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社会主义是当代西方社会一股引人注目的社会思潮。面对人类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剖析并揭示了一个许多西方学者闪烁其辞、不愿承认的事实，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全球性扩张是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必然造成消费异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内含的生态矛盾是无法克服的，拯救人类生存环境的唯一出路，就是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创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都和谐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生态社会主义把生态危机的彻底解决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内涵，社会主义应该而且必然是绿社会。这一理论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启示。
第一节生态社会主义的崛起与发展
一、生态社会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一）生态社会主义产生的思想渊源
生态社会主义也称生态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下半叶蓬勃兴起的生态运动中形成的一个新思潮、新学派。在西方形形的生态理论当中，生态社会主义独树一帜，试图把生态学同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当代环境危机，从而为克服人类生存困境寻一条既能消除生态危机，又能
实现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属于政治生态学，认为生态问题实际上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它致力于生态原则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力图超越资本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构建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主义模式。
第一，自然是客观自然与历史自然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自然界对人的优先存在地位，认为自然界制约和规定着人的生存和发展，随着实践水平的提高，人必将走向与自然的和谐。
第二，人是自然存在属性与社会存在属性的统一。马克思认为人的解放只能是在对自然规律认识的基础上，通过调整人的社会存在属性与积极顺应自然才能实现。
第三，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协调的重要基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果。
（二）生态社会主义的产生背景
西方的环境危机触发了绿生态运动，生态运动产生了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集中体现于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经济增长、社会公正、环境保护是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而生态社会主义正是这核心中的核心。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有人把生态问题纳入革命的轨道，例如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K·博尔丁在他1953年出版的《组织革命》一书中，指出“生态革命”是社会存在的客观条件逐步变化的结果，是观念和理想乃至技术手段的革命。此后，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资本主义生产中出现的生态危机等问题进行研究与批判。法兰克福学派前期代表人物霍克海姆和阿多
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等著作中，均把人同自然的关系及生态问题当作—个主要的理论主题进行研究。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另一著名人物马尔库塞通过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认为它是马克思关于解放全人类的学说中一个一直未被人们重视的方面。过去．人们只是对从资本主义制度的奴役下解放全人类的问题予以关心，而没有把自然视为人类解放的一个领域。马尔库塞认为，把自然的解放当作人的解放的手段的思想是马克思上述手稿的中心思想，他认为，既然人对人的统治是依赖对自然的统治来实现的，那么人的解放同样也要依赖自然的解放来实现，而自然的解放就是恢复那些自然中所产生的向上的力量，恢复那些与生活相异的、表示着自由新特性的感性美的特征。
生化危机网络版马尔库塞主张应按照马克思提出的“对自然的人道的占有”，即按照人的本质占有自然的思想，确定“自然革命”的内容。那就是从改变人、改变现存社会造就的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心理类型和生理
机制入手，进行一场人的本能结构革命和自然观革命。这种革命的目的，不是要改变贫困，追求更高的物质享受，而是为了实现人的自我本质，克服各种形式的异化，使自然得到解放，使人类人道地占有自然。
以马尔库塞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上述思想，在西方思想界影响很大，可是，由于仅仅从理论上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和技术制度提出激烈的批判，却未能在革命措施和步骤方面提出具有实践意义的东西。因此，不少批评家指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是一种“缺少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其特点在于批判性而非建构性。
生态社会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是西方生态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今世界十大马克思主义流派之一。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思索超越了生态学范围，生态运动成为集环保、和平、女权为一体的全球性政治运动。生态运动所提倡的基层性民主、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生产是为社会需要而不仅是为了市场利润、结果的平等、社会与环境公平、人与自然和谐等主张，给一些左翼学者重要启发。他们批判地吸收了环境主义、生态主义、生态伦理、后现代主义等生态理论，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引导生态运动，为社会主义寻新的出路。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绿运动变成左翼政治流派中的主力。苏东解体后，许多老共产党员都加入了绿组织。西方一些主要政党也纷纷通过绿化或与绿党联合以增加执政砝码。
二、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
