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的概念
1、分类：
（1）微观、宏观、中观
微观：在布朗(1999)看来，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分析是嵌⼊⾃我的观点(the embedded ego perspective)。在这个层次上，社会资本理论关注的是个体⾃我通过包含⾃我在内的社会⽹络动员资源的潜⼒。这⾥所关注的是个⼈⾏动的结果，是在特定的社会结构情境中来讨论的。科尔曼、波茨、林南等重视社会资本的功能（特别是其积极功能）的理论可以归在微观分析的阵营下。 中观：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分析是结构的观点。在这个层次上，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是特定社会⽹络的结构化，社会⽹络中⾃我之间联系的状况，以及资源作为其特定结构的结果从该⽹络中形成的途径。换⾔之，中观分析关注的是⽹络形成的过程及其分配结果，⽽不是组成⽹络的个体⾃我。博特的结构洞理论是中观层次社会资本理论分析的经典。另外，所有以组织作为对社会资本的基本分析单位的研究都属于这个层次。
宏观：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分析被称为嵌⼊结构的观点(embedded structure perspective,Brown 1999)。这个层次的社会资本理论关⼼的是形成、证明和展开社会资本的⽹络如何嵌⼊在较⼤的政治经济系统或⽂化与规范的系统之中。⼊结构的观点。将社会资本与集体⾏动和公共政策分析联系起来。
验光机（2）个体和体的分析层次
林南认为，在个体层次上，焦点在于通过个⼈运⽤社会资本，如何涉取和使⽤嵌⼊在社会⽹络中的资源以获得⼯具性⾏动中的回报和保持情感性⾏动中的收益。因此，在这种微观层次上，假定个⼈进⾏的这些投资对于个⼈具有期望回报，那么社会资本就被视为与⼈⼒资本类似。个⼈回报的聚积也对集体有利。然⽽，这种分析的焦点是：(1)个⼈如何在社会关系中投资，(2)个⼈如何获得嵌⼊于关系中的资源以产⽣回报。坚持这种分析战略的代表性学者主要有林南、博特、弗兰普(H.D.Flap)和波茨等。
研究体层次上的社会资本关注：(1)某些体如何发展和维持或多或少的社会资本作为其集体资产；(2)这些集体资产如何增加体成员的⽣活机会。布迪厄(1986)和科尔曼(1988,1990)⼴泛讨论了这种观点，普特南的经验著作也是这种分析的典范。这种观点的中⼼兴趣是探索集体性社会资本的创造和维持的要素及过程。例如，关系密切的⽹络被视为⼿段，集体资本可以通过这种⼿段得到维持，体的再⽣产也可以实现。另⼀个主要兴趣是为什么⼀个体的规范、信任、制裁和权威等等是体的社会资本得以创造和维持的基本要素。?2、概念
(1)布迪厄
当代对于社会资本概念的第⼀个系统表述是由法国社会学家⽪埃尔?布迪厄提出的。他指出：“社会资本是现实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与拥有或多或少制度化的共同熟识和认可的关系⽹络有关，换⾔之，与⼀个体中的成员⾝份有关。它从集体拥有的⾓度为每个成员提供⽀持，在这个词汇的多种意义上，它是为其成员提供获得信⽤的‘信任状’。”(Bourdieu,1986)布迪厄的概念本质上是⼯具性的。他关注的是个⼈通过参与体活动不断增加的收益以及为了创造这种资源⽽对社会能⼒的精⼼建构。社会⽹络不是⾃然赋予的，必须通过投资于体关系这种制度化的战略来建构，它是其他收益的可靠来源。布迪厄的定义清楚地表明，社会资本由两部分构成：⼀是社会关系本⾝，它使个⼈可以涉取(access to)被体拥有的资
