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1935
摘要：近代农村经济学者们对中国近代农村经济情况的论点，基本可以分为：“衰退”、“增长”、“内卷”、“停滞”。张丽在此基础之上提出近代农村经济“的非平衡化与不平衡”，对“衰退”、“增长”、“内卷”、“停滞”进行整和，提出“中国是一个没有支点的中国”“这种没有支点……也同时表现在国家经济的‘非平衡和不平衡’上，即传统经济秩序受到强烈冲击，旧的经济平衡瓦解，新的经济平衡却没有建立。”[1]盛邦跃则在此基础之上提出20–30年代中国农村的基本特征“是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初期的非均衡发展”[2]。研究近代农村特别是1927–1935年的浙江农村破产单从“衰退”、“增长”、“内卷”、“停滞”来看是不合适的，必须全面地看待农村破产背后的原因。 关键字：民国浙江农村破产“衰退”“增长”“内卷”“停滞”
一、问题提出
“农村破产”的概念在民国就已经出现。当时学者多有关这一问题的著述。农村自然经济的逐渐崩溃使农村生产关系出现空洞，同时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方式却无法入驻农村，使中国农村在这一时期形成生产关系的真空导致破产。战争之后的农村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呢？自然经济是否已经瓦解或开始瓦解，
这个问题是肯定的。1840年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来的是西方的大量商品对中国市场的冲击，这不可避免地殃及了农村，自然经济开始瓦解。可是学要注意的是这种瓦解的程度是微乎其微的，而这时由于这一时期农村农工结合体的坚固性。马克思说过“……自然经济，也就是说，经济条件的全部或绝大部分，还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此外，它还要以农村家庭工业和农业相结合为前提”[3]。“由于走私、战争赔款以及各种封建剥削的增加，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使农村中农业和家庭
[1]张丽：《“非平衡化与不平衡”—中国近代农村经济》，《南开经济研究》，2006年第6期。
[2]盛邦跃《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基本特征探讨》，中国农史2002年第21卷第10期。
手工业的结合，在某些方面说来，更加牢固”[1]。这种兼顾的农工结合体对西方视频的输入免疫力是极强的。1840年之后，英商“一想到和三万万或四万万人开放贸易，大家好像全都发疯似的。他们勇往直前地开始和想象中的全人类三分之一的人口做起生意来，没有人能使他们相信，新开放的市场也会到货太多卖不出去。”[2]可是情况是洋货在市场上占不到优势，对于负担过重的中国农民来说，根本就不会有多余的购买力去消费他们的商品，中国农民们已经习惯在邻里交换所得来维持生活。正如马克思说的“在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当前中国社会经济下，谈不上什么大宗外国货”[3]。吴承明先生提出自然经济的解体，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耕织结合的分离，即通常所说的洋纱代替土
纱、洋布代替土布的过程。其次是农产品的商品化，而这也就是国内市场的扩大”[4]洋纱代替土纱、洋布代替土布的过程由于农工结合体的兼顾，呈现出缓慢的趋势。到1894年，洋纱在土布生产者的比重只有23.4%，而到1936年，这个比重达到了72%。农产品消费在传统中式属于墟集贸易的，这种方式更加倾向于一种物物交换，而不是商品经济的范畴。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相继获得了在中国设厂的权力，并加以拓展。以此形成了“一个以上海等头上都市为中心的，从天上都市到内地和农村的商业网”[5]。外商通过这个商业网以其工业品与中国农产品的不平等交换，从农村攫取了大量资金，造成近代中国农村的金融恐慌，成为农村破产的一个方面。这个时期国内市场扩大与其说是农产品的商品化，不如说是进口工业产品增长过快所致。“中国城乡的商品经济和货币基金有了发展，但是这种发展，主要不是生产扩大和生产方式革命的结果，而是外国货进入市场和农产品变为商品的结果。”