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年来我国学者关于
彭冰冰 王柏霞 何 羽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近三年来，我国学者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后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特别在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研究、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的研究上取得了重要成果，其中对鲍德里亚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但在一些方面，如对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还有待加强。
[关键词]我国学者；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后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528（2008）09-0034-08
一、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安德森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曾经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地理位置已经 从根本上转移了。今天，学术成果的重心似乎落在说英语的地区，而不是像战争期间和战后的情形那样，分别落在说德语或拉丁语民族的欧洲。”[1]我们这里所说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主要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的英美马克思主义，包括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及“解放神学”等。
鄄城盐矿（一）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研究
近年来，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研究开始进入学者们的视野。段忠桥指出了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两个方向：一个方向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科亨和罗默为代表，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应转向政治哲学研究，以求从道德的角度激励人们为社会主义而奋斗。另一个方向以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者奥尔曼和市场社会主义者劳勒为代表，他们强调社会主义的实现具有历史必然性，它是资本主义制度自我否定的结果，它现今就已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并仍在继续发展。[2]他还就如何推进当前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必须解决以下三个问题：一要把研究重心转向对英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二要超越哲学，也即应把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超出哲学领域的理论也纳入我们的研究范围；三是关注英美马克思主义中的“正统”，指的是坚持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去研究各种现实问题的理论，重要代表人物有哈维、奥尔曼、贾格尔、布伦纳、詹姆逊、伊格尔顿等人。[3]我们相信，对整个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趋势、规律的研究将会更加深入。
（二）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的研究
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1．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的研究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重视逻辑分析，要求运用现代数学、数理逻辑和模式建构等手段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试图为其确立“微观基础”。代表人物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建构与建设研究”（项目批准号：05JZD001）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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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科亨、罗默、艾尔斯特、赖特等。他们的研究主要是探讨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剥削和公正等政治哲学问题，相应地，我国学者们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政治哲学上，而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研究则很少。
段忠桥考察了科亨的政治哲学转向及其启示，指出科亨转向政治哲学的原因：一在于回应诺齐克的挑战，二在于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平等前景的两大事实断言失去了信心”。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当今世界的新变化使得平等、公平、正义等问题变得十分突出；对这些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4]何立胜、王萌比较了马克思与罗默的剥削理论范式。在他们看来，
罗默把马克思的剥削概念进行了拓展，认为剥削的存在始终是以财产关系的存在为前提的，从而提出了公有制下的剥削和社会主义的剥削概念。现实经济社会中存在的剥削现象与剥削关系，要求我们必须客观地分析与评价这一为人关注的敏感问题。马克思与罗默的两种剥削理论范式的比较研究无疑会深化对剥削问题的认识。[5]吕梁山评析了赖特的中间阶级理论及其基础。他认为，赖特中间阶级理论的基础是多种剥削论，是在对罗默所提出的多种剥削理论进行补充修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然而，由于赖特所主张的处于矛盾地位的中间阶级理论基础——剥削存在着逻辑上的缺陷并且与资本主义的现实存在着事实的矛盾，他所得出的这些矛盾地位在阶级的意义上不同于资本主义传统阶级的观点必然存在疑问。[6]
2．对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生态危机、探索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和方法，并用生态学的观点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补充、重构和超越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主要思潮之一。近年来，随着生态运动的蓬勃发展，学者们对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日益增多，既有对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宏观研究，也有对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个案微观分析。
