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苍凉悲艳的命运交响曲——《白鹿原》中田小娥人物形象分析 李林洁
沈阳师范大学，辽宁沈阳 110034
《白鹿原》如同一部“浓缩着深沉的民族历史内涵，有令人震撼的真实感和厚重的史诗风格”的文学著作。小说以白鹿原为主要地点，描写了白嘉轩、鹿三、鹿子霖三个家庭的恩怨纠葛，吃人的封建礼教使人性变得麻木与扭曲，生成了白鹿原上人物命运的悲惨史诗。
田小娥是《白鹿原》中最具文学魅力且最为惊心动魄的人物形象。在仁义村，传统的儒家文化已经深刻地印在了每位村民的骨血中，“仁义”是公众共同的精神追求。人们执着地奉行着严酷的道德准则，田小娥任性泼辣的性格与儒家伦理显得格格不入，使她成为了儒家伦理的坚决叛逆者。 封建伦理道德将田小娥逐步逼向毁灭，难道浩瀚的白鹿原就容不下一个高傲的女子去追求自己向往的爱情生活吗？造成田小娥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是儒家伦理与封建礼教对她的束缚与摧残。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男性掌握着这个社会的话语权；女性的地位极低，尤其在当时传统封建秩序的压 迫之下的女性已完全沦为男性的附庸甚至是牺牲品。具有反抗精神的田小娥被公众视为异端，惨遭镇压。《白鹿原》中女性命运悲剧，实则与当时民族命运和时代走向密切相关。
验证码有什么用在仁义村，女性没有独立的人格，是男性一个传宗接代的“物品”，只能默默臣服于父权和夫权；男性根本不会关注她们的辛酸，甚至还会让女性来承担所有的罪责与唾骂，这一点从白嘉轩母子身上可以发现。白赵氏始终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一古训奉为真理，当白嘉轩的六个妻子相继死亡后，面对颓废的儿子，她仍忙于为儿子张罗婚事，还训斥儿子：“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撕掉了再糊一层新的。”①作为白鹿原上的族长，白嘉轩竟然说自己生平最引以为傲的是一共娶过七房女人。②包括最后田小娥死后被镇压塔下也是由于白嘉轩坚信，所有的罪责都是因这个不知羞耻的女人而起，而男人们只是“无意”“被动”地受到她的迷惑才误入歧途。田小娥的反抗在男性话语体系下被彻底地否定，女性的个人尊严遭到了无情的践踏与摧残。这不仅是她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悲剧。
二.田小娥不屈的性格
田小娥深知自己的一生是不幸且坎坷的，她不想被命运愚弄而奋起反抗，可惜在封建制度下，她的负隅顽抗换来的是“飞蛾扑火”的惨痛下场。她本是一位秀才的女儿，长相俊俏，生性孤傲。然而贫困的家境使父亲不得不把她许给了大她几十岁的郭举人为妾，并沦为郭举人泄欲的机器与延年益寿的“泡枣
”工具，这种做法不仅是对肉体的折磨更是对精神的侮辱！此后，她失去了生而为人的尊严，对生活也逐渐失去希望。但她不甘接受命运的摆布，开始耍起了小花招——将枣扔进尿桶泡给郭举人吃。后来黑娃的到来重燃了她对生活的渴求, 她抛开女性背负的贞节与纲常，向黑娃发出了爱情的信号，凭借自己的美貌与性感成功勾引了黑娃，两人黑夜里迅速在马厩里野合并获
得了生理与心理上的满足，事情败露后两人毅然决定私奔 。
两人的爱情观与村民们恪守的儒家伦理道德大相径庭，被村民们视为耻辱，尤其是令鹿三瞬间暴跳如雷。为了在村里正常生活，二人只好住进村边的破窑洞，但小娥的一句：“只要有你，吃糠咽菜我都情愿。”③却令人震撼，她只想获得最简单的爱情，此刻却仿佛是一种奢望。
