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播论学派
（一）背景
1、19世纪早期的进化论派 在逻辑上是合理的，但缺乏佐证材料，有先验论之嫌。
2、19世纪末，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而帝国主义者是不愿意继续进步的，也不允许殖民地国家 独立地进步，即把资本主义文化传播或移动到殖民地国家。传播学派恰好成为反进化论的先锋。以上是重要时代背景。
（二）以传播的理论来解释文化，自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B.Tylor）的《原始文化》一书于1871年发表以来，便广为人类学家所用。有的欧洲人类学家论证说，全部文化开始于一个或多个特殊区域，然后向全 世界传播，这种认为所有文化有一个共同起源的观念，通称为传播主义。 （三）传播学派在德语国家最为盛行。传播学派一般被称为德澳传播学派，在德语国家分成
三支，一支以弗罗贝纽斯为首，一支以格累布奈尔为首，一支以施米特为首。其理论核心：认为传播是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认为文化采借多于发明，认为不同文化间的相同性是许多文化圈（区域）相交的结果；认为进化论忽略传播迁徙；传播学派便从传播角度重构了人类文化史。
二、拉策尔（F.Ratzel，1844—1904）
1、拉策尔原是地理学家，后转而从事民族学研究。 他据巴斯蒂安的地理环境概念，发展成地理环境学说，或称人类地理学派。 （1）著作之一《人类地理学》（1882-1891）一书，强调地理环境决定人的生理、心理以及人类的分布、社会现象和其发展进程。
（2）拉策尔认为，不考虑运动性这一本质问题的人类学研究，都将是建立在错误基础上的东西。
（3）拉策尔试图描绘出一幅人类及其文化的地面分布图 1）拉策尔特别重视物质文化，认为它保持的时间长； 2）认为研究文化的地理分布对于研究各族历史有特殊的价值。 3）
如果在分隔很远的两地域中，有一致或相似的文化特质，则两地文化必定存在着历史上的同根关系或某种联系。 （4）我们认为拉策尔的上述理论有可取之处，也有不足之处，如单凭文化特制的相似来确定其历史上的同根关系，证据似嫌不足。
2、拉策尔认真地研究了自然环境对一个民族内部生活的影响及对其文化形成的影响。
（1）他认为文化特质只有一个起源，其他支流都是由传播而来；认为文化形成的相似，决不是由于相同的心理为基础而独立发生的，更不是因为利用质料的方法相同或目的相同所致，从而与进化论相左。
（2）拉策尔还认为各族间的联系，都能导致各种文化现象的转移。拉策尔把文化研究与地理环境紧密联系起来。他根据历史的和地理的事实材料，用实证的方法开创了文化传播的研究。 一些学者认为进化论是将人类学资料纳入时间序列，而传播论则是将人类学资料纳入空间序列。进化论着重纵向联系；传播论着重横向联系，其实两者各有长短。
三、弗罗贝纽斯（Leo-Frobenius，1873—1938）
1、把传播论引向极端。 比如弗罗贝纽斯，他是德国传播学派（或称文化圈学派）的代表
人物之一，以他的老师拉策尔的理论和实证法论证“西部非洲文化圈”的存在。 弗罗贝纽斯第一次提出了“文化圈”概念，并考察各文化间相同元素的数量，即量的标准，以确定是否来自同源。
巴林银行2、他发现拉策尔所说的同根关系，不仅能运用于个别文化元素，而且能运用到整个文化上，整个“文化圈”都可以迁移和传播。
3、弗罗贝纽斯正确地指出了非洲许多特有的物质文化对象，并坚持研究对象的结构特点，而不是外部相同点，对人类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但是他的另一些观点是与人类学科范畴不相符合的，比如他把文化看作是不依赖于人的独立的机体。
4、进一步发展了他荒谬的文化观，比如他认为文化既然是活生生的机体，就应该有性的区别。于是，他在非洲划出了“特卢斯·埃塞俄比亚父系文化”和“赫顿·哈米母系文化”，“特卢斯”意为从大地向上生长，“赫顿”则是深深扎根于大地之中的意思。 后来，他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取代“赫顿·哈米文化”和“特卢斯·埃塞俄比亚文化”。
5、他的这种不切实际的观点只能说明他学术态度的不严肃，他的形而上学的、神秘的、
浪漫主义的观念 本身是反科学的。但他第一次广泛和系统地提出了绘制文化地图的方法，进行了对非洲物质文化对象的研究，这些都是他对文化人类学的重要贡献。
四、弗·格累布奈尔（F.Graebner，1877—1934） 弗·格累布奈尔是柏林民族学博物馆的助理。
1、他用系统法和实证法进行文化圈理论的研究，认为人类文化是一次产生的，历史没有任何重复性，因而也没有任何规律性。1904年，在柏林召开的人类学、民族学、史前学学会的会议上，他发表演讲，这次会上，文化圈的研究作为一种学术思想而被正式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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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格累布奈尔认为物质文化形式以及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的某些现象都属文化元素（文化特质）。他把各“文化圈”内的每一种文化现象一一标示在地图上，发现有的“文化圈”彼此有部分重叠，而形成“文化层”，从中可推算出各文化层出现的时间顺序和文化现象的转移道路。什么是有效数字
