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广远1，杨 蕾2
【摘 要】报告文学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文体，抗战时期的报告文学更具有特殊的文学意义和独特的历史价值。抗战时期的报告文学作者具有大众性，形式具有多样性；抗战时期的报告文学具有救亡和启蒙的双重主题，一方面是民族意识的启蒙与觉醒，另一方面是人类反战意识与人性意识的觉醒，同时具有历史记录性和真实性。 棉鞋里的阳光教学设计【期刊名称】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5(000)004
【总页数】8
【关键词】抗战；报告文学；救亡；启蒙
蹭蹭族viewlab报告文学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文体，相较于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体裁，显得杂糅、综合一些，因为其距离通讯、采访等新闻书写方式更近一些。19世纪的清朝末年，报纸登陆中国，
新闻与文学结合成为报告文学的最早溯源，正如塞尔维亚报告文学研究者T．巴克认为：“报告文学的物质基础是报纸［1］。”学界一般认同梁启超的《戊戌记》最早具备了报告文学的特征，其后报告文学开始逐渐成为一种被认可的书写方式。报告文学在中国的发生、发展和高潮是有间断性和时代性的，五四时期，梁启超、鲁迅、瞿秋白、谢冰莹等都写了诸多报告文学，反映了时代真实状况、体现了民众生活状态、表现了作者的思想情怀，如梁启超的《戊戌记》，鲁迅的《略谈香港》《再谈香港》和《》，瞿秋白的《赤都心史》《饿乡纪程》等，而这一时期，报告文学的体裁自觉意识尚不清晰，体现的是学人的自我感知和随笔意识，而并不是文体的自我体认和学界共识。
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的形势进入新的历史状态。文学以不同的方式介入历史。其中，报告文学更是因为特殊的文学样式，以一种直接的、贴近的方式为民众使用、接受。1932年，茅盾在《关于“报告文学”》中说，“去年夏季，‘文坛’上忽然有了新流行品了，这便是‘报告文学’。”“所谓‘报告文学’即在欧美‘文坛’也还是一种新东西，因而在我们中国确是‘不二价的最新输入’。”报告文学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得到极大推进，与时代的情状、与现实的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刘白羽在《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报告文学卷）的序中说，“正如不是英雄创造时势，而是时势创造英雄，正是这个伟大现实，向报告文学注入民
族的精华，凝入民族的神魄，因而报告文学如大火弥天、狂流溯地，将‘五四’以来的革命新文学推上了新的高潮。……报告文学以其特有的敏感，特有的锐利，把满含人民精灵之中的无比的悲切，无比的愤怒，无比的欢乐，无比的壮烈，化为巨剑［2］”。报告文学以其独特性、民众性、真实性、锐利性直接地契合历史、契合现实，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一度成为愤怒的号角、时代的记录、历史的印痕。正如谈及解放区报告文学时，有学者说“由于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以及文学创作和历史实践的某种同构关系，解放区的文学创作活动更看重的是能够直接介入社会生活、参与历史创造的艺术样式。有别于小说虚拟化的言说方式，报告文学作为一种非虚构的文体，是以摄照真实的历史现场为其基本的文体使命的［3］”。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报告文学的现实性和时代性、政治性和革命性、民众性和普遍性、真实性与艺术性都得到无以复加的彰显和体现，其与民众抗战的结合、与民族魂魄的契合、与时代精神的融合都成为时间的印痕、历史的足印。
一
荣誉的力量20世纪30年代以来，报告文学的普遍性、宣传性、战斗性日益明显，这是时代的选择、历史的赋予。外敌入侵、国家危亡，同仇敌忾、民众愤起，“现实斗争召唤着文学必须做出迅
速的、深入的反映，鼓舞全国军民同仇敌忾，为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战［2］2！”文艺工作者、爱国人士都以各种形式参与到救亡图存的国难运动中，其主要文学形式之一就是报告文学。以就曾对这种情况进行描绘，“一九三二年以后，在中国革命的文学团体底有计划的推进之下，报告文学与‘文艺通讯员’运动相结合，它底作者范围及于专门文艺工作者以外的”各类人物，从而使这一时期的文艺作品“更真实、更深刻、更动人地写出了中国人民大众生活底惨重与艰辛，同时也说明了中国报告文学底进一步跃进”。无论是解放区，还是大后方，中国的民众用自己的眼睛记录着血染的时代、用自己的笔雕刻下历史的印痕。
抗战时期报告文学的大众性。无论文艺工作者还是其他爱国人士、有志之士，都把自己的鲜血、眼泪，倾洒在或者愤怒、或者悲壮、或者震撼、或者激昂的笔端。以在《抗战以来的报告文学》中有过具体的描述：“一切的文艺刊物都以最大的地位（十分之七八）发表报告文学；读者以最大的热忱期待着每一篇新的报告文学的刊布；既成的作家（不论小说家或诗人或散文家或评论家），十分之八九都写过几篇报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报告文学就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了！”丘东平、丁玲、范长江、萧乾、骆宾基、楼适夷、卞之琳、刘白羽、何其芳、周立波、姚雪垠、碧野、叶以、萧军、萧红等，无论是诗人、小说家，还是记者、剧作家，他们都以抗战为己任，以民族危亡为己任，或在抗敌前线，或在
