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穆勒
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年5月20日－1873年5月8日），或译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也译作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英国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19世纪影响力很大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他支持边沁的功利主义。 寻隐者不遇教学设计
神童的造就
约翰·穆勒，1806年5月20日生于伦敦，也是著名功利主义哲学家James Mill (1773-1836)的长子，James来自苏格兰的贫困家庭，苦学成功，17岁便为约翰•斯图亚特爵士选为其女之家庭教师，并被送往爱丁堡大学就读，1798年成为合格的传教士，但终身未传过教，并
且视基督教为进步的最大障碍。
1802年爵士在伦敦提供他一栋房子，从此就在伦敦以作家及编辑为业；1805年与Harriet Burrow结婚，年余产下一子，以爵士
水三相点瓶之名名之。三级教育
James对于心灵的观点深受洛克(John Locke,1632-1704)之影响，认为心灵最初就如同一张白纸，而思想来自于感觉经验(sense-experience)(经验论)的积累，而密尔就是James的那张白纸，于是密尔从三岁就开始读希腊文
，八岁开始学拉丁文
、代数、几何
，九岁遍读希腊史家的重要著作，少年阶段结束时，他已经具备了比大学毕业生还要广泛的知识；据密尔《自传》（Autobiography）表示，他认为人在成长的初期，只要经过适当的训练，可以吸收和理解的数量远超过常人所能想像，他谦逊地表示自己并非上驷之才，但经过这样的训练，一样能够具有一定程度的思辨能力。 父亲对密尔的教育以效益主义（Utilitarianism）当作伦理学的基底，源自于James与边沁的交情，事实上密尔自己也与边沁常有接触，边沁死后还负责整理他的著作；在这样的情况下，密尔有意无意成为效益主义学派的接班人。 在密尔青年期的晚期，在古典哲学的雄厚背景下，对政治经济学与法学又下了一番苦工，并且开始在报刊文献上发表文章，其中最主要的场域是在哲学激进派的喉舌《西敏寺评论》
（Westminster Review），与之相抗衡的是辉格党（Whig party）的《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以及托利党（Tory party）的《季刊》（Quarterly），他并且组织了学社与年纪长他不少的人进行学术思辨，并且以读书会的形式增加自己在政治经济学、逻辑学与心理学的知识。
1.否定商品供给的一般过剩.穆勒重复萨伊供给创造自己需求的说法. 2.继承稳定状态的论点.他认为,财富的增长并不是无限的,在进步的尽头就是稳定状态,财富的增长只不过是延缓了稳定状态的来临..如果生产技术不进一步改良或者资本不在此哦能够富裕的国家流向未开发的国家,由于利润率的降低,富裕国家很快就会达到稳定状态.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3.国际价值法则. ：“一国的生产物总是按照该国的全部输出品适足抵偿该国的全部输入品所必需的价值，与其他国家的生产物相交换。这一国际价值法则只是更为一般的价值法则，即我们称之为供给和需求方程式的延伸” 穆勒的国际价值学说是对古典学派国际贸易理论尤其是李嘉图的相对成本理论的重要补充和发展，在国际贸易学说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4.提倡工资基金说,按照古典经济学的说法,工资基金就是用于支付工资的资金.穆勒指出,工资主要由对劳动的需求和供给决定的,也就是人口与资本的比例决定的工资基金说为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工资供求均衡理论所代替.
5.强调分配公平的重要性.
