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龟车贺比
“第三条道路”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中国民主党派发起，倡导在中国走不同于国共两党的中间路线。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强力镇压和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帮助下，中间路线退出历史舞台。民主党派的转型历程充分说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新民主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一、“第三条道路”的起源
在西方早发国家现代化的冲击下，中国也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历程。在当时条件下，西方早发国家的现代化对中国产生两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方面，这种与中国传统迥然不同的西方文明，不管是对中国的统治阶级来说，还是对知识阶层来说，都存在着现实与潜在的威胁，西方文化的步步紧逼和中国文化的节节衰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而，在短时间内赶超西方成为中国人心中的最大愿望。如果要赶超，那么在向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一定会“取法乎上”，学习其最先进的东西，以求迅速超越西方。另一方面，他们既赞叹西方早发国家现代化所带
网络数字电视直播来的物质上的富足和武力上强大，同时又对西方现代化造成社会不公和贫富不均产生忧虑。所以，在中国纯粹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并没有多少忠实的追随者，更多的中国人希望不仅中国能迅速赶超西方，而且中国在赶超过程中应避免西方国家在发展中曾经出现的各种弊端。“第三条道路”就是在此心理状态中孕育而生。
1915年，国内的知识分子发动新文化运动，掀起全心全意向西方学习的一股热潮。可好景不长，中国当局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给当时中国人当头一棒。从而让一战刚刚结束时高喊“公理战胜强权”的中国知识分子马上改变立场。“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起破产了”[1]。
“五四”爱国运动是“五四”时期社会思潮变化的转折点，它使得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变得激进起来。其中一些人干脆把资本主义文明与殖民主义侵略行为视为一体，从而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视为必须被社会主义取而代之的过时文明，于是社会主义成为人们的追求目标。其中最激进的一些人则完全抛弃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转向以俄为师”。甚至，许多一向温和的改良主义者也对社会主义充满期待。以梁启超，张东荪为代表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就 是一个典型。张东荪指出：“这次大战把第二种文明的弊端一齐暴露了；就是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已到了末日……我们虽然仍屈留在第一种文明与第二种文明之交，但是不应该再提倡第二种文明的知识和道德，而应该专从第三种文明去下培养工夫”[2]。张东荪的第三种文明，也就是这里我们所谓的“第三条道路”。
二、“第三条道路”的发展
“第三条道路”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演进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的萌芽阶段，30年代的发展阶段和40年代中期一度达到的高潮阶段。然而随着内战再次爆发和新中国的建立，“第三条道路”也随之退出历史舞台。
首先，20年代的萌芽阶段。这一阶段，以梁启超、张东荪和张君励等为代表的研究系的知识分子鼓吹“第三条道路”。由于当时国内社会主义思潮涌动，再加上对欧洲文明的失望，一向主张温和改良的梁启超和张君励等人就选择了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成为中国“第三条道路”的滥觞。梁启超和张东荪等人认为：1）提倡阶级调和与劳资合作。梁启超提出对待资本家，一方面对于能尽职的资本家要承认，“虽取偿较优亦可容许”；另一方面就是教育资本家不要剥削太多，“使之认清掠夺太多，必生反动，殊非彼辈之福”。通过劳资协调，
使工人与资本家“两阶级之距离不至于太甚也”。对于劳动阶级，“第一，灌输以相当知识。第二，助长其组织能力”，此两条“万不容缓”[3]。2）资本主义必倒，社会主义必兴。但中国现在苦于贫困，应该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张东荪宣称：“我的阶段说是什么呢？简言之，资本主义必倒，社会主义必兴”，但“世界资本主义并未消失”，“外国的经济力能势如破竹而来”，“吾国共产主义的国民在近数年内未必发生”。即使将来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也“总不是现在有缺点的社会主义”。他强调，“我们对于资本主义须把实际看得重些，而我们对于社会主义须把理想看得重些”[4]。梁启超，张东荪等人的这种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理想，实质就是幻想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之间进行调和，寻适合中国发展的“第三条道路”。
其次，30年代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调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内部有了相当大的势力。这可反映在两方面，其一可以从30年代的“现代化问题讨论”中看出来。1933年7月《申报月刊》出版一期“中国现代化问题号”专辑。讨论的重点归结到最后，也就是要探讨中国的发展模式问题。讨论吸引当时学术界很多的权威人士参加，如，吴泽霖、陶孟和、周宪文等，共收到十篇短论和16篇专论。其中完全赞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仅有一篇；倾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约有五篇；主张应兼采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者之长的约有 九篇；未正面回答采取何种道路而专论工业化，产业革命为先决条件的文章为五篇；没明确回答问题或讨论其他问题的有三篇。