然而命运的捉弄才刚刚开始，轰轰烈烈的农运活动以失败告终，黑娃连夜出逃，田小娥从此失去了生活的依靠，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被吊起来施以严酷的刑罚；可怜的她后来为了救黑娃，落人鹿子霖设计的陷阱，成为他发泄兽欲的工具，并在鹿子霖的阴谋策划下勾引白孝文，成为白 、鹿两家氏族争斗的牺牲品。最后死在了鹿三的手中, 发出她在世上最后一声痛彻心扉的呼喊 “啊 ……大呀 ……”④死后的田小娥化作妖魔疯狂地进行报复，肆虐的瘟疫破坏着白鹿原上的一切，蒙昧的村民们为了镇压这个他们所谓的“”，集体修了镇妖塔让她永世不得超生。当塔落成时，田小娥势单力薄的反抗也如同她的命运一样被无情地扼杀了。
三.田小娥的鬼魂书写
超现实主义是一种现代西方文艺流派，受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和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致力于探索人类的潜意识，主张突破合乎逻辑与实际的现实观，放弃以逻辑和有序经验记忆为基础的现实形象，将现实观念与本能、潜意识及深层梦境的经验相融合，展现人类深层心理中的形象世界。⑤田小娥死后化作鬼魂对仁义村疯狂地报复，白鹿原顿时瘟疫肆虐，这一情节的描写极具传奇性。作为前清秀才的女儿，“田小娥本质上是一个传统女人，她渴望守妇道，但社会、时代、家族、命运都不给她机会”。⑥留给她的是肉体和心灵的双重折磨；她被族人们嘲讽为，被族长不齿，被鹿子霖算计，被鹿三杀死......她生前最后那句嘶吼喊出了沉积在内心深处的无奈和心碎，女性意识的觉醒并未使这个苦难的女子解脱，反倒使她成为千夫所指，最终命丧黄泉。她死后化作怨魂附在了鹿三身上，使鹿三时而正常，时而疯癫。书中是这样描写的：吃了一碗族长白嘉轩亲手端来的饭后，被怨魂附体的鹿三一蹦蹦到厅房的台阶上喊起来：“哈呀呀，值了值了，我值得了，族长老先生给我侍候饭食哩。”⑦这句疯话不仅是对白嘉轩的反抗，更是对传统的封建礼教的激烈反抗。
结语
陈忠实在《寻属于自己的句子》中说：“田小娥是整部《白鹿原》中他构思出来的第一个角。”他在蓝田村寻素材，翻阅《蓝田县志》惊讶地发现，一部二十多卷的县志，竟然有四五个卷本用来记
载贞洁烈女的姓名。“心似乎颤抖了一下，这些女人用她们活泼的生命坚守着道德规章中专门给她们设定的“志”和“节”的条律，曾经经历过怎样漫长的残酷的煎熬，才换取了在县志上几厘米长的位置。可怕的是，任谁恐怕都难得有读完这几本枯燥姓氏的耐心。”他在那一刻产生了逆反的
（下转第71页）
摘 要：《白鹿原》是一部立足于人与土地的民族史诗。在这片广袤古老的黄土地上，涌现了白嘉轩、鹿子霖、黑娃、田小娥等富有生命实感的人物，其中田小娥这个女性形象令人印象颇深。在与白、鹿两个家族的两代男人之间的爱恨纠葛中，她痛恨命运的不公却不幸成为了可怜的牺牲者。本文将通过对这一重要人物的剖析，揭露造成那个时代女性悲剧命运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白鹿原》； 田小娥； 命运悲剧
（上接第69页）
心理，他谈到：““我在密密麻麻的姓氏的阅览过程里头晕眼花，竟然产生了一种完全相悖的乃至恶毒的意念，田小娥的形象就是在这时候浮上我的心思。在彰显封建道德的无以数计的女性榜样的名册中，我首先感到的是最基本的作为女性本性所受到的摧残，便产生了一种纯粹出于人性本能的抗争者和叛逆者的人物。”田小娥就这样始料不及地萌生了。⑧
田小娥的身上永远体现出一种无原则性，她与不同异性的复杂关系是一方面，她复仇时不分青红皂白也是一方面。她伶牙俐齿，借鹿三之口和白嘉轩辩论时的话让人震惊：“我要把白鹿村白鹿原的老老少少捏死干净，独独留下你和你三哥受罪……”白嘉轩想把田小娥的尸骨火化后撒在滋水河里去，但朱先生却想出更阴毒的方法——造塔镇妖。田小娥最终还是败给了代表男权政治和封建礼教的白嘉轩。
如果用痛苦这个词来概括田小娥短暂而不幸的一生，“生的痛苦活的痛苦死的痛苦”就是她这辈子赤裸裸的写照。田小娥可怜的妥协，可悲的复仇，在强大的礼教乡约与族规家法的虎视之下都显得弥足珍贵！
注释：
①《白鹿原》[M].人民文学出版社，陈忠实著，2002:12.