源；另⼀是这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布迪厄从阶级观点出发，把社会资本视为统治阶级为了维持和再⽣体团结并保持体的统治地位在相互认可和承认时进⾏的成员⾝份投资。体中的成员⾝份以排除局外⼈的清晰界限为基础（例如，贵族、头衔和家庭），因此，体的封闭性和体内部的密度是必需的。
布迪厄的分析重点在于经济资本、⽂化资本、社会资本及符号资本的相互转化。他认为，投资于社会关系的⽬的在于把⾃我的、私有的特殊利益转化为超功利的、集体的、公共的、合法的利益。因此，
通过社会资本，⾏动者能够涉取经济资源，提⾼⾃⼰的⽂化资本，与制度化的机构建⽴密切的联系。社会资本的这种功效，特别可以在所有那些不同的个⼈从确实等价的经济和⽂化资本中获得⾮常不平等收益的情况下发现。社会资本的积累和投资依赖于⾏动者可有效动员的关系⽹络的规模，依赖于与他有关系的个⼈拥有的经济、⽂化和符号资本的数量和质量。所以，社会资本的⽣产和再⽣产预设了对社交活动的不间断的努⼒，这意味着时间和精⼒的投⼊、直接和间接的消耗经济资本。布迪厄的局限主要在于“在最终的分析中，把每⼀种类型的资本（当然也包括社会资本）都化约为经济资本，忽略了其他类型资本的独特效⽤”，这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带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彩。
（2）詹姆斯?科尔曼的社会资本功能观
在社会资本研究领域，影响最⼤的是詹姆斯?科尔曼。按照社会资本的功能，科尔曼把它界定为“个⼈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它并不是⼀个简单的实体，⽽是由具有两种特征的多种不同实体构成的：它们全部由社会结构的某个⽅⾯组成，它们促
进了处在该结构内的个体的某些⾏动”(Coleman,1990)。与其他形式的资本⼀样，社会资本是⽣产性的；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动者能否实现某个特定的⼯具性⾏动。与物质资本和⼈⼒资本⼀样，社会资本并⾮完全可被替代。为某种⾏动提供便利条件的特定社会资本，对其他⾏动可能根本⽆
⽤，甚⾄有害。但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不同，社会资本存在于⼈际关系的结构中，它既不依附于独⽴的个⼈，也不存在于物质⽣产的过程之中。
科尔曼认为，通过识别社会结构的功能，有助于解释微观现象的差别，⼜有利于实现微观到宏观的过渡，因为社会结构资源与其他资源相结合，导致了宏观⽔平的不同⾏为以及微观⽔平的不同结果。
他把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概述为义务与期望、信息⽹络、规范和有效惩罚、权威关系。?社会环境的可信任程度，即应尽的义务是否兑现和个⼈履⾏义务的范围对义务与期望的实现⾄关重要。如果某⼈在社会结构中承担的义务和期望较多，⽆论这种义务涉及的资源是什么，此⼈就拥有较多可以利⽤的社会资本。理性⾏动者之所以使他⼈对⾃⼰承担义务，是由于他⼈能够获得某种超过义务的利益。
利⽤业已存在的社会关系获取信息在为⾏动提供基础⽅⾯⾮常重要，特别是在获得某些不易通过公开渠道接触的内部信息⽅⾯，社会资本更有作⽤。
在集体内部，命令式规范是极其重要的社会资本。这类规范要求⼈们放弃⾃我利益，依集体利益⾏动。这类规范总是得到社会的⽀持⽽强化。作为社会资本的规范造就了新的民族国家并使众多的家庭得到巩固，还为社会运动的成熟与发展得供了有利条件。在其他情况下，规范主要靠外部⽀持即奖励遵守规范者、惩罚越轨者来实现，因此限制了成员的某些⾏动。当⼈们意识到解决共同性问题⽽需要相应的社会资本时，他们会在特定的条件下，把权威赋予某个代理⼈。