[6]进口工业品的增长速度与农村农产品投入市场进入流通的速度形成反差，造成洋货在中国市场的大量堆积滞销这在20世纪30年代尤为明显，各地过主要国家由于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在这一阶段造成了大规模的对华倾销。这意味着农村必须拿出更多的产品来填补进口工业品的漏洞。“有了世界经济恐慌做个背景，加上中国的特殊环境而益形尖锐，交易所的，货币的，工业的，及农村各种恐慌都同时降临这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半殖民地的中国”[7]。但是伴随着农产品的大量进入流通，其价格出现了危机。以梗米为例，1926年–1930年上海梗米价格为每市担8.02元，1919年–1925年没市担是5.46元，上升了47%，但是1931–1936年米价猛降为6.04元，下降了25%[8]。中国产品在
[1]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2页。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国学院
[2]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战争史料》，列岛编《战争史论文专集》，三联书店,1958年，第70、71页。
电视卡播放软件[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5页。
工装管理系统[4]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07页。
[5]上引书，第111页。
[6]上引书，第83页。
[7]陈翰笙：《中国的农村研究》，汪熙、杨小佛主编《陈翰笙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48页。
google数字图书馆外国工业品的面前完丧失了自主性，不得不受进口工业品的控制。
总之，近代农村的破产，主要是自然经济的阶梯，而“自然经济的阶梯，主要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引起的”[1]，这在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明显。在战争后，自然经济的解体“萌芽”就已经出现，但是由于中国农村生产对外国的抵制之激烈，这种趋势是十分缓慢的。知道家务中日战争，中国被迫对外开放设厂，外国资本大量涌入中国，才猛地加速了这一趋势，之后一战爆发这一趋势又减慢，到20世纪20年代下半期列强才逐渐恢复对华的输出，使这一时期，农村破产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二、农村破产情况
1935年，美国经济调查团曾到中国来调查中国经济，得出了“中国经济危机，不如外传之甚”
[2]的结论，但事实是中国经济尤其是中国的农村危机已经到了一个无药可救的地步。整个中国的农村破产已经成为了现实。以陕西为例。1930年2月10日的申报报道“遍地饥民载道，死亡日增，遗弃儿童，尪瘠待毙，甚至人相屠食，惨不忍闻。……某地曾见一饥民，饿毙倒地，方将气绝，即有无数饥民，操刀拥至，争割其肉，归以煮食。”[3]如果说“易子而食”之类的人间惨剧在在以前尚属人们闲余的谈资，到了当时已经成为人们所耳熟眼见的常事了。“关中道各区，因粮食缺乏，什物售罄，卖人买人，竟有‘人市’！”[4]“儿童卖买，初时尚可，日后多数父母，只须其子女能得温饱，即愿举以相赠……又奈待沽儿童，每处数百，而应者寥寥。”[5]据上海民国1929年的陕西的七县报告，咸阳全县十三万人，饿死一万二千，逃亡一万一千余；兴平全县十七万人，饿死数万人；武功全县十八万人，饿死七万余，逃亡五万人。[6]1929至1930年陕西的惨状固然有连年灾荒的因素，但农村总的破产并不能完全归咎于灾荒。这一时期农村破产已经成为社会一个总的趋势。1935年后全国新的灾荒开始消除，但是在这段时期，农村并没有重新焕发活力。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农产品，单以大米而论，在1935年进口的总额较之上年增加了近10000000市担[7]，这一方面是对农村的救济，而更多的是外国洋米对中国的倾销。中国农民不得不仰人鼻息。甘肃的情况与陕西相比，并没有多少优势。据1931年1月28日南京中央日报所载：“甘肃……十七、十八两年之间，灾民粮尽，以麦草荞花油渣为食料，更继以野
草根榆树皮，终则人至相食，更有勒食亲身子女者。……农村为墟，因地荒芜，所过皆是。……总之，灾区广大，灾害酷烈，