（1）对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研究
整体上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有何意义？它的理论形态和
理论旨趣如何？这是当前我们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何萍从研究范式、研究对象、范畴体系几个方面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了全面的考察。她指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本体论、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等层面上建构了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体系，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7]刘仁胜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要经历了四种理论形态：莱易斯和阿格尔的生态危机理论、奥康纳的双重矛盾理论、克沃尔的革命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以及福斯特和伯克特关于马克思的生态学理论。他还对奥康纳、克沃尔、福斯特和伯克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了个案研究。[8]王雨辰指出，制度批判、技术批判、消费批判和生态政治哲学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论题。[9]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哲学的突出特点，在于它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通过分析当代西方生态危机产生的社会制度根源，力图整合西方其他绿政治思潮的理论主张，提出了以社会结构变革和环境道德价值观建构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政治战略，形成了以实现社会正义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的生态社会主义理想。[10]
（2）对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研究
新沂市王庄中学以往学者们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多关注于莱斯、高兹和阿格尔，随着奥康纳的《自然的理由》一书的翻译出版，对奥康纳的研究逐渐增多。在袁久红看来，奥康纳对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重构，凸显了传统历史唯物主义中心地位被边缘化的自然。奥康纳寻求社会劳动的双重维度和社会理性规范，并且用自己重新构建的理论体系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自然反生态本质，指出人类社会要摆
脱生态危机只有走以生产性正义为导向的生态学社会主义之路。[11]王雨辰认为，奥康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视域拓展到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揭示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然的异化以及由此导致的人的生存环境的异化，从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和历史观有机地结合起来。但是，奥康纳并没有揭示走向生态社会主义的具体途径，以及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社会运行机制。[12]陈食霖评析了福斯特的理论，他指出，在福斯特看来，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主要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正义及其生产方式，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关键在于实现社会制度的变革和生态道德革命。[13]郭剑仁剖析了福斯特的生态唯物主义思想、物质变换裂缝理论以及比较了其与奥康纳、施密特的思想异同。[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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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女性主义中的一个派别，是苏东剧变后在西方学术界日趋活跃的一股社会思潮。国内对女性主义的研究多停留在文学领域，较少对其进行哲学透视，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则更显不够。陈学明认为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中的其他派别的重大区别在于它把对现代社会妇女受压迫状况的揭露与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强调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结合，它既不同意那种认为妇女体力弱小是她们受压迫根源的观点，也不认可那
种把妇女之所以受压迫归结于其生理结构的做法。[15]王宏维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性别盲点”理论，并指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独特视角是以“社会性别”话语对马克思主义文本与相关基本原理的解读，对“性别盲点”的补正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也对资本主义的统一性、资本主义与父权制、性别与劳动分工、无酬家务劳动等进行了较专门的探讨，提出了一些既具批判性和解构性、又具建构性的理论见解。[16]
4．对解放神学的研究
解放神学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拉美诞生的一种“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潮，它主张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方法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认为未来的社会要与资本主义实行彻底决裂，社会主义才是拉美的出路，才能把人从各种奴役下解放出来，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杨煌在广泛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对解放神学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评价。他考察了解放神学的发展史，论述了解放神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叙述了解放神学的社会主义观、解放观等。他指出，解放神学并不否认阶级斗争，而是把阶级斗争作为消灭阶级，达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解放神学认为人从事反对剥削、压迫、异化的斗争，从事消灭一切不公正的解放斗争就是遵循上帝的律令，号召信徒要积极投身到穷人的解放斗争中去，它是站在下层人民立场上，致力于他们解放的一种进步思潮。[17]总体看来，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丰富。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待进一步拓展，像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还显不足。
二、西方马克思学研究