如果控制权集中于少数⼈之⼿，可以增加社会资本的总量。上述各种形式的社会资本，
都可以通过有意识地创建各种⾃治组织来形成，从⽽有助于组织成员实现他们的既定⽬标）。?科尔曼还分析了影响社会资本创造、保持和消亡的各种因素：第⼀，社会⽹络的封闭性，保证了相互信任、规范、权威和制裁等的建⽴和维持，这些团结⼒可以保证能够动员⽹络资源。第⼆，社会结构的稳定性。除了以职位为基础建⽴的组织，各种形式的社会资本都依赖于社会结构的稳定性。社会组织或社会关系的⽡解会使社会资本消亡殆尽。以职位⽽不是⼈为结构元素的社会组织的创⽴，提供了⼀种特殊形式的社会资本，使该社会组织在⼈员变动的情况下仍能维持稳定；但对于社会资本⽽⾔，个⼈流动将使社会资本赖以存在的相应结构完全消失。第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创造社会资本的途径是把某种要求强加给其信仰者，即要求信仰者按照某种既定的利益或某些⼈的利益⾏动，⽽不考虑其⾃⾝的利益。集体意识形态如宗教的这种作⽤尤其明显。但是，强调⾃得其乐，信奉个⼈独⽴与⾃由的个⼈主义意识形态则会抑制社会资本的形成。
能源污染第四，官⽅认可的富裕及需要的满⾜，将降低社会资本的价值，并使已经形成的社会资本⽆法更新，因为社会资本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需要相互帮助的⼈越多，所创造的社会资本的数量越⼤；⽽富裕、政府资助等因素使⼈们相互需要的程度越低，所创造的社会资本越少。总之，社会资本的价值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贬值，需要不断更新和增值。⽆法保持期望与义务关系经久不衰，没有定期的交流，规范也就⽆法维持。
科尔曼的局限主要有两点：第⼀，他对社会资本的界定相当模糊。在社会资本的术语下，既包括产⽣社会资本的机制，也包括社会资本的后果，还包括为原因和效果具体化提供背景的“可利⽤的”社会组织。他并没有区分资源和通过不同社会结构中的成员⾝份涉取资源的能⼒。要全⾯系统地界定这个概念，必须区分：(1)社会资本的拥有者，(2)社会资本的来源，(3)社会资本本⾝。在科尔曼之后，这三个因素在讨论中经常被混淆。第⼆，他⽤社会资本的功能为社会资本下定义，在逻辑上混淆了原因和后果。众所周知，不同的原因可以导致相同的结果，或者同样的原因在不同的条件下可能产⽣不同的结果。对各种可能性进⾏分类需要细致的经验研究。不幸的是，许多研究者都错误地认定，社会资本可以从其结果来界定，或者认为社会资本总是导致“⽣产性”或积极的后果。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研究的⼤部分⼯作是开创性的和富有洞察⼒、启⽰性的，只是他在概念界定⽅⾯的错误需要纠正。也许出于不能把社会资本与其结果区别开的观点，也许出于他的假定，即作为集体动产的社会资本可以在它的许多不同形式诸如信任、规范、制裁和权威中发现，科尔曼本⼈也质疑“社会资本是否可以像⾦融资本、⾃然资本和⼈⼒资本⼀样，将成为社会科学中有⽤的⼀个定量概念，这有待于发现；它的当前价值主要在于社会系统中定性分析和运⽤定性指标进⾏定量分析的有效性”。
（3）罗伯特?D.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的社区观
高斯函数
“与物质资本和⼈⼒资本相⽐，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动来提⾼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资本的收益。”(Putnam,19
93)