3、格累布奈尔又把澳大利亚和大洋洲划分为八大“文化圈”，每一“文化圈”均由一系列文化特质（元素）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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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格累布奈尔又在他的《民族学方法论》一书中，仿效历史学，为民族学创立了一种系统的方法论。 由于格累布奈尔把民族学看作历史学家的一个领域，所以他总是强调要细微地研究资料，鉴别和评价资料，要在把握了每一事实的情况下，寻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探索它们的历史变迁关系。
（1）西方人类学家认为，这种实证方法恰与古典进化论者的概括式的一般理论方法，形成鲜明对照，因而成为反对古典进化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论。
（2）格累布奈尔的方法论，其真正的含义是要把人类形形的文化归结为单个的、一次产生的现象。 人类及其文化只能是一地一次发明，以后经过扩散、传播至各地。没有任何重复的发明，也没有任何规律性，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脉搏测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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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格累布奈尔的同学安克曼，他只反对进化论所假定的“单一”的发展程序。 他始终没有把某些文化元素与某一文化圈相联系。
6、格累布奈尔学说曾风行一时，原因：
（1）提供了反对进化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
（2）被“文化圈方法”那种似是而非的“严整性”、“客观性”和“准确性”所迷惑。
7、如果说弗罗贝纽斯的“文化圈”还是从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中来的话，那么，格累布奈尔的“图腾文化圈”、“两极文化圈”和其他一系列文化圈则完全是坐在书斋中臆造出来的，是一些互不联系的事物的随意凑合。 按照格累布奈尔绘制的各个“文化圈”地图互相对照，则可发现在同一个区域内分布着不同文化圈的各种文化现象，而同一文化圈的各个文化元素（或称文化特质、文化因子）却又分散在彼此相距遥远的地方。
8、格累布奈尔的文化圈理论，另一个主要观点是，文化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毫无变化的，人类的发明创造能力是极其有限的。 它不符合历史事实，所以是反科学的。
五、威廉·施米特（W.Schmidt，1868-1954）
1、在格累布奈尔的影响下，形成了德奥文化传播论学派，或称维也纳民族学派，也称文化历史学派，以天主教神甫威廉·施米特为领袖。 以施米特为首的这个学派，虽然著作丰富并颇具科学的外貌，但其实质是要使民族学、人类学为宗教服务，成为“神学的仆从”。
2、施米特在研究东南亚、大洋州和澳洲的语言和宗教时，也得出了文化圈和文化层的概念，
他进一步发展了格累布奈尔的方法论标准。施米特把格累布奈尔的“文化圈”理论作为他立论的基础，并用瑞典生物学家科尔曼的俾格米理论加以补充。科尔曼认为，一切动物物种的发展都是由小到大的，认为当代身材矮小的俾格米人是古代形式。施米特在他的《矮人在人类发展史上的地位》一书中认为，矮人为研究人类进化史上所能达到的最古阶段。施米特又按照“文化圈”的顺序来划分人类发展阶段，他将之分成原始的（primitive）、初期的（primary）和二期的（secondary）三个阶段。
3、施米特的主要目的是企图证明具有“原始—神教”痕迹的各族是特别古老的。 施米特还认为：“由原始人这种至上神概念，我们才能了解最早的人类向前奋斗的能力。”换言之，即人类的进步依靠对“至上神”的信仰。
4、比较
（1）格雷布奈尔的“文化圈”方法，仅仅在于确定各种文化元素属于这个或那个“文化圈”，确定各个“文化圈”在一定地区出现的时间（年代）顺序，而不是比较各种文化的发展水平。 在施米特的理论中，问题的重心转到了确定“文化”的发展水平及其历史年代上。
（2）格累布奈尔的文化圈标准和文化圈顺序标准纯粹是地理标准；而施米特的文化圈公式则是建立在有关文化圈及其地理移动的纯粹传播主义观念基础上的，后来又成为文化演变阶段的世界历史性公式，然而这些阶段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是施米特的主观估计。
5、施米特接受“文化圈”方法有着他的实用主义目的，他是想凭借这种所谓“最现代化的”“科学方法”来证明最古的人类具有圣经传统和基督教信条所赋予的上帝造的、初民的一切优点。它符合资本主义制度。
六、英国传播主义者——威廉·里弗斯（W.H.R.Rivers，1864-1922）
1、1914年出版了《美拉尼西亚社会史》，他感到进化论方法仅仅根据心理和地理因素是无法解释不同文化的类似性的，因而转向传播论及文化史的研究。该书第一卷还是用进化论观点写的，第二卷就采用史学方法和传播论观点。
2、但是，仔细研究，可以发现里弗斯沿袭了传播主义者的模式，把大洋州各族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在臆造的“卡威族”、“枸酱族”、“两合族”等族之间任意分配，因此，他所描述的大洋州移民史不能不使人怀疑究竟有多大的可信性。
3、里弗斯认为格累布奈尔对文化传播过程的理解是机械的、简单的。 因为社会结构一类文化远比物质文化更深地渗透于人的生活，要把握社会结构的变化，以进化论方法较为适宜。因此，里弗斯认为自己的新方法是旧进化主义和格累布奈尔传播主义的折衷。
七、“泛埃及主义者”：埃利奥特—史密斯（G.Elliot-Smith，1871—1937）和威廉·詹姆斯·佩里（W.J.Perry，？—1949）
1、在英国出现了“极端传播主义”或称“泛埃及主义”学派，代表人物有史密斯和佩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