生态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同绿生态运动的发展分不开的，它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其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兴起阶段
以70年代的鲁道夫·巴罗和亚当·沙夫为代表，他们是最早介入绿党的共产党人，被看作是“红”（共产主义运动）的“绿化”，其政治道路的典型特征是“从红到绿”。
鲁道夫·巴罗原是东德统一社会党党员，后因持不同政见出逃到西德，在汉诺威大学任教授，同时开始倡导“社会主义生态运动”，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谋求“绿”和“红”政治力量的结合，要求建立一个由绿党、生态运动、妇女运动和一切进步的非暴力社会组织组成的众联盟，他的主要著作有《从
红到绿》、《创建绿运动》等。
亚当·沙夫原是波兰共产党意识形态负责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波兰“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1968年被解职后任奥地利大学客座教授、维也纳大学哲学教授，1972年后成为罗马俱乐部最早的成员之一，1980年任罗马俱乐部执行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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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二人既是共产党人中最早介入生态运动的人，也是第一阶段（第一代）生态社会主义的代表，他们典型的特征是“从红到绿”。
世界上第一个全国性的绿党是1972年5 月成立的新西兰“价值党”。随后欧美许多国家都成立了绿党。绿党诞生后，很快在政治上显示了其活力。进入20世纪80年代，德国、奥地利、比利时、意大利、英国、法国、芬兰、希腊、爱尔兰、卢森堡、瑞士等国的绿党相继通过大选在议会中获得数量不等的席位，取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利。
绿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直至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一个引人注目的角，最根本的原因是绿党所提出的基本符合人类文明发展方向、深受民众欢迎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策略主张。
以最具代表性的德国为例，该党党纲《绿乌托邦》严厉斥责传统政党因其政策偏误带来的社会弊端，宣称绝不苟同传统政党，要求全盘变革现存的政治、经济政策和不平等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确立符合生态规律，符合人类未来利益的社会主义战略。
政治方面，绿党提出了四项基本主张。第一，维护生态平衡。绿党把为人类争取一个符合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生存空间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第二，维护社会正义。建立稳定的社会体系，保证社会平等、社会正义和人的自由发展，不能因为社会变革而损害穷人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第三，实行基层民
主。即“由社会最底层发展起来的、遍及社会每一个基层的民主，使所有人真正参加国家大小事的决策”（注：《绿政治》周兆祥著香港明镜出版社1988年版第83页。）。第四，主张非暴力。即终止一切战争和现存的暴力现象，用人道的手段实现人道的目的。
经济方面，绿党对资本主义经济学说、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的批判，认为现行的经济学说不考虑经济发展中的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用极端狭隘的效用、生产率、生产总值等概念评价经济活动。对此，绿党认为：“这种经济思想的错误在于，相信目前的浪费性经济正在促进幸福和生活的完善，然而发生的情况恰恰相反：自然越受到人类的蹂躏，人类的自由和幸福就越来越少。”（注：《绿政治学》弗·卡普拉和查·斯普雷纳克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148页。）针对传统经济学说的弊端，一方面，绿党主张用“生态经济”模式取代现行的“市场经济”模式，建立一种以保护自然和理智地使用自然资源并为后代着想为特征的“稳态经济”。这种经济制度把符合生态原则而不是把利润的大小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提倡“绿工作道德”，即人们的工作应符合生态保护的道德规范。另一方面，绿党反对各种垄断企业和跨国公司，主张建立中小型工商企业，创立依照民主原则运营的生产单位。
国际关系方面，主张发展与第三世界的平等伙伴关系，解决南北关系问题，铲除国际关系不平等的根源，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当代西方生态社会主义以生态效益为核心价值，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为追
求目标，并且把人类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置于其中进行思考和评价，这无疑是一种全新的思维，它对我们重新审视人类文明的意义
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对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转折阶段
主要代表人物，是威廉·莱易斯、本·阿格尔和安德列·高兹，以及苏联的一些学者。第二阶段生态社会主义的典型政治理论特征是“红绿交融”。
1.威廉·莱易斯，加拿大著名左翼学者，他长期在加拿大约克大学从事教学研究工作，早年曾同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一起从事过研究，后来抛弃了该学派偏重哲理和书本的倾向，致力于经验世界的研究。莱易斯在《对自然的统治》和《满足的极限》这两部著作中，阐述了他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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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易斯在1972年出版的《对自然的统治》一书中指出：人对自然控制的加强，并不是转移或削弱了对人的统治，相反是加剧了对人的统治。这种从对自然的控制到对人的控制是靠科学技术的手段来实现的。然而，无论是对自然的控制还是对人的统治都遭到了自然的反抗，他认为，统治自然的观念是生态危机的最深层的根源。这种观念起了一种意识形态的作用，这种意识形态所设定的目标是把全部自然当作满足人的永不知足的欲望的材料而占有，导致生产无限的扩张，最终结果将是人的自我毁灭。
1976年莱易斯又出版了《满足的极限》，在这部著作中，更加明确地提出了他的生态社会主义主张，阐述了生态危机以及摆脱危机的途径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从而造成过度生产，造成生产力和资源的严重浪费，这就导致人的异化和生态危机。要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必须实行—种新的“稳态经济”，以缩减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扩大资本主义国家的调节功能，并重新评价人的物质需求，并大大减少这种需求，改变人的现行的消费方式，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一种新的发展观。