在普特南看来，⼀个依赖普遍性互惠的社会⽐⼀个没有信任的社会更有效率，正像货币交换⽐以物易物更有效率⼀样，因为信任为社会⽣活增添了润滑剂。他还认为，像信任、惯例以及⽹络这样的社会资本存量有⾃我强化和积累的倾向。公民参与的⽹络孕育了⼀般性交流的牢固准则，促进了社会信任的产⽣，这种⽹络有利于协调和交流、提⾼声誉，因⽽也有利于解决集体⾏动的困境。因为当政治和经济谈判在社会互动的密集⽹络中进⾏时，就会减少机会主义⾏为。同时，公民参与的⽹络体现了过去的合作成果，它可以充当未来合作的⽂化模板。⼀次成功的合作会建⽴起联系和信任，这种社会资本的形成有利于未来的充分和连续合作。由于把“我”扩展为“我们”，提⾼了参与者对集体利益的“兴趣”，互动的密集⽹络有可能扩⼤参与者对⾃我的认识。总之，和常规资本不同的是，社会资本是⼀种“公共物
品”，它不是从中获益的那些⼈的私有财产。和清洁的空⽓、安全的街道这些公共物品⼀样，社会资本不能由私⼈部门提供。这意味着社会资本必然是其他社会活动的副产品，并且可以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转移。
实际上，普特南把社会资本等同于市镇、都市甚⾄整个国家这样的社区中的“公民精神”(civicness)的⽔平。
在他看来，社会资本的存量就是⼀个社区中⼈们参加、参与社团活动的⽔平，测量的标准包括阅报、参与志愿组织以及对政治权威的信任表达等等。他⽤参与投票、家长—教师协会、妇⼥选民联盟、红⼗字会、⼯会、宗教体、互助及嗜好俱乐部的活动等指标来分析美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模式，得出了美国社会资本在1960-90年代急剧下降的结论。他有关社会资本正在下降的论著⼀问世，⽴即遭到了来⾃多⽅的抨击。有批评者指出，普特南的社会资本测量指标忽略了其他类型的公民⾏动。⽐如，⼈们也许放弃了对妇⼥选民联盟或家长—教师协会的热情和投⼊，转⽽参加与⾃⼰利益相关的其他活动诸如单⾝俱乐部、职业培训、社会福利服务、幼⼉服务等等；⼈们也许离开了传统的个⼈或功利性的公民组织，转⽽加⼊了商业组织，像以前参加基督教⼥青年会是为了使⽤体育馆，现在⼈们则多选择去健⾝俱乐部；另外，随着以问题为导向的政治运动的增长，⼈们更经常地参与具体的政治活动和公民活动（如美国⾯向教育兄弟会、适宜⼈类栖息组织）。他在很⼤程度上忽略了跨阶级和组织的动⼒。实际上，许多公民社团正是由于这种动⼒⽽形成、存在和衰落的。他漠视美国1960-70年代的⽂化断裂，这也使他的结论不那么令⼈信服(Skocpol,1996)。
和时间赛跑教学设计波茨指出，虽然上述批评具有合理性，但是并没有解决普特南观点中的致命问题，即逻辑上的循环论证和同义反复：社会资本作为社区和民族的特征，同时既是原因也是结果，它既可以导致良好的结局，也同样可以引发糟糕的结果。城市和民族—国家的发达与否与社会资本的丰富或匮乏密切相关，这是典型的循环论证。他的社会资本的定义是从结果开始的（这点有点像科尔曼，他的社会资本的定
义就直接来⾃于前者）。波茨告诫社会资本的分析者，要避免同义反复和逻辑上的循环论证，必须遵守特定的原则：第⼀，要在理论和实证上把概念的定义与其结果区别开；第⼆，要在因果⽅向性上有所控制，这样可以在论证中使社会资本的存在先于它的可能结果；第三，要控制其他的、可以解释社会资本及其结果的因素；第四，要全⾯认识社区的社会资本的历史来源(Portes,1998)。
（4）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
对社会资本概念的表述、指标测量和理论模型的建构做出最⼤贡献的当属林南。
林南认为，社会资本是从嵌⼊于社会⽹络的资源中获得的。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络和社会关系中，因此，“社会资本可被定义为嵌⼊于⼀种社会结构中的可以在有⽬的的⾏动中涉取或动员的资源。
按照这⼀定义，社会资本的概念包括三种成分：