抗战后方，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精神，自觉地运用报告文学的形式书写着战争。1937年，丁玲为主任，吴奚如为副主任的“第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发表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成立宣言》能够表达当时文艺工作者的心情，“我们愿意以一切供献于抗日前线，与前线战士共甘苦，同生死，来提高前线战士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牺牲性，……我们将随时报告战地的状况，使全国远在后方的民众，都随刻与前线紧紧联络着，……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独立自由，把我们的一切贡献到前线去［4］！”文艺工作者基本都是与国家共存亡、与强敌抗到底的心态。与此同时，共产党的主要领导、周恩来、陈毅、吕正操等也提笔如，的诗歌、通讯都是战时号角，陈毅更是身先士卒，诗歌、报告文学都能运笔有神。也有宋庆龄、黄炎培等民主人士写的战时见闻，如《延安五日》（黄炎培）、《从湘北前线归来》（宋庆龄）；国际人士积极报道抗战史实，除了著名的斯诺的《西行漫记》，也有英国国际题材记者田伯烈《外国人目睹之日军暴行》、意大利人樊思伯《“神明的子孙”在中国》等作品；国民党的领导人蒋介石、冯玉祥也都纷纷发表抗战宣言，尤以冯玉祥为积极，不但写诗歌，还有一些抗日的纪实性、叙事性作品；宋美龄、蒋经国也亲自操笔上阵，如宋美龄的《从湘北前线归来》记述其前往长沙劳军的见闻，笔力简单，语言精到，反映出伤兵爱国的精神和战时医院的状况，蒋经国的《在赣南各县视察》采用的
是日记体，记载了赣南的风情人物和公务事件，表现了他的思考方式和思想动态。抗战时期，阶级矛盾已经成为次要矛盾，敌我矛盾是主要矛盾，抗日救亡几乎成为唯一的主题。鲁迅曾经说过：“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5］。”所以，抗战成为所有人一致的方向。这些国内外历经抗战或关心抗战的人士，纷纷投入到这场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反侵略、法西斯与反法西斯的战争中，残酷的战争形势，不屈的民众之心，都促使写作者自觉地运用报告文学这种叙事性、纪实性较强的文体来记载历史。
抗战时期报告文学的多样性。无论是解放区的报告文学，还是大后方的报告文学，都以形式各异、手法多样的方式烙印着历史，可歌可泣的英雄足迹、气壮山河的悲壮战争、残暴溅血的强敌暴行、诸多民众的血泪苦难，都如溪流汇聚成惊天动地、震撼古今的卓绝篇章。当时，诸多报纸、报刊、杂志等刊发的大小不一的作品，与抗日战争紧密相连。报纸如《新华日报》《晋察冀日报》《解放日报》《东北日报》《大公报》《中央日报》《申报》《辛报》《立报》《新闻报》《武汉日报》等，期刊《北斗》《光明》《矛盾》《文学月报》《文艺新闻》《文学》《今代文艺》《中流》《七月》《宇宙风》《抗战戏剧》《现代文艺》《大众文艺》《文艺月刊》《东方文艺》《烽火》等，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
城市生活2008
聚乙二醇醚就没有停止抗争的步伐，启蒙与呐喊、宣传与传播，这些报纸杂志是文化与精神战线的“中流砥柱”。今天，我们观察抗战时期的报告文学，《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报告文学》是重要的一部汇集式集子，包括174位作者，这里既有夏衍、谢冰莹、范长江、宋之的等早已有成的作家，也有一大批在汹涌澎湃的时代大潮中成长起来的以报告文学成名的青年作者，如丘东平、萧乾、碧野、曹白、骆宾基等。同样，《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报告文学》汇聚了解放区的大量报告文学，为我们提供了样本式作品。我们能够窥一斑而见全豹，比较全面地了解和分析当时的报告文学的状态和情形。
抗战时期的报告文学的样式繁多、内容丰富。一是体式多样，品类各异，有“通讯”体，如范长江的《卢沟桥畔》《陷落前的宛平》《杂话北方》《血泪平津》，都以通讯发表在《大公报》上；有日记体，如黄炎培的《延安五日记》、沙汀的《随军散记》；有人物访谈记，如丘东平的《叶挺印象记》、陈荒煤的《将军会见记》；还有“小说”体，如丁玲的《田宝霖》、田涛的《中条山下》等。二是内容丰富，令人震撼。讴歌可歌可泣的抗敌业绩，如丘东平的《第七连》《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周立波的《战地日记》；诉说欧洲人民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故事，如萧乾的《矛盾交响曲》《银风筝下的伦敦》；记录日本战俘在解放区的生活状态，沈起予的《人性的恢复》，王向立的《延安日本工农学校》
；记录国际友人支援抗战的故事，周而复的《诺尔曼·白求恩断片》，马寒冰的《印度救护队访问记》；描写各人物在抗战中的表现的史实，既有周立波的《徐海东将军》、赵超构的《先生访问记》，也有记录汉奸的事实，如黄钢的《开麦拉之前的汪精卫》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