约翰 穆勒：一个思想家的成长
约翰穆勒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在父亲的教育下完成全部知识学习和训练，最终成长为杰出的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学家。穆勒的成长过程，反映了一代思想家对知识和精神进步的执著追求。一个思想家的成长，也留下了那个风云际会、波澜壮阔的时代的痕迹。
（一）早期教育
约翰·穆勒是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的六个孩子中的长子。当时的詹姆斯·穆勒是一个自由撰稿人，靠给杂志写文章获得不稳定的稿酬养家活口。在艰苦的条件下，詹姆斯·穆勒一边写作《印度史》，一边亲自教育小穆勒。对小穆勒的亲自教育实际上是老穆勒在实践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他是其父按照边沁的教育法培养出来的。”
在父亲的指导下，穆勒童年就学会希腊文和拉丁文，读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不少古典历史名著。8岁起攻读几何和代数，12岁开始系统学习经院派逻辑学。13岁时小穆勒开始学习
政治经济学。先后学习了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4岁时，小穆勒完成了他具有传奇彩的早期教育。他的知识水平达到了一个在正规教育环境接受了全部高等教育的人所达到的水平。“他正像他父亲所希望的那样——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他的学识就像40岁的人那样。”
（二）功利主义思想的形成
1821年，小穆勒开始学习法律。当小穆勒打开边沁的《立法论》，一个新的思想世界向他开启了窗口。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从行为的效用来判断人的行为的道德性，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来判断立法的正义性——给他提供了思想和行动的指南。此前，经过长期的艰苦学习，穆勒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但是，由于缺乏系统的整理，他所继承的人类知识仍然象一盘散落的珍珠，他需要一根红线将它串成一条精美的项链。 “当我读完《立法论》的最后一卷时，我的思想完全改变了。……象边沁在三卷《立法论》中那种方式运用的‘功利原则’，确实成为把我分散零碎的知识和信仰融合一起的基本原理，使我对事物的概念统一起来。”
自此，穆勒成为边沁功利主义的信奉者和传播者。1822年冬，穆勒组织成立了功利主义
学会，宣扬边沁的思想。1824年，边沁创办了宣扬功利主义思想的《威斯敏斯特评论》，穆勒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正式的学术论文。1824年底1825年初，穆勒在工作之余协助边沁编辑出版了《司法证据的基础理论》。一个有远大前途的青年学者已经崭露头角。
（三）精神危机：生命的意义和情感的陶冶 穆勒面前呈现的是灿烂的学术前景。有着学术界权威的鼎力支持、有着无与伦比的丰富的人类知识、有着一个蓬勃向上的充满友爱的学术圈子，这一切将为穆勒铸就成功之路。但是，学术上的成功甚至功利主义意义上的人生的辉煌又意味着什么？如果说幸福的意义在于人生目标的实现，那么，生命的意义又是什么？度坐标 1826年秋天，这些问题以排山倒海之势向穆勒袭来。 穆勒陷入精神危机之中。“自从1821年冬天我第一次读到边沁的著作起，……我对生活可以说有了真正目标，就是做一个世界的改造者。我把这个目标看作个人幸福的所在。……但是到1826年秋天，那样的时刻终于来到，我犹如从梦中醒来。……我不禁自问：‘假如生活中的所有目标完全实现，假如你所想望的全部制度和思想的改变就在这个时候完全实现，
你会觉得非常快乐和幸福吗？’一种不可遏制的自我意识明确地回答‘不’！至此，我的心下沉，我生活所寄托的整个基础崩溃。我全部幸福原是对这个目标的不断追求，现在这个目标已失去吸引人的力量，追求目标的手段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呢？生活对我似乎是一片空虚。”功利主义强调行为的结果是行为评价的唯一依据，在否定动机的评价意义的同时也否定了过程即行为本身的意义。于是，生命本身的意义受到怀疑甚至否定。这是穆勒精神危机产生的关键。其实，作为一个生命体验的过程，生活本身就是意义所在。但是，在穆勒所接受的教育中，这重意义被父亲粗暴地否定了。
对于一个以学术为志向的人来说，穆勒早年所接受的教育是成功的。但是，即使是一个学者也不可能成为一台学术机器。尤其是在以人为对象的人文科学研究中，研究者对人的关怀必然以自身的人文情怀为前提。因此，自然的情感陶冶是人的成长的一个必要的过程。在老穆勒对小穆勒的早期教育中，他否认并刻意贬低了情感的价值，代之以生硬的逻辑和分析。“分析的习惯会磨灭人的情感；……分析的习惯对深谋远虑和洞察力来说是有利的，但对热情和德行来说却永久是根部的蛀虫；更重要的是，分析的习惯可怕地破坏由联想引起的所有希望和所有喜悦。……我所受的教育未能建立起具有足够力量以抵抗因分析带来的瓦解感情的影响，……我的人生航程就这样在刚开始时就搁浅了，因为我驾驶的装备良
好的船有舵无帆。”正是情感陶冶的缺失使穆勒陷入精神危机之中，最终怀疑生命的意义。穆勒精神危机的结果是对边沁功利主义的怀疑。穆勒对边沁不再盲从。他将从自己的体验出发，给功利主义注入了更有人性化的内容。
（四）思想的发展：穆勒与圣西门学派