嵌⼊于⼀种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个⼈涉取这些社会资源的能⼒；通过有⽬的⾏动中的个⼈运⽤或动员这些社会资源。因此可以构想，社会资本包含的三种成分涉及到结构和⾏动：结构的（嵌⼊性），机会（可涉取性）和⾏动导向（运⽤）⽅⾯”。林南把社会资本界定为“在具有期望回报的社会关系中进⾏投资”。个⼈为了创造收益才参与互动和建⽴⽹络。
他把社会资本的功能概括为四个⽅⾯：
第⼀：促进了信息的流动。通常在不完善的市场条件下，处于某种战略地位或等级位置中的关系⼈，由于较好地了解市场需求，可以为个⼈提供以其他⽅式不易获得的关于机会和选择的有⽤信息。同样地，这些关系会提醒处在⽣产或消费市场中的⼀个组织及其代理⼈甚⾄⼀个社区关于在其他⽅⾯未被意识到的个⼈的可⽤性和利益。这些信息可以降低交易成
本，使组织招募到合格的专业技术⼈员，也使个⼈到可以使⽤其资本和提供适当回报的“较好的”组织。
第⼆，社会关系⼈可以对代理⼈（如组织的招募者或管理者）施加影响，这些代理⼈在有关⾏动者的决定（如雇佣或提升）中发挥着关键性作⽤。某些社会关系，由于其所处的战略位置（如结构洞）和地位（例如权限或监督能⼒），在组织代理⼈的决策中也拥有更有价值的资源和⾏使更⼤的权⼒（例如，对代理⼈依赖的极⼤不平衡）。因此，在关于⼀个个⼈的决策过程中“说⼀句话”就会产⽣⼀定的影响。
第三，社会关系资源及其被确认的与这个⼈的关系，也被组织及其代理⼈视作这个⼈的社会信任的证明，某些信任反映了个⼈通过社会⽹络和关系，他／她的社会资本涉取资源的能⼒。个⼈背后的⾝份通过这些关系为组织及其代理⼈提供了保证——个⼈可以提供超出个体的个⼈资本的另外资源，某些资源对于组织也是有⽤的。
第四，社会关系被期待着强化⾝份和认可。⼀个⼈被确认和识别的价值作为个⼈和社会体成员共享的类似利益和资源，不仅提供情感⽀持，⽽且获得某些资源的公共认可。这些强化对维持⼼理健康和资源所有权是必不可少的。
林南认为社会资本的理论模型应该包括三个过程：(1)社会资本中的投资；(2)社会资本的涉取和动员；(3)社会资本的回报。他把社会⾏动分为⼯具性⾏动和情感性⾏动。
⼯具性⾏动被理解为获得不为⾏动者拥有的资源，⽽情感性⾏动被理解为维持已被⾏动者拥有的资源。对⼯具性⾏动⽽⾔，可以确认三种可能的回报：经济回报、政治回报和社会回报。每⼀种回报都可被视作增加的资本。经济回报是直接的。政治回报也类似于直接，表现为⼀个组织中的等级地位。⽽作为社会回报的声望是社会收益的⼀个指标。声望可被定义为对⼀个社会⽹络中的某个⼈做出的善意／⾮善意的评价。社会资本交换中的⼀个关键争端是，交换也许是不对称的：他⼈把好感给予⾃我，⾃我的⾏动受到促进。不像经济交换，在那⾥，互惠的和对称的交易是短期和长期所期待的。社会交换不需要这种期待。社会交换所期待的是⾃我和他⼈都承认不对称交换会造成前者对后者的社会债务，后者增加了社会信任。⾃我必需在公众场合
公开地承认其社会债务，以维持他／她与他⼈的关系。⽹络中的公开承认可以传播他⼈的声望。债务越多，⽹络越⼤，⾃我和他⼈维持关系的需要越强烈，在⽹络中传播信⽤的倾向越明显，因此，他⼈
所获得的声望越⾼。在这个过程中，他⼈通过伴随着物质资源（如财富）和等级地位（如权⼒）的声望得到满⾜，这构成了⼯具性⾏动中三种回报之⼀的基础。对情感性⾏动来说，社会资本是巩固资源和防⽌可能的资源损失的⼀种⼯具。原则上是接近和动员享有利益和控制类似资源的其他⼈；因此，为了保存现有资源，可以储存和共享嵌⼊性资源。
情感性回报包括三个⽅⾯：⾝体健康、⼼理健康和⽣活满意。
