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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中医药大学校报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和50年代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对台方针是武力解放台湾，把它作为解放全中国尚未完成的任务，作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延续。 早在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发表《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指出：“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绝对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这是第一次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向全世界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
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意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同时也将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视为必须实现的一项历史任务。[1]
1949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明确提出1950年的任务是“解放台湾、西藏、海南岛，完成统一全中国的大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首次明确提出“武力解放台湾”的方针。[2]
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利用军事手段直接插手台湾问题，并提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对于美国“台湾地位未定”的言论，周恩来总理严正声明：“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且已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3]这一声明显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但后来由于中国军队入朝参战，解放台湾的任务不得不推迟了。 50年代中期，国际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政府的对台政策有了新调整：力争和平解决，但不放弃使用武力。
朝鲜战争结束后，1954年7月22日，彭德怀主持军委专门会议，传达党中央和的指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正式提出解放台湾问题，将台湾问题放在突出的地位。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8月1日，朱德总司令严正指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解放台湾是我国的内政，绝不容许别国来干涉。”[4]
1954年9月1日，中共中央修订了《中共中央关于解放台湾宣传方针的指示》，指出：“解放台湾是我国的既定方针，但又是一个战略任务，是长期的复杂的斗争。说斗争是长期性的，因为我们没有强大的海空军，就要有时间去把他建设起来；说斗争是复杂的，因为这个斗争有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对内解放台湾是我国内政，要采取军事斗争的方法；对外，在美国尚未参加战争的时候，要采取外交斗争的方法。”[5]
1954年12月2日，美国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和台湾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公然将台湾和澎湖列岛置于美国军事力量保护之下。对此，中国政府予以严厉谴责。12月5日，周恩来在接待应邀来访的缅甸总理吴努时表示：“我们反对战争，但不会被吓倒，我们热爱和平，但不拿主权去乞求和平。”[6]但中国政府从变化了的实际出发，在准备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同时，也试图到一种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政策。
和党中央开始从多方面开展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的研究。1955年4月18～24日，亚非会议在万隆举行，共有29个国家和地区与会。要求参加万隆会议的周恩来“可相机提出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根据这一指示，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期间发表了著名的69字声明，首次明确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中国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7]
1955年4月27日，在会见巴基斯坦新任驻华大使时再次重申：“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周总理在声明中已表示我们愿意同美国人坐下来谈判……一切问题应通过谈判来解决，打仗的办法不好。”[8]
5月13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在此报告中，他明确提出：“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9]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公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标志着中共对台政策的重大转变，这表明“和平解放台湾”已经成为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的决策。
10月3日，周恩来在接见日本政界人士时指出：“对于台湾问题，中国政府力争以和平方法加以解决，但是如果台湾蒋介石集团不愿意，我们能够永远不解放台湾吗？因此，我们不能放弃用战争手段去解放台湾。”[10]从的这些谈话中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在不许诺放弃武力解放台湾的同时，也在设想和平解放台湾问题的可能性。
1956年以后，中国政府和平解放台湾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月，在周恩来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中加进了和平解放台湾的内容，指出中国政府一年来曾经再三指出：“除了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还存在着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可能性。这样，我国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就有一种共同的爱国的责任，这就是除了积极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外，努力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11]
第二节 20世纪60年代
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政府对台的立场从军事解决逐步转向通过政治途径实现统一。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并进一步阐明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基本方针。
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提是反对任何形式的“两个中国”的阴谋。正是在第二次台海危机中，1958年10月6日，中国政府发表了由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表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12]
还在1958年10月25日亲自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称：“我们两党间的事情很好办……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13]
60年代，和中共中央对台湾的方针政策进一步向前发展。1960年5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对台工作方针，中央的对台政策是：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中，不能落到美国人手中。对蒋介石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我们这一代人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代去做；现在要蒋介石过来也有困难，问题是总要有这个想法，逐步地创造些条件，一旦时机成熟了就好办了。台湾当局只要一天守住台湾，不使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大陆就不改变目前的对台政策。[14]
1960年5月25日，周恩来在接见来华访问的蒙哥马利[15]（Bernard Montgomery）的谈话中提到台湾问题时说：“美国必须首先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同意美国军队从台湾撤走，有了这两条原则，可以一方面同蒋介石谈判如何使台湾回到祖国，另一方面同美国谈判如何撤出美军的问题。”[16]
1960年5月27日，接见蒙哥马利，当蒙哥马利提及与周恩来谈到关于美国应该遵守三项原则，那就是：第一，美国应该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第二，美国应该从台湾撤走；第三，台湾问题应该由中国和蒋介石谈判时，表示，我知道，我也同意。[17]
1961年6月13日，在与印尼总统阿哈里默德·苏加诺（Bung Sukarno）谈话时指出：
如果台湾不作为一个国家，没有中央政府，它归还中国，那末台湾的社会制度问题也可以留待以后谈。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18]
从这段谈话可以看出，认为只要台湾断绝与美国的关系，与大陆统一，承认中国政府对台湾行使主权，大陆方面将会对台湾采取灵活措施，并清楚地表达了台湾可保持原有制度不变的想法。这是对台政策进行的新思考。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第
一代领导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构想，为以后解决台湾问题指出了正确方向。
1963年，、周恩来根据多年对台工作的实践经验，拟定了一份更加宽大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即“一纲四目”。“一纲”就是台湾必须回归祖国，这是原则问题，不容商量。“四目”则是具体的操作方案，尽量放宽条件，来满足国民党的愿望：第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政治、军事、人事大权由台湾自己安排；第二，台湾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如有不足，可由大陆中央解决；第三，台湾的社会、政治、经济改革可以后延，等条件成熟时再进行，改革也由双方协商；第四，双方协议互不派人破坏对方。“一纲四目”的方针是对一个国家实行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和平统一的初步设想，使中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更加具体和更加符合实际了。[19]
从上述各项政策可以看出，以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寻求解决台湾问题的途径和方式上，充分表现了对台政策的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党中央对台政策一贯的战略性原则。而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武力解放台湾”的决策，调整为五六十年代不放弃使用武力同时以政治解决台湾问
题为主的决策，是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从最有利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实际方法出发，在具体的政策和方式上密切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进行机动灵活调整的结果，是中央对台策略灵活性的最好的体现。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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