[1]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12页。
[2]朱其华：《中国农村经济的透视》，上海中国研究书店，1936年，第1页。
[3]《申报》1930年2月10日。
[4]《申报》1930年1月5日。
[5]《申报》1930年2月10日。
[6]转引自朱其华：《中国农村经济的透视》（上海中国研究书店，1936年）第55页。
灾民众多，受灾时间之延长，均为他省所罕见，从古所未闻。”[1]可见，在1931年的灾荒对甘肃的影响尤烈。农村根本无法维持日常农作，农民生命难以为继。浙江的情况与内地省份相比并不显示出它的优势。
浙江地处长江流域，与江苏并称为富庶之省。自然地理环境较之内地优越。但是即使是在“人间天堂”
的浙江，也没能挡住农村破产的风潮。旧日浙江有这样一种习俗：去各寺庙诚挚进香，祈求全家安康，开门利市，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蚕花茂盛。家家门口张贴“五谷丰登，蚕花茂盛，生意兴隆，人口平安”。农村也是如此。下面就从这几方面来观察这一时期浙江农村破产的情况。
浙江在近代中国并不是一个农业大省。本省所产之农产品有时尚不足以自给。以大米而言，“浙江全省七十五县无不产稻，栽培面积约计二千三百四十余万亩。每年产米据浙江建设厅的估计约三千八百万担，而全省二千万以上的人口，每年食米消耗量，需五千二百万担，所以还需从外省输入一千四百万担。”[2]据浙江工商访问处调查浙江省粮食盈亏情况，丰年浙江粮食可余2722244，中年则缺13952387，而国际贸易局的数字缺口达23413898。[3]“浙江所产之米仅敷民民间三季之食，故其余必须他省运来接济”[4]。但由于全国性的灾荒，外省之米尚不足以自敷，又岂能接济他省。即使偶有数省运米来浙，也不过是杯水车薪。在这种情况下，浙江就不得不依赖洋米的供给了。下列1927至1935年大米的进出口数量如表：（单位：市担）
计算机学报[5]
由表中可见洋米的进口常年保持在千万担，九年中有五年在两千万市担以上，数字之大可谓惊人。而同期浙江的食米进口数据主要来自杭州、宁波、温州三个口岸的海关统计，列表如下：
[1]转引自朱其华：《中国农村经济的透视》（上海中国研究书店，1936年）第56页。
[2]陈剩勇主编《浙江通史·清代卷下》，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19页。
[3]社会经济调查所编《浙江粮食调查》，社会经济调查所印行，1935年，第9页。
[4]茅家琦、黄胜强、马振犊主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 1896》京华出版社，2001年，第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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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7年到1929年浙江的三个商埠中除了宁波地区在1929年下降外其余两地都有大量的增加。洋米的输入使土米的销售市场大为缩减。根据宁波海关统计，民国二十一年，洋米输入636712市石，土米为7441市石，民国二十三年洋米为673128市石，土米为296551市石，到民国二十四年，洋米输入1117201市石，土米31682市石。[2]这一统计数据，仅限于轮船输入，洋米的大量涌入，在黄年虽然有振荒之效，但还是不可避免地破坏了浙江本省的米业。新式交通工具在粮食运输中的使用使浙江传统的米市面临破产，传统的内河航运开始走入低谷，旧的航路逐渐废弃。民国二十一、二十二年，浙江是丰收之年，全国其他省份也大多为多年罕见的丰收，但在这一年外米输入26841203市担，超出上年12820801一倍有奇。传统的土米在销售过程中，从产地市场到集散市场这件经过了多到程序的中间盘剥，运费、税捐等，往往到了终极市场，米价已经提高了近一倍，当然这多余价值与农民是完全无关的。洋米由于采取的是集约的机器生产，成本本就较土米低，苏伊士运河开凿后，特别是随着列强殖民地农业的发展，在运输方面的便利使洋米的价格进一步降低。在市价上，土米往往比洋米贵了2、3元。下列一年来洋米与土米价格变动数字如表：
[1]《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 1929》，京华出版社，200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