②《 白鹿原》[M].人民文学出版社，陈忠实著，2002:40.
③《白鹿原》[M].人民文学出版社，陈忠实著，2002:157.
④《白鹿原》[M].人民文学出版社，陈忠实著，2002:230.
⑤张林.论超现实主义神秘意象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8.
物探化探计算技术⑥杨光祖.田小娥论.小说评论[J]，2008年第4期，47页.
⑦《白鹿原》[M].人民文学出版社，陈忠实著，2002:280.
⑧陈忠实著.寻属于自己的句子 白鹿原创作手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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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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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林洁（1997.8—），性别：女，籍贯：辽宁省新民市，学历：硕士在读，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
权力的婆婆也是她们自己本身。
文中提到婆婆在骂阿毛娘与种菜的阿顺有关系，“不要自己偷捉了去讨好汉子，这许多日子眉来眼去.....现在是时世不对，我也管不了你。”这中间涉及到了一个寡妇再嫁的问题。阿毛娘是孤孀媳妇，丈夫去世带着儿子，但婆婆似乎并不想让她再嫁，包括怀疑她和阿顺的关系也是莫须有的罪名。中国礼教有“夫死不嫁”之义，社会上的大部分人都以家庭名誉的原因来强制其媳妇孀居，“不自由之名节，至凄惨之生涯，年年岁岁，使许多年富有为之妇女，身体精神俱呈异态者，乃孔子礼教之赐也”这是社会思想方面的原因，母性在作为受害者的同时，也可利用儒家伦理纲常赋予其的“母性权利”来压迫作为下位者的儿媳。但阿毛娘的婆婆除了这一点之外，其实有一点也是为了自己的儿子，在儿子那里她
还是一个不错的母亲，毕竟唯一的儿子去世了，从这一点看，婆婆对阿毛娘的欺辱又是自己意志的体现。在父权制背景下的母亲们在以敬爱长辈，顺从侍奉父母为本质的“孝”的思想的支撑下拥有“母性”的权威，成为强大的母亲。从表面看，这种权力是在“父亲的权力”之下，不能超越父权制的范围，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权力中有一部分是不需要经过丈夫默许的，也就是说，在长久的历史中，这些权利逐渐的被习惯化， 常态化，从而形成了实质性的常态化的母亲的权力。这是强大的母亲对男性象征秩序的继承，她们通过对父权制的参与与自身意志的结合，也算是挤进了男性秩序中。
除了继承，从另一方面来说，当女性同时具有加害者与被害者的双重角，开始有了自己意志，并根据自己的意志行事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女性甚至可以从内部瓦解父权制解构的导火线，以及女性所拥有的权力。女性与男性象征秩序的关系，只是意味着女性的暂时沉默，但更预示了女性击碎现存秩序而开始新天地的爆发。希望通过对性别话语内的演绎重申女性主义潜在的激进性与革命性，这不仅意味着女性对既存秩序的不断超越中塑造自身的主体性，更意味着女性或是全球化中受压迫民族等的一系列的处于“非存有物”地位的人可以走到一起，在如今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重新汇聚起一股推枯拉朽的革命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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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瑞芳（1995年12 月），女，山西省宁武县，阜阳师范学院硕士研究生，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