⾝体健康包括维持⾝体功能的合格、免除疾病和伤害。⼼理健康反映了抵抗压⼒、维持认知和情感平衡的能⼒。⽣活满意指对各种⽣活领域如家庭、婚姻、⼯作、社区和邻⾥环境的乐观和满⾜。对⼯具性⾏动和情感性⾏动的回报经常是彼此增强的。⾝体健康提供了承受持久⼯作负担的能⼒和获得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的可靠性。同样，经济、政治或社会地位经常提供维持⾝体健康的资源。⼼理健康和⽣活满意也同样被期待着对经济、政治和社会收益产⽣交互的影响。然⽽，导致⼯具性和情感性回报的因素被期待着表现为不同的模式。如前所述，开放的⽹络和关系更可能接近和运⽤“桥梁”去获得⼀个⼈的社会圈⼦中缺乏的资源，增强其获取资源和⼯具性回报的机会。另⼀⽅⾯，⼀个在成员中具有更亲密的互惠关系的紧密型⽹络，会增加动员拥有共享利益和资源的其他⼈以保护现存资源的可能性。此外，外⽣因素诸如社区和制度安排及与竞争动机相对的传统动机会对⽹络和关系的密度和开放性及⼯具性或情感性⾏动的成功做出不同的贡献。林南预测到，计算机的普及，互联⽹的⽅
北京星兆老年病医院兴未艾，为社会资本研究者提供了另⼀重要阵地。这种刚出现的新制度和⽂化为⼈⼒资本和社会资本间的互动提供了⼀种新的基础。在他看来，所有形式的资本发展的全部范围和效⽤都可以在计算机⽹络中考察到，计算机⽹络基本上是关系和嵌⼊性资源（这是社会资本的⼀种形式）。迫切需要做的⼯作是理解计算机⽹络是如何建⽴和分割社会资本的。最重要的是，社会资本研究者应该解释：社会资本是否和如何在意识、影响和市民社会⽅⾯超过个⼈资本。在此意义上，社会资本并不是垂死的，可能是扩张的和全球性的。
（5）其他：
①亚历詹德罗?波茨对社会资本的系统表述
波茨对社会资本提出了精致和全⾯的表述。在他看来，社会资本是“个⼈通过他们的成员⾝份在⽹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稀缺资源的能⼒。获取能⼒不是个⼈固有的，⽽是个⼈与他⼈关系中包含着的⼀种资产。社会资本是嵌⼊(embeddedness)的结果”。?波茨区分了理性嵌⼊和结构性嵌⼊。理性嵌⼊即双⽅的互惠的预期，建⽴在双⽅关系取得强迫对⽅承认的预期能⼒的基础上。但是，当⾏动的双⽅成为更⼤⽹络的⼀部分时（即结构性嵌⼊），信任就会随着相互期待⽽增加，更⼤的社区会强制推⾏各种约束因素，波茨称之为“可强制推⾏的信任”。波茨认为，互惠的期待与可强制推⾏的信任⼆者都是借助于对约束因素的恐惧⽽推⾏的。通过从双⽅约束预期调节的社会联系向由强制推⾏的
信任调节的社会联系的过渡，波茨把社会资本概念从⾃我中⼼(ego-center)层次扩展为更宏观的社会结构影响的层次。
他区分了另外两种社会资本，即：第⼀，使价值和规范内化，能够驱使⼀个⼈建⽴社会联系，或者因为⼀般道德命令⽽把资源转让给别⼈；第⼆，有限团结(bounded solidarity)，可以推动⼀个⼈建⽴社会联系，或者因为认同内部⼈集体的需要和⽬标⽽把⾃⾝的资源转让给他⼈。波茨的社会资本理论的价值表现在两个⽅⾯：第⼀，他详细阐述了不同⾃我之间社会联系特征的差异。他把这些差异解释为包含⾃我在内的社会⽹络不同特征的结果，解释为嵌⼊⽹络的程度或类型的结果。沿着波茨的思路，我们可以把社会资本构想为⼀个有过程的、⾃我与社会结构之间因果互惠的能动结果。第⼆，他区分了社会资本结构化背后的各种不同动因，因⽽进⼀步阐明了波茨的单向理性选择理论，从⽽使我们可以从⾃我嵌⼊的视⾓出发，⽤各种不同的动⼒、动因和社会结构理论系统地阐述社会资本概念。
②罗纳德?博特的“结构洞”社会资本观
罗纳德?博特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络结构给⽹络中的⾏动者提供信息和资源控制的程度，他称之为“朋友、同事以及更⼀般的熟⼈，通过它们获得使⽤⾦融和⼈⼒资本的机会”(Burt,1992，亦即“结构洞的社会资本”。如果说科尔曼、布迪厄和普特南等强调紧密联系的⽹络是社会资本出现的条件，那么博特强调的是相反的情况。在他看来，正是联系的相对缺乏（他称为“结构洞”）推动了个⼈的流动、信息的
