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的左翼戏剧创作是整个左翼文学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五四以来新文学话剧发展的必然延续。这个时期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为中心进行的“无产阶级戏剧”活动，与“九•一八”事变后根据抗日统一战线需要展开的“国防戏剧”运动，以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戏剧”运动，构成了左翼戏剧创作的全部文化背景。一大批戏剧运动的组织者、活动家与剧作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话剧的深入发展。除了作为现代话剧成熟标志的曹禺的《雷雨》、《日出》之外，本时期戏剧创作有影响的作品还有：田汉的三幕剧《名优之死》（1929年），三幕剧《回春之曲》、一幕二场《洪水》、新歌剧《扬子江的暴风雨》（1935年）；洪深1930年完成的《农村三部曲》即《香稻米》（三幕剧）、《青龙潭》（四幕剧）和《五奎桥》（独幕剧）；欧阳予倩的五幕剧《潘金莲》（1928年），《屏风后》（1929年），《同住的三家人》（1932年）等；以及涌现出的新剧作家李健吾的三幕剧《这不过是春天》、《梁允达》（1934年）等作品，于伶的《汉奸的子孙》，楼适夷的《活路》，袁殊的《工场夜景》，袁牧之的《爱神的箭》。历史剧写作这时也得到较大的发展，有陈白尘的《太平天国》，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宋之的的《武则天》等等。本时期左翼戏剧创作与前一个十年的戏剧创作相比有着明显的特点： 第一，左翼戏剧创作内容较以往更加贴近现实生活，表现出剧作家能敏锐地把握时代。激烈的阶级矛盾和“九·一八”事变后严重的民族矛盾，以及广大民众艰难困苦的生活，都在作品中得到反映。洪深、田汉、于伶等作家“无产阶级戏剧”、“国防戏剧”所表现的现实战斗内容，与《工场夜景》、《五奎桥》等所
反映的工厂、农村生活形成了两大主题。为了迅急地反映现实，许多作品以集体创作的形式问世，广泛地张扬了左翼戏剧斗争反抗、揭露黑暗的战斗精神，使五四以来戏剧创作达到了相当的思想深度。
第二，专业剧作家体的形成，职业化、营业化“剧场戏剧”的相继出现，更加广泛地推动了戏剧创作的良性运作。1929年以中共党员作家为主成立的上海艺术剧社，与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等组织，对于引导左
翼戏剧创作的正确方向，组织戏剧创作的演出，培养大批的左翼剧作家，扩大戏剧创作的队伍，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一些专业性的团体如八一剧团、工农剧社，以及各种各样的宣传队，直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区域里掀起了“红戏剧”运动，活跃了革命根据地的戏剧创作。而国统区的都市戏剧创作要求适应戏剧专业化、职业化、剧场化的发展，更加强调戏剧创作的艺术性和观赏性的有机结合，促使中国话剧摆脱幼稚而走向成熟。
第三，左翼戏剧创作自身艺术追求的逐渐完善，是最值得注意的问题。当时占多数的多幕剧形式，已突破了前一个十年主要是独幕剧的格局。左翼戏剧创作普遍地从过去的单一的戏剧冲突转向了较为复杂的戏剧矛盾，人物的性格更注意在多线条的戏剧冲突中展现。无论戏剧冲突还是人物都密切联系着广阔的社会生活，由此内容构成复杂的剧情则烘托出典型人物形象，如刘振声（《名优之死》）、李全生（《五奎桥》）、梅娘（《回春之曲》）等，给读者和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显示了戏剧创作 张海同的繁荣。在红地区里，戏剧家们努力进行民族化、大众化的艺术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为现代戏剧创作走向普及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总之，左翼戏剧创作的收获是多方面的，产生了能够代表这个时期戏剧成就的一代剧作家。其中一位重要的左翼剧作家，就是在中国现代电影、报告文学、杂文，尤其在戏剧创作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夏衍。
