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9-29
加拿⼤第41届联邦议会选举5⽉2⽇当晚揭晓：斯蒂芬·哈珀领导的保守党赢得众议院过半数议席，实现连续三届执政，并将⾸次组成多数府；杰克·莱顿领导的新⼀跃成为第⼆⼤党；⽽此前最⼤反对党⾃由党和魁北克集团，则经历了各⾃最⼤的失败。 这是加拿⼤7年来第四次⼤选。今年3⽉，哈珀因新预算不透明被在野三党以“藐视”议会的理由赶下台。不过，哈珀也可能是故意借⼝提前⼤选。其于选后在家乡艾伯塔省发表胜选感⾔时说，选民的⽀持使加拿⼤摆脱了持续不断进⾏选举的困局，掀开了稳定发展的新篇章。⽽此前加拿⼤之所以频出少数府，很⼤程度上与它的竞争性两个半政党制有关。
两个半政党制
加拿⼤⾃1867年建⽴联邦以来，⾃由党和保守党主导了联邦政治，形成了两党轮流执政的局⾯。虽然这种格局在上世纪 20~30年代有所波动，许多⼩党还曾长期控制某些省的政府，但在联邦⼀级，并没有出现第三党出⾯组阁的情形。这次新搅局成功，主要是侵蚀了⾃由党和魁北克集团的选区，并没有撼动保守党的执政地位。
实际上，⾃上世纪20年代起，加拿⼤⼀直存在所谓的第三党运动。进⼊新世纪，像新这样的第三党不仅多次在少数府时期扮演重要的平衡⾓⾊，给加拿⼤政治⽣活添加了激进的左翼声⾳，⽽且以⼯会底⾊弥补了两⼤传统政党主要代表⼯商业集团的局限性。但是，要加拿⼤⼈接受⼀个宣扬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上台，却也不那么容易。
从加拿⼤联邦议会长期由两⼤党控制和第三党居间发挥独特作⽤的历史来看，加拿⼤政党制可归为介于两党制和多党制之间的两个半政党制。尽管这次⼤选⾃由党惨败，但从其⽣命⼒看，不太可能步⼀战后英国⾃由党⼀蹶不振的后尘。加拿⼤历史上，以农民为基础的进步党也曾跃居联邦众院第⼆⼤党，但属于昙花⼀现。即便今后新能扮演英国⼯党的⾓⾊，监督保守党的执政，⾃由党也不会彻底边缘化，加拿⼤政坛仍将呈现两个半党制的特⾊。
加拿⼤特殊的两个半政党制，是在与其它相关政治制度的互动中形成的。加拿⼤政治制度承认反对党的价值，在全球最早赋予反对党领导⼈以法定地位。加拿⼤于1905年就发给反对党领导⼈薪⽔，数额与内阁部长相当，⽽英国于1937年才正式承认反对党领导⼈的法定地位。在宽容的政治氛围中，⾃由党、进步保守党（保守党前⾝）与新相继在加拿⼤成⽴，并且都拥有⾃⼰的活动空间，不像美国“赢家通吃”的制度杜绝了第三党冒头的可能。另外，加拿⼤选民通常反对联邦政府对省事务的过多⼲预，这也为多党的发展留下⼀定的政治空间。许多⼩党，如魁北克集团、社会信⽤党、加拿⼤党、绿党等， 在地⽅政坛深耕，甚⾄长期充当某个省区的执政党，⽽三⼤党主攻联邦议会，两者之间井⽔不犯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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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和联邦制度为加拿⼤向多党制发展创造条件的同时，加拿⼤的选举制度⼜为政党向多党制发展提供了⼀定的制约因素。加拿⼤选举制度可以被称为单名相对多数制（即英国现⾏的⼩选区制）。在这种制度下，全国按⼈⼝数划分为若⼲个⼈⼝⼤致相等的选区，每⼀选区只选⼀名议员，每个选民只投⼀票，获得票数最多的候选⼈当选，不管其得票率是否超过50%，也不论与次⼀名候选⼈差距是多少。在加拿⼤，所有联邦众议员都通过单名相对多数制产⽣，⼤部分省的⽴法机构也是如此。这种选举制度有利于⼤党，⼩党尽管赢得⼀定的选票，但总是占不到⾜够⽐例的席位，投票给⼩党的⼈们认为他们的投票对于政府的形成和代表的产⽣没有意义，投票给⼩党是⼀种浪费，久⽽久之会撤回⽀持，因此这种选举制度总体上有利于两⼤党的轮流坐庄。
在促进与制约因素的博弈中，加拿⼤最终形成了两个半政党制。该制度⼀⽅⾯容易分散选票，产⽣不稳定的少数府，另⼀⽅⾯，⼀旦其中⼀党取得过半数，那么由于两个主要反对党都较弱⼩，多数府往往相当稳定和持久。加拿⼤历史上，⾃由党连续执掌联邦政府最长达21年8个⽉，保守党最长达17年9个⽉。
意识形态⾊彩淡薄