2.本·阿格尔是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年轻的社会学教授，是莱易斯学说的追随者和鼓吹者，他在《论幸福和被毁灭的生活》、《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等著作中进一步发展了莱易斯的观点，系统阐述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张。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这部著作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已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亦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阿格尔认为，尽管如此，我们仍将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见解出发，努力揭示生产、消费、人的需求、商品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3.安德列·高兹，1924年生于奥地利，1948年后移居法国，是法国重要的左翼理论家。高兹曾追随萨特，信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 70年代后，他把生态学、生态危机和“政治生态学”理论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
他在《作为政治的生态学》这部著作中认为，在当代西方，随着科技发展及其应用，出现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诸如资源的枯竭、空气、水、土壤的工业污染，特别是核污染正在摧毁全球的生态环境，世界人口的激增也造成巨大的灾难。要改变这种灾难的状况，唯—的出路在于停止经济增长，改变生活方式和限制消费，并使用可再生的能源，采用分散的技术。与此同时应选择能促进个人自主与自然协调的建立在民主的技术基础之上的社会。
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学》一书中，他集中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的关系，阐述了他对社会主义未来和生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基本看法，主张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左翼与“新社会运动”的主流——生态运动结盟，反对晚期资本主义。
4.这一时期，苏联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苏联生态理论在80年代十分活跃，不仅提出了许多新概念，而且初步拟订了马克思主义
生态理论的框架。
苏联哲学家Э·B·基鲁索夫在《生态意识是社会和自然最优相互作用的条件》一文中认为，现代生态形势证明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论点，即科学技术发展本身不仅没有导致社会问题的自动解决，相反，由于耗尽自然资源和降低环境质量，可能使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恶化。因此，应当树立生态意识。“生态意识是从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可能性，最优解决社会和自然关系问题方面反映社会和自然相互关系问
分子蒸馏题的诸观点、理论和情感的总和。”生态意识是在人们对自然环境的整体性规律的认识，以及人类为保持对生命有益的自然界状态在活动过程中必须考虑到的其他规律的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
外商投资企业外方权益确认表生态意识具有以下特点：(1)考虑到反映对象持点的综合性质。(2)要善于把握认识客体的全部多质性和异源性，善于在这种多样性后面发现生态学方面重要的本质的统一。(3)要求我们不仅有看到自然界中所发生变化的最近结果的能力，而且有看到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更远结果的能力，不仅能看到自然界和社会中正在发生的变化的正的联系．而且能看到其负的联系的能力。
总之．生态意识是人们了解生态规律，遵循生态规律，防止生态危机的最重要的认识论条件。只有认识和考虑到生态规律，才能把保持自然环境的有益状态视为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这个阶段，苏联的学者还提出了“社会生态学”的概念和学科，他们认为，社会生态学不仅要求实现自然科学各学科的相互作用，而且要求实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作用。要化学家以及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和心理学家联合起来，协同工作，才能解决环境问题。在各学科的共同努力之下，“生物圈”、“智慧圈”、“协同演化”等概念发展起来了。“协同演化”，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定向发展和对生物圈的定向作用：即不仅不破坏生物圈，而且促进生物圈的进一步发展和保证人类进步。因此，苏联学者关于“协同演化”的概念实际上指人类同自然生物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纵观苏联学者的生态学理论，一般来说，很大程度上是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自然辩证法的思想来阐
发的，其中不乏可资我们研究吸收的地方。苏联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当代全球生态马克思主义中不可忽视的一支理沦力量。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独立阶段
代表人物，有乔治·拉比卡、瑞尼尔·格伦德曼、大卫·佩珀等欧洲学者和左翼社会活动家。这一阶段生态社会主义的总体特征是“绿红化”。
1.乔治·拉比卡早年参加过法国共产党，是法国左翼运动的主要理论家之一，曾为法国社会科学中心主任，法国巴黎第十大学校长。80年代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或称苏东剧变）以后，连续发表《生态学与阶级斗争》等论文，着力研究全球生态危机与生态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标志着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工人运动的文化革命阶段”。
2.瑞尼尔·格仑德曼，德国左翼学者，哲学家，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解决全球生态危机问题。他的主要理论贡献是为马克思的“人类中心主义”正名，捍卫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化自然理论所代表的哲学理性传统。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支配（domination）概念不同于统治（mastery），支配并不意味着征服与破坏，相反，这正是缺乏支配的表现，因为支配意味着人类对自己与自然关系的集体的有意识的控制。这是实质上的服务而不是破坏。其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
3.大卫·佩珀，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地理系讲师，90年代生态社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