获得和资源的涉取。博特指出，从谁“那⾥”获取资源从属于通过⽹络结构获取这些资源。由于构成双边关系的个体与⼤多数类似者共享利益、财富、权⼒和价值等等，所以⾃我封闭的⽹络只能提供重复的资源。⽹络中的结构洞不仅有更⼤的获取⾮重复资源的机会，⽽且可以为由结构洞连接的⼀组组结点之间控制资源流动在战略上进⾏定位，因⽽他构造了⼀个有关社会资本系统内各种权⼒关系的概念框架(Burt,1992)。
与格兰诺维特相反，博特的创新之处在于他认为重要的因素不是关系的强弱，⽽是它们在已经建⽴的关系⽹络中是重复的还是⾮剩余的。他认为社会资本的⽹络结构受到⽹络限
制、⽹络规模、⽹络密度和⽹络等级制等因素的影响。
(1)⽹络限制与社会资本负相关：围绕某个⼈⽽形成的⽹络限制了中介机会的出现，⽹络直接或间接地集中在某个单独的⼈⾝上。⽹络限制越多意味着结构洞越少。
(2)⽹络规模与结构洞的社会资本正相关：在⼀般情况下，⽹络规模越⼤，⽹络中的成员占有结构洞的机会就越多，因⽽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越丰富。在⽹络规模确定的情况下，⽹络中⾮剩余的关系越多，相应的社会资本越丰富。
(3)⽹络密度与结构洞的社会资本负相关：⽹络密度越低，⽹络成员中的结构洞越多，社会资本越丰富；相反，⽹络密度越蝉式
⾼，社会资本越贫乏。
(4)等级制与社会资本负相关：等级制测量的是间接联系集中于⼀个中⼼关系⼈(contact)的程度。集中度越⾼，社会资本越贫乏。博特⽤实证资料对上述四个有关社会资本⽹络效应的假说进⾏了验证。
③边燕杰的“强关系”与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
格兰诺维特“弱连带优势理论”指出，弱连带较之于强连带有更好的职效果。第⼀，⼀个弱连带多的⼈，其社会⽹的范围会很⼤，因此收集到求才的信息会很多。强连带重复信息多，⽽弱连带较多的⼈能够将信息传递得较远，这样的信息利益是经由进⼊的快捷⽅式、时机以及介绍三种形式出现的。第⼆，如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所⾔，⼈际关系指向有价值的资源时则机会较多，⽐如年轻⼈与年长者有关系，社会地位低的⼈与社会地位⾼的⼈有关系，这种跨越两个团体间的关系往往在职过程中成为“贵⼈”。格兰诺维特进⼀步指出两个团体间的“桥”必然是弱连带。同类⼈因为兴趣、性格相同⽽物以类聚，相同体的成员会因为内部社会⽹较密也较易互有连带，但是不同体间却很难建⽴关系，其间的沟通就有赖于两团体中各有⼀名成员相互认识，⽽形成唯⼀的⼀条通路，即“桥”。
边燕杰则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指出，“强关系”才更可能发挥作⽤。
④弗纳兹等⼈发现了对雇主来说，在寻新雇员时使⽤社会⽹络可以起到扩⼤雇佣范围，保证员⼯质量，并提⾼组织内部社会资本的作⽤。
（⼆）社会资本的消极作⽤
⑴波茨指出了社会资本的四个消极功能：
①在⼀个体中，为体成员带来收益的强关系，通常也会阻碍该体之外的其他⼈获得为该体控制的社会资源，意味着外体成员在获得这种资源时必须付出昂贵的代价。?②个⼈所属体或成员的封闭性，将会阻⽌成员的创新能⼒或事业的进⼀步发展。?③整个体从社会资本获益是以牺牲和限制个⼈⾃由为代价的。社会联系的加强，必将导致个体服从体甚⾄个体消失于体之中的局⾯。
④由于少数民族或劣势体共同的敌视和反对主流社会的经历，在体团结得到巩固和保持被压制体成员基本稳定的同时，也使更有野⼼和创新精神的成员被迫离开其熟悉的体和社区。
⑵威尔逊发现了美国城市贫民窟的居民们由于缺乏进⼊正式劳动⼒市场的途径，不得不过多地依赖于个⼈的社会⽹络和社会资本来获得就业的信息和机会，反⽽造成⼀种贫困的“⾃我复制”以及贫困体与主流社会的“隔离”。
⑶晋军发现了“外⼈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