由于加拿⼤民族和⽂化的多样性及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加拿⼤政党代表了不同的利益。⼀般认为，保守党是⼀个中间偏右的政党，⾃由党属于中间派，新是温和左派。但这种意识形态划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整体来看，加拿⼤现代政党运动的意识形态⾊彩⽐较淡薄。
这⾸先是因为加拿⼤特殊的社会⽂化状况。加拿⼤历史中最重要的社会分层是地区和⽂化，⼤多数选民的诉求主要是地⽅和族（⽂化、语⾔）的，⽽不是阶级和阶层的。反映在加拿⼤政治中，阶级和意识形态差异始终不能成为中⼼议题。所以，加拿⼤政党更多代表的是族和地⽅利益，⽽⾮阶级阶层利益，各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并不很⼤。⾃由党和保守党正是通过体现中上阶层对地⽅利益和语⾔⽂化的政治关怀，来实现对联邦政权的垄断。
再者，加拿⼤的政党制度是竞争性的，⽆论保守党、⾃由党还是新，甚⾄明确主张独⽴的魁北克集团，都是在加拿⼤宪法统领下围绕竞选⽽制定政策的。为了尽可能多地赢得选票，扩⼤选民基础，各政党有意识地淡化⾃⾝的意识形态⾊彩，纷纷选
高官公共情人 李薇择“中间路线”。各政党领导⼈对具体问题的解决普遍喜欢采取实⽤主义和机会主义态度，不管是个⼈权利、省权运动还是国家⼲预，只要对竞选有利，都可以提倡。这就导致各⼤政策主张⽇渐“趋同”，政党纲领中没有明显的界线，内容很多是重合的，⽽且为了涵盖尽可能⼴泛的社会要求，纲领语⾔⾮常模糊，往往读后不知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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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政党意识形态⾊彩淡薄，符合当代世界政党运动的发展趋势，有扩⼤政党代表性、推动政治民主的积极作⽤，但在加拿
⼤背景下突出族和地⽅利益，也有其不利的⼀⾯。多年来，加拿⼤政治家始终被地⽅独⽴倾向困扰，魁北克独⽴问题⾄今仍是悬在加拿⼤⼈头上的⼀把剑。⽽族差异和地⽅主义恰恰是导致加拿⼤社会内部离⼼⼒巨⼤的主要因素。从民族建设的⾓度看，阶级的划分或许⽐族和地⽅主义更具有积极的作⽤，在某种条件下，它可以充当民族纽带和社会“黏合剂”。正如学者霍勒维兹所指出的：“像加拿⼤这样⼀个因族-地区差异⽽存在分裂危险的国家，可以通过⼀种把不同的地区和族集团联合到左右两极的政治来保持统⼀。”
选票与席位不成正⽐
在单名相对多数选举制下，⼀个政党的席次就是它所赢得的选区数，⽽不是它得到的选票⽐率；赢得席次最多的政党很可能并未得到全国过半数的选票，甚⾄可能并不是全国得票率最⾼的政党。例如在1979年加拿⼤联邦众院选举中，保守党获得35.6%的选票，⾃由党为39.8%，但前者反⽽获得136个席位，后者只赢得了114席。按照加拿⼤选举法，席次最多的政党成为执政党，其余政党如获得12席以上则成为正式的反对党。这样，保守党的查尔斯·约瑟夫·克拉克当年勉强赢得了执政权，但其政府在圣诞节来临前⼏周垮台，并输掉了次年2⽉的⼤选。可见，这种选举制度难以全⾯反映公民投票情
况，造成公民与政府间的双向交流遭到破坏，增加了政府的不稳定性。英国也存在类似的情形，并且正在酝酿改⾰。
更为严重的是，单名相对多数选举制也容易歪曲政党在各地⽅的代表性，从⽽不利于加拿⼤社会内部的整合和共同民族意识的形成。⽐如在⽪埃尔·特鲁多执政早期，⾃由党在西部四省曾获得30.7%的选民票，却只换来了14.5%的席位，这就造成来⾃西部的⾃由党议员不⾜以在联邦政府有效代表地⽅利益，使西部加拿⼤⼈感到孤⽴和⽆助。这种失衡在1980年联邦选举中登峰造极：⾃由党在魁北克省赢得了99%的联邦席位，在安⼤略省赢得了55%的席位，在⼤西洋地区四省赢得了59%的席位，⽽在西部地区则只获得两个席位，这意味着西部四省实际上被排除出了联邦政府圈⼦。这种情况引起了⼈们的关注，加拿⼤学者阿兰·柯尼斯曾⼀针见⾎地指出，加拿⼤“政党制度加剧了地⽅分裂，使得国家更加不统⼀”。
“邦联式”的政党结构