夏衍（1900—1996），本名沈乃熙，又名端先，字端轩，1900年10月生于浙江杭州。1919年积极投身五四运动。1920年中学毕业，学校以公费保送日本深造。他是左翼戏剧运动的先驱者和领导者之一，1927年因参加日本进步文艺运动而被驱逐回国，同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中共领导下的“艺术剧社”、“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等团体，夏衍都是重要发起者和组织者。积极从事革命戏剧运动的实践活动，滋润了他独特而丰厚的戏剧创作，使他成为中国现代戏剧史上一位重要的剧作家。中国海商法协会
从本时期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夏衍的戏剧创作大体以抗战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抗战爆发前，即参加左翼戏剧运动时期。夏衍第一个剧本《都会的一角》（独幕剧）1934年完成，却因国民党的查禁未能与观众见面。以后，他参加“国防戏剧”活动，写了两部重要的“讽喻史剧”《赛金花》
织里镇（1935年）和《秋瑾传》（1936年，原名《自由魂》），还有三幕剧《上海屋檐下》（1937年）等作品。这一阶段夏衍创作的历史剧和反映普通市民生活的
四川卫视中国爱
话剧，奠定了他在现代剧坛的地位。两部多幕历史剧在当时被誉为优秀的国防戏剧作品，剧作家以《赛金花》讽喻国民党的卖国求荣，《秋瑾传》借民族英烈抒发自己“忧时愤世”的情怀。它们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赛金花》在七场戏中，以“庚子事变”为背景，借名妓赛金花的“一点生平”，侧重描绘面临崩溃的清王朝，在外来侵略者面前只剩下靠一来维持的窘况。作家将历史与此时此刻民族危亡的现实联系起来，“希望读者能够从八国联军联想到飞扬跋扈无恶不作的‘友邦’，从李鸿章等人联想到为保持自己的权利和博得‘友邦’的宠眷，而不恤以同胞的鲜血作为进见之礼的那些人物”1[1]。剧作对国民党当局卖国投降政策的暗喻是十分清楚的。在艺术上，夏衍创作之初的探索痕迹明显，有意写成历史的“闹剧”，实则是寄寓现实严肃思想的正剧。而在直接描写为革命献身的女杰秋瑾一生片段的《秋瑾传》中，剧作家自身积极向上的精神则表现得更为突出。作品通过抒写英烈豪侠的悲壮人生，激发人们在现实黑暗面前的一腔愤懑，寓讽喻思想于历史人物之中。从夏衍戏剧创作之初的历史剧的创作中便可看到作家善于写事件写人物的戏剧风格，他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也基本形成。但是，真正体现作家这一阶段创作成就的，应该是以《上海屋檐下》为代表的一组反映市民生活的作品，这些作品显示了他现实主义创作的独特个性。
弥凝
夏衍创作的第二个阶段，即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在上海，重庆，桂林，
广州等地担任《救亡日报》\《新华日报》等报的编辑，参加抗日文艺活动。这是他创作的丰收期，主要剧作有《一年间》（1938年）、《心防》（1940年）、《愁城记》（1940年）、《水乡吟》（194
2年）、《法西斯细菌》（1942年）、《离离草》（1944年）、《芳草天涯》（1945年）等。这些作品的前三部是上海沦为“孤岛”时的创作，主要描写了大敌当前爱国的知识分子自觉地用手中的笔来“死守一条五百万人的精神上的防线”（《心防》），以及沦陷为孤岛的“愁城”（《愁城记》）中人民的苦难生活和精神追求。作家高度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现实感，与时代共荣辱的积极战斗精神，是这些作品的基调。抗战期间的《法
1[1] 会林等编..夏衍研究资料·历史与讽喻.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162.
