⽜奶成为造成⼉童患重症急性放射病的⼀个重要原因。
其四，核事故对公众⼼理产⽣严重不良影响。
严重的核辐射不仅可能引起受照者近期的⾝体损伤，还可能具有远期效应，即可能引发癌症或对后代产⽣遗传影响。这正是影响公众⼼理的关键性因素，会造成公众⼼理紊乱、焦虑、恐慌，从⽽引发不良的社会⾏为。其危害或许⽐辐射本⾝导致的直接后果更为严重，切尔诺贝利灾难甚⾄造成了严重的“切尔诺贝利阴影”【ｌ５１。
基于核事故的上述特殊性，所以应该⼗分重视核安全宣传⼯作和核事故应急处理的培训⼯作，避免导致难以控制的次⽣社会灾难。切尔诺贝利事故就是⼀个活⽣⽣的典型案例，它不仅仅是技术灾害，更引发社会灾难，导致时⾄今⽇许多⼈仍‘锬核⾊变”。
通过总结苏联对切尔诺贝利事故应急处理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可以获得许多启⽰。
第⼀，创建安全⽂化系统是长期、⾸要的任务。
迄今为⽌对引起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原因说法不⼀，主要集中在“技术因”和“⼈因”两种观点。
持“技术因”观点的⼈认为：切尔诺贝利事故是由于该核电站所使⽤的ＲＢＭＫ型反应堆在设计上存在缺陷。诚然，这次事故的确暴露了ＲＢＭＫ型反应堆固有安全性不强的漏洞。事故发⽣以后，苏联全⾯停建ＲＢＭＫ型反应堆，启动研制新⼀代核反应堆。国际核电产业⼀度因为切尔诺贝利事故极⼤受挫，但随着反应堆技术逐步得到发展，许多⼈认为，特别是核技术专家认为只要改进反应堆的设计，切尔诺贝利事故或类似的事故完全可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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