（一）对西方马克思学的整体研究
1．何谓西方马克思学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学界开始译介西方马克思学。那时学界对待西方马克思学的态度有些简单化，多数学者对之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近几年学者们呼吁重新评价西方马克思学。张亮在对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行为主体、研究者等作了较为深入、系统的考察外，根据个人的理解把西方马克思学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指出随着冷战的结束具有鲜明冷战意识形态烙痕的西方马克思学的终点，正是超越意识形态纷争、真正科学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起点。[18]
王东、赵玉兰则认为，“马克思学”一词并非由吕贝尔首创、西方所特有，而是列宁时代的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梁赞诺夫。他们还呼吁，借鉴与超越苏联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创建中国的马克思学。[19]此外，王东还撰文分析了苏联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学的历史贡献与历史局限。他提倡采取“以马解马”的全新解读模式，直接面对马克思，把马克思本人文本与思想，作为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思想源头。[20]
鲁克俭从历史的角度详细考察了马克思学的含义，并强调指出，在苏联学者那里，西方马克思学是一
贬义词，而马克思学是中性词。不能把西方马克思学等同于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学也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二者的区别是“学术”与“思想”的分野。西方马克思学主要面对马克思文本本身，是对马克思的著作版本、思想发展以及理论观点所作的学术性研究，其对马克思的解读是“我注六经”式的。[21]梁树发认为，应该从对象和主体角度认识西方马克思学。研究主体和对象的规定性都是决定马克思学的本质的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马克思学是指非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是资产阶级学者对马克思（包括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西方马克思学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国外非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现了向西方马克思学合流的趋势。[22]对西方马克思学的批判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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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人们就西方马克思学的定义还未达成共识，但这并未削减人们对马克思学进行深入研究的热情。学者们从各自的立场、观点出发，对西方马克思学展开分析与评价。
正如胡大平所言，西方马克思学以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为依据，严肃地提出了不少至今仍然需要面对的重大理论问题，它对传统研究的文本依据和解释方法所进行的批判也具有积极价值。各种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的内在统一性在于，在反对所谓“马克思主义神话”（即他们所言的由恩格斯开始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建构）过程中，他们自己却制造了相反的神话——作为“人本主义的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主义”的
拉贝洛尔神话。[23]杨兴林认为，西方马克思学在方法论依赖的路径选择上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方面主要是从原来未发表或未出版的早期著作出发，对马克思进行一种纯化的文本方式的研究，在方法上可定位于历史语境分析法；另一方面，通过这种历史语境分析法打碎传统的苏联马克思主义所树立起来的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线性进化史观，并由此在马克思的不同时段的文本之间以及马克思和他的后继者之间制造种种差异和对立，此称为差异分析法。[24]在张亮、夏娟看来，在西方马克思学那里，差异分析法和价值中立也没有走上正果，仍然没有摆脱无意识的束缚。其“理解的前结构”已充分暴露了它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本质。[25][26]总之，国内对西方马克思学的批判性分析都集中在“价值中立”及差异分析法的不足上。我们认为，学界应拓展眼界，在批判的同时吸取其治学、学术之作风和方法，真正还其本来面目并汲取其精华，作出创新性的研究。
（二）对西方马克思学的专题研究
由于西方马克思学是对马克思文本的研读，因此，在解读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马克思本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恩格斯的研究等问题，这些问题理所当然地成为西方马克思学家们的研究热点。对此，国内学者也进行了充分研究和讨论。
1970年5月，吕贝尔首次提出“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的观点，这立即遭到苏联学者的强烈反对，这一小小的事件使得“马克思-恩格斯问题”从边缘走到了中心。孙登峰由此认为这一事件也使“两个
马克思”之争走向了终结。[27]鲁克俭就国外马克思学家关于青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关系的研究作了一些介绍和评析。他指出，卡佛认为青年恩格斯思想领先于马克思；广松涉基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明确提出了青年恩格斯引导马克思的论断；里格比等马克思学者也提出青年恩格斯对青年马克思的重大影响。[28]
夏娟认为，西方马克思学家对“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研究总的来看经历了三个阶段（1970—1980年、1981—1991年、1992年至今）。她分别以诺曼·莱文激进的全面对立论、特雷尔·卡弗较为缓和的部分对立论及他后期的差异论[29]为各阶段的代表思想，展开对西方马克思学的历史考察，并认为我们对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对恩格斯以及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恶意攻击必须进行严厉的批判，与此同时更应改变以往简单的政治批判方式，在学理上给予足够的关注。[30]张亮对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作了历史考察，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新左派运动的终结和苏联解体这两次重大政治事件的先后出现，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实际上随之经历了两次历史性嬗变。以此为分节点，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1970—1980年、1981—1991年、1992年至今。他并指出我们在客观公正地评价西方马克思学在恩格斯研究中取得的成绩的同时，对其中的严重问题应保持高度警惕。[31]此外，他还通过网络对马克思学家莱文和卡弗进行了访谈。[32]总体来看，目前国内对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总的说处于起步阶段。为了更好地推动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还有待加强。