从上面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中可以反映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苏联虽然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就，但政治上的专制并不能吸引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又向中国人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弊端。于是，兼采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长的“第三条道路”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其二，“第三条道路”发展还体现在第三势力得到壮大。“第三条道路”的支持者，大多是独立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的知识分子，他们也被称之为第三势力。在国共两党进行十年内战的时候，并没有第三势力活动的空间。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给第三势力壮大提供历史机遇。国民党政府面对日本帝国主的步步进逼，被迫承认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合法地位，以换取他们的支持。共产党则联合“第三势力”来挑战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这就给第三势力营造了大展拳脚的好时机。1938年6月，国民政府召开参政会，给第三势力提供形成集体的平台，以至结盟组党的舞台。1939年11月，“统一建国同志会”在重庆成立，而后又发展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为国共两大势力之外的第三大势力。第三势力所倡导的“第三条道路”也成为中国发展的一种选择。
最后，40年代中期的高潮阶段。这一阶段既是“第三条道路”的鼎盛期，也是它的迅速衰败
期。自抗战以来，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政府，已成为中国各种进步力量共同的追求目标。抗战胜利后，中国历史发展方向面临重大抉择，究竟将中国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成为各种势力关注的焦点，广大人民希望和平民主团结，反对内战独裁。国民党方面仍然坚持一党专政，积极筹划要发动内战。但由于发动内战准备不足，因而暂时也举起民主的招牌。共产党则坚持武装夺取政权的基本方针，但也不放弃争取和平民主等一切合法斗争的机会。正是这种特殊的环境，给第三势力提供了有利的活动机会，使他们得以积极的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在此期间，民盟成为第三势力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组织。1946年1月，按照国共谈判签定的《双十协定》的规定，政治协商会议如期召开，这次会议基本上按照“民盟”的意图，通过了关于和平建国，制定宪法，建立多党联合政府和军队国家化等各项决议，形成了一条有理论、有纲领、有策略的比较系统和完整的中间路线。从而把“第三条道路”推向高潮，然而，“第三条道路”不过是中间派的一厢情愿。随着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第三条道路”也随之灰飞烟灭。
三、辩证看待“第三条道路”
综上，“第三条道路”在中国从产生、发展到灭亡只经过短暂的几十年时间。但“第三条道路”
的构想也反映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不是消极、被动地学习模仿西方的发展模式，而是在借鉴西方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勇于探索更有效的中国发展模式，盼望中国能在短期内超越西方。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三条道路”思想表现中国知识分子选择发展道路的自主性和创新性。有力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
改良的“第三条道路”不适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在当时中国走不通。尽管罗隆基的“第三条道路”方案在其设计的理念中并非是把英美苏式的民主全盘抄袭，而是依据英美苏的经验树立中国国情的民主制度[5]。但是其本质则是希望通过各政党间的合作，实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以渐进和平的改良方法来建立“十足道地的民主共和国”。可当时中国现状好比是一个得了重症的病人：社会动荡不安，政治黑暗不堪。更准确地说，当时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外没有民族独立，对内人民没有丝毫的民主，甚至连资产阶级的民主也没有。于是，国民党则把人民要求民主、和平的呼声与行动当成是国家“重症”的根源，觉得只有用快刀斩乱麻的暴力疗法才能使病人转危为安，此后方能谈康复的问题。而共产党则认为国事如此糜烂，国势如此颓败，其祸根就是那些既得利益者的横征暴敛，腐朽堕落，因而，重病还须猛药，那就是用革命的暴力来对付反革命的暴力。所以，罗隆基的整治方案，在国共两党急进而对立的主张的夹缝中。不仅难以推行，就是生存都成问题。虽
然罗隆基领导的民盟是当时中国第三大政治势力，但由于“没有武力，作为其政治后盾”[6]，其前途与希望只能用言论和理性的方法去获取大众的同情和拥护。可在野蛮、愚昧、专制气氛浓厚的国度里，这样一种理性而温和的革命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更何况，实施“第三条道路”的中间党派的众基础还十分的薄弱，所以“第三条道路”注定要被历史所抛弃。
黄永玉的家
参考文献:
[1]论人民民主专政[C]//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1359-1360.
[2]张东荪.第三种文明[J].解放与改造，1919（9）.
[3]高军，王桧林，杨树标.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197-212.
[4]张东荪.一个申说[M].改造，1921,(3).
[5]邱钱牧,等.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党派史[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222.
[6]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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