西斯细菌》（五幕剧）体现夏衍创作的爱国主义的战斗精神更为鲜明。全剧以一向标榜不问政治、悉心从事科学研究的留日医学博士俞实夫为中心人物，在“九·一八”事变前夕到1942年抗战转折关头十年间政治风云的时间跨度里，在从“东京—上海—香港—桂林”人生不断变化的空间中，正面描写中国知识分子及各阶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和精神悲剧。剧作家将笔触深入到平凡的知识分子心灵世界，并在大时代自身理想与现实激烈的冲突中，揭示普通人也具有的英雄主义本（俞实夫），以及同样存在着的另一面的浅薄、势利、庸俗等人性弱点（赵安涛、秦正谊）。作品显示出表现大时代、追求史诗性与人物内在心理、思想情感波澜起伏有机统一的创作风格，反映了作家现实主义创作深入发展的趋向。抗战中期的《芳草天涯》是作家创作中惟一以爱情为题材的剧作。作品突破作家已经形成的创作模式，虽然依然关注时代与人的现实问题，但是不再以政治为轴心，注意写人物的沉浮变动，并选择道德伦理的视角，切入人物内心深处，而将大时代的动荡更多依附于活生生的人物心灵搏斗中显现。
如战争离难中普通而平凡的知识分子，在爱情，婚姻，家庭生活中不乏烦恼和争吵，于是作品便围绕着大学心理学教授尚志恢与妻子石咏芬、女大学生孟小云三者之间的爱情纠葛展开剧情。三个人物的不同爱情婚姻观，交织着动荡的政治和困苦的生活，多层面地真实展示了那个时代里知识分子苦闷、矛盾、挣扎与追求的精神痛苦，更多揭示了黑暗现实笼罩于人物心灵的阴影。作品发表后受到当时革命文化界的批评，责难作家过多写了知识分子的软弱和容忍，缺乏时代的抗争。这种批评不无苛求和偏激，是一种“左”的文艺思想的价值判断。其实，夏衍创作注意探寻人物内心阴影的一面，并且联系着对现实社会悲剧的深层剖析，表现了作家现实主义精神的深化。这部作品不仅是夏衍本阶段的创作高峰，而且应属于作家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1937年夏衍的三幕剧《上海屋檐下》，是作家最著名的代表作品，创作时间正好是作家创作两阶段的过渡期。全剧从作家熟悉的生活地——上海弄堂普通市民每天静悄悄地发生的事情中，提炼出最具代表性的五户人家的悲喜剧。他们在剧作家精心结构的舞台上同时展开：弄堂的两层楼房里，有靠“几毛钱一点钟的功课”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的小学教员赵振宇一家；有大学毕业不到工作的黄家楣；有前楼廉价卖身的摩登少妇施小宝；有住在阁楼上的老报贩李陵碑。这四
户人家构成了全剧四条副线，而主线是作家最集中描写的弄堂里的林志成、匡复、杨彩玉三人的人生悲剧。作家在时空交错中独具匠心地组织了主、副线之间的复杂关系。住在客堂间的二房东林志成与杨彩玉在患难中结为夫妻；但杨彩玉八年前被抓走的前夫革命者匡复的归来，打破了这个家庭的平静。
抗战的烽火，动乱的年代由一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而凸现出来。对这个社会的黑暗势力，作家是透过这些平凡家庭，小人物命运的不能自主及不幸人生牵引的心灵动荡，予以有力鞭挞的。作者是借“上海这个畸形社会中的一小人物”，“反映出一个即将来临的伟大时代，让当时的观众听到那些将要到来的时代的脚步声音”2[2]。作品的结局在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烛光下，映衬出含泪微笑的人生图景，更耐人寻味。
夏衍创作道路的梳理和代表作品的简析，足以表明他创作的主要特点：
一是以普通知识分子和小市民平凡的日常生活为主要创作对象和题材。夏衍所有成功的作品无不表现了在这一方面的执著探索和追求。剧作中活跃的人物都是普通平凡的小人物，作家努力从司空见惯的人物情感和人事纠葛中发掘他们内在的悲剧性和喜剧性，并真实揭示他们心灵深处复杂而痛苦的、积极或消极的精神世界多个层面。
二是单纯而集中的剧情，匀称平实而严谨的结构，恬淡而深远的意境，是夏衍独具的戏剧艺术品格。《上海屋檐下》、《芳草天涯》等剧中普通的家庭故事，却产生了跌宕起伏的戏剧效果。生活矛盾和内心苦痛内外交织的巧妙组合，“几乎无事”的生活平淡所蕴含着的对人生的隽永透视，便创造了意味深长的艺术境界。
三是对人物性格的刻画，注重深入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不是着意依赖或编造强烈的外部冲突，这
是夏衍戏剧创作又一特。剧作家十分细腻地描绘出杨工效学
2[2] 会林等编.夏衍研究资料·谈<；上海屋檐下]>创作.北京：中国戏剧出版
社.1983.1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