三、对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一）对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研究
如同“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存在歧义和争议一样，对于“后马克思主义”这一称谓的内涵与外延，目前学术界也没有达成共识。曾枝盛从历史角度对后马克思主义作了考察，认为法国是后马克思主义生成的大本营。[33]周凡从概念的谱系角度对“后马克思主义”术语进行了翔实的学术史审理。他认为，后马克思主义盛行的主要根源可以追究到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社会主义的挫折及新社会运动的兴起等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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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政治和社会背景。后马克思主义解构了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并在话语理论的支撑下，对社会主义的概念进行了战略性的重建，由此引发了广泛持久的争论。[34]他还指出，后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转换。[35]王平认为“现代性”是后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与归宿。[36]陈炳辉也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理论中一种批判资本主义的新思潮，它肯定和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传统，但它又主张解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以激活马
克思主义的传统。[37]周穗明还对英、法、德、美等主要西方国家的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社会结构变迁理论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及简要的评价。[38]
对于后马克思主义相关问题的理解，由于学者们的研究角度不同，难于达成共识。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在某些问题上取得共识是有可能的。
（二）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研究
1．拉克劳、墨菲与后马克思主义
自从1985年拉克劳、墨菲（以下简称拉、墨）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一种激进的民主政治》一书中旗帜鲜明地打出“后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后，国内外理论界一般都认同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指直接以这一称谓冠名的拉、墨的理论。因此，对于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离不开对拉、墨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的。
付文忠提出，拉、墨解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出发点是三个命题（本质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致命错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学已过时；社会主义只是民主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三个后马克思主义命题是与其三大基本理论（话语理论、霸权理论、激进民主理论）联系在一起的。但通过分析得出，拉、墨的三个后马克思主义命题存在严重的问题与矛盾，他们的理论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超越与发展，
而是放弃与背离。[39]周凡认为，拉、墨提出的社会主义策略全面质疑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并消解其主体承担者的本体论规定，同时它又坚定捍卫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力图以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观念来延续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批判精神。在其视阈中，社会主义事业不再是由普遍主体宰制的特定的阶级政治，而是以等同逻辑为链条的对抗性民主话语的不断阐发与建构。[40]针对实现其社会主义策略的激进民主政治，孔明安认为其实质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哲学：在哲学上表现为以领导权为核心，以链接实践为基础，以反本质主义为特征的政治本体论；具体内容体现为以对抗为特征的多元激进民主理论；具体目标和实践则表现为构建激进民主政治的新社会运动。[41]付文忠、孔明安还具体分析评价了拉、墨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霸权理论、话语理论。[42]除了对拉、墨的后马克思主义三大基本理论分析外，为了增进理解，孔明安还详细地阐述了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对抗”思想及“链接（articulation）”概念，认为“社会对抗”学说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这一概念也是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流派学说的关键。[43]夏莹分析了拉、墨领导权理论的语言学基础。她认为，拉、墨理论的激进性实质是一种语言学意义上的激进性。拉、墨的领导权理论支撑的所谓激进民主政治本质上并没有脱离民主政治的藩篱，而不过是一种更为精巧的渗透着语言学转向的政治谋划而已。[44] 2．德里达与后马克思主义
就广义而言，后马克思主义绝不仅限于拉、墨二人。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之后那些从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角度来解读马克思的学者也可以被纳入到后马克思主义的行列中来。张一兵在以往构建的
全新理论平台的基础上对该领域个案人物阿多诺、德波、鲍德里亚、德里达和齐泽克的经典文本进行了文本学解读。[45]围绕着德里达的思想，张一兵详细分析了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一书写作的特定历史环境（特别是作为此书重要理论核心的幽灵概念的思想背景）及理论逻辑基础，阐释了德里达试图维护“马克思的幽灵们”的真实含义；讨论了此书的遗产问题。[46]杨生平指出，德里达所理解的马克思的批判精神是一种解构主义精神，而解放精神是一种延异精神。因此，《马克思的幽灵》不是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借马克思的文本进一步完善解构主义，丢失了马克思的灵魂。[47]为了深刻把握德里达的思想，孔明安从现代科技与社会的关系出发探讨《马克思的幽灵》蕴含的哲学价值。[48]尚杰则把《马克思的幽灵》中的德里达与德里达的解构哲学联系起来。[49]毕芙蓉具体分析了马克思的“幽灵们”与施蒂纳作为“幽灵聚集地”的“自我”关系及德里达的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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