对边沁功利主义的怀疑使穆勒急于寻新的理论基础。圣西门学派的理论不仅为穆勒提供了整理其丰富而复杂的人类知识的有效工具，也成为指引其走出精神苦海的灯塔。1829到1830年间，穆勒先后读到圣西门学派的几本著作，对他们的新颖思想产生了浓厚兴趣。圣西门学派对穆勒思想发展的影响首先表现其历史主义的方法论上。“当他们第一次向我提出人类进步自然秩序的那个与我有关的观点时，我感到大为惊讶，尤其是他们把全部历史划分为建制时期和批判时期更使我兴奋。”建制时期和批判时期理论揭示的是科学发展的规律性问题。建制时期人们接受某种政治纲领或思想理念，随着实践和人类认识的发展，既有的纲领和理念失去对现实的解释和指导能力，于是进入批判时期。人类的认识就这样周期性螺旋推进。 “这一套理论与我的思想十分合拍，它使我的思想更具有科学性。”
圣西门学派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及其空想社会主义纲领对穆勒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建立
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对自由主义一般理论的批评，在我看来充满着重要的真理；我看清楚旧政治经济学价值的局限性和短暂性，部分也是受他们著作的影响。”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沿着圣西门学派的思路，穆勒将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归结为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公平，并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的可能性提出怀疑。“如果要在具有一切可能性的共产主义和具有各种苦难和不公的现今的社会状态之间作出选择；如果私有制必定会带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后果，即劳动产品的分配几乎同劳动成果成反比——根本不干的人拿得最多，只在名义上干点工作的人居其次，工作越艰苦和越讨厌报酬就越低；而最劳累、消耗体力最多的劳动甚至无法肯定能挣到足以糊口的收入；如果要在这种状况和共产主义之间作出抉择，则共产主义的一切大小困难在天平上都将轻如鸿毛。”
（五）思想的发展：穆勒与哈丽特·泰勒
穆勒精神危机的直接原因一方面是其理论支点的动摇，另一方面是由于其早期教育中情感陶冶的缺失而导致的感情空虚。前一个方面，穆勒从圣西门学派那里得到了支持；而后一方面的支持则来自哈丽特·泰勒（哈迪）的友谊。穆勒家族与泰勒家族是世交。处于精神危机中的穆勒认识哈迪时，她已经是泰勒夫人。 “就在我达到心智发展的这一时期，我得到一位女士的友谊，它是我一生的荣誉和主要幸福，也是我为人类进步所奋斗或希望今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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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大部分事业的力量源泉。” 在穆勒灰暗的生命中，出现了一缕亮丽的彩。穆勒在与哈迪的思想交流中体味者生命的价值，丰富着人生的意义。泰勒先生去世后，1851年，穆勒与哈迪结婚。1857年哈迪去世于法国阿维尼翁并葬于此。此后穆勒长期生活在阿维尼翁直到去世。
哈迪给予穆勒的，决不仅仅是情感的慰籍。在穆勒看来，哈迪不仅是他思想上的同行者，甚至是他思想的启迪者。认识哈迪后，“我的思想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比以前有进步，懂得更多事物，过去懂的东西，现在理解得更透彻”。认识哈迪前，穆勒的理论偏重于思辩而对现实的关照不足，正视在哈迪的影响下，穆勒此后的著作具有了明显的现实性。“人们认为我的著作比大多数同样善于大量概括的思想家的著作有较多的实用性，因而我常常受到称赞，其实我应得的称赞只有一部分。那些被称赞的有实用性的著作不是我一个人思考的产物，而是两人合作的结果，其中一个人对当前事物的判断和认识是非常切于实际的，对预测遥远未来是高瞻远瞩和大胆无畏的。”
影响和评价
约翰·穆勒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甚广，尤其是其名著《论自由》 （On Liberty），
更被誉为自由主义的集大成之作，同时也与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一道，被视为报刊出版自由理论的经典文献。这部著作的要义可以概括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个人（成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其他人和社会都不得干涉；只有当自己的言行危害他人利益时，个人才应接受社会的强制性惩罚。这就是约翰·穆勒 所划定的个人与社会的权利界限，所以，1903年当严复第一次把《论自由》介绍到中国来时，书名就叫《己权界论》。《论自由》的第二章专门探讨了言论自由问题，标题就叫《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这部分论述对报刊自由主义影响最大。 约翰·穆勒 的经典之作《论自由》被认为是对十九世纪维多利亚社会中弥漫着的强制性道德主义的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