加拿⼤政党制度不但在联邦和省两级政府之间的运作⽅式不同，在各省之间也不⼀致。即使同⼀名称的政党，在联邦和省两个层次上也往往有着相互独⽴的组织、财政和领导⼈。在⼀个省内，联邦政党的省级组织和同名的省级政党也常常互不相⼲。譬如联邦的保守府不⼀定获得各省保守党在意识形态和政策上的⽀持，⾃由府也⼀样。
在维护省的利益和反对联邦政府的过程中，地⽅府往往以好⽃的姿态去赢得胜利，⽽选民们总是在联邦层次和省层次上⽀持不同的政党。譬如在⼈⼝占全国38%的安⼤略省（最⼤城市多伦多和⾸都渥太华位于该省），从1941⾄1985年，保守党控制了省政府，与此同时，⾃由党却控制了联邦政府；1993年，新在联邦⼀级的选举中受挫，但仍控制着省政府。⽽在80%⼈⼝为法国后裔的魁北克省，联邦竞选和省的竞选是两种不同的模式，控制着联邦政府的政党很难同时控制该省政府，反之亦然。如保守党在联邦曾多次执政，但在魁北克却⼀直没有什么影响⼒。
对加拿⼤的政党来说，⼀⽅⾯，联邦的执政党会因失去省级政党的⽀持⽽最终失去其执政地位。如⾃由党上世纪初曾长期主宰中央政府，但“⼆战”以后，渐渐失去了省级⽀持。到上世纪70年代末，它在各省中降为主要的反对党。由于失去了根基，它最终于1979年和1984年两次失去了⼊主联邦政府的机会。另⼀⽅⾯，⼀个政党在省级政府中的成功并不⼀定会发展为联邦政府中的成功。⼤多数第三党在某些特殊省份中占有优势，如魁北克集团在魁北克省（第⼆⼤城市蒙特利尔位于该省），社会信⽤党在不列颠哥伦⽐亚省（第三⼤城市温哥华位于该省），新在西部偏东的马尼托巴省等，但它们在联邦选举中往往难有突破。
政党制度在联邦和省两个层次上特殊的分离，可能很⼤程度上源于联邦制的分权性质。由于联邦和省之间频繁的利益冲突，使得⼀个与联邦政府紧密联系的政党很难使⾃⼰表现为⼀个可信的省利益的保卫者。尤其严重的是联邦政府的代表性问题。从1921年⾄1984年的60多年⾥，西部四省在联邦政府
柬埔寨语圈⼦⾥均⽆⾜够的代表，直到2006年被称为“西部党”的保守党上台执政，这种局⾯才得到根本改观。
《加拿⼤政治》⼀书总结说：“当加拿⼤政治制度被描述为联邦时，它的政党制度从最好的⾓度讲，也只是邦联的。”“邦联式”的政党体系虽能较充分地反映地⽅利益，但也增加了政治协调的成本。如要实现良性运作，就需要⼀系列相配套的制度保障和⾼超的政治运作智慧。
政治录⽤功能强⼤
政治录⽤功能是政党的基本功能之⼀，即政党为议员、部长和总理提供合适的候选⼈，动员选民⽀持他们，获胜之后的政党有权决定由谁占据决策职位。加拿⼤政党的录⽤功能尤其强⼤，执政党不但可以任命公共机构成员，还可分配参议员这⼀肥厚职位。
加拿⼤的⽴法机构是两院制，但参议员却不是各省选民投票产⽣的，⽽是由总督根据总理的建议任命的。这样，空缺的参议员席位便成了执政党⼿中的⼀块肥⾁，可随意授予那些对本党有利的⼈⼟，如本政党的前部长、前议员以及募捐者等，从⽽使参议院具有了较浓的党派⾊彩。这⼀事实为参议员终⾝制（后来虽规定75岁年限，其实跟终⾝制没多⼤不同）所强化。
这种党派⾊彩使加拿⼤参议院在实践中没有扮演⼀个反映组成联邦国家各地区要求的⾓⾊。在联邦制国家中，⼀般⽽⾔是上议院⽽⾮下议院更能体现出联邦制的制度特征，可加拿⼤参议院主要反映政党意志，⽽不是各省的利益。
由于参议员资格成为获胜的政党领袖赏赐给⽀持者绝好的礼物，⼀旦某个政党长期执政，参议员中的⼤多数就变成这个党的成员。所以，新的获胜政党上台后，常常⾯对⼀个敌对的参议院。加拿⼤两院的冲突主要表现为被不同的政党控制。不过，加拿⼤参议院没有美国参议院那么⼤的权⼒，它所扮演的⾓⾊⽐较形式化，所做的事不过是对下议院的⽴法做些修正，处理⼀些⽆
争议的私⼈⽴法，进⾏⼀些有意义的调查等。执政党拿参议员资格做政治交易，对政治系统也有⼀些积极的价值：它有利于某些内阁部长“晋升”为待遇优厚的参议员，⽽将位⼦让给后排议员。
总之，加拿⼤政党制度是将西⽅基本的政党理念和运作机制同⾃⾝的、政情相结合的产物。它特殊的竞争性两个半党制体现了政党制度稳定性和灵活性的统⼀，在保持政府相对稳定的前提下促进了加拿⼤民主政治的发展。另⼀⽅⾯，其独特的竞选⽅式和运作模式也使加拿⼤政党在代表民意上存在⽋缺，并为政治腐败提供了空间，甚⾄不利于加拿⼤的统⼀与领⼟完整。加拿⼤政党的这些特⾊及其对社会的深层次影响很值得我们思考和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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