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是与人类文明相伴而生的，粮食安全也是人类长期追求的目标。粮食生产，不仅包含在农业生产之中，而且在其中居于主体地位，因而粮食安全有赖于农业生产的安全。所以，探究粮食安全问题的理论基础，就必须到农业基础地位理论中去寻求答案。 一、马克思的农业基础地位理论概述
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重农学派的农业基础地位理论的基础上，全面深刻地揭示了农业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而在农业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科学原理，为马克思主义农业基础地位理论的创立奠定了基础。他对农业基础地位的论述集中在他的伟大著作《资本论》中。在《资本论》第2卷中，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实现公式就已经包含了农业居于社会再生产基础地位的思想。恩格斯整理的于1894年出版的《资本论》第3卷第47章《资本主义地租的产生》中指出：“重农学派正确地认为，一切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一切资本的发展，按自然基础来说，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的。如果人在一个工作日内，不能生产出比每个劳动者再生产自身所需要的生活资料更多的生活资料，在最狭窄的意义上说，也就
是生产出更多的农产品，如果他全部劳动力每日的耗费只够再生产他满足个人需要所不可缺少的生活资料，那就根本谈不上剩余产品，也谈不上剩余价值。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并且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sup></sup>他还说：“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sup></sup>这些论述说明，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理论，虽然不是马克思首创，但他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农业基础地位理论是肯定的，并且对这一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众所周知，马克思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农业基础地位理论的重要内容，才使之成为一个著名论点。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布阿吉尔贝尔、魁奈、亚当·斯密，虽然对农业和国民经济其它部门的关系有过或多或少的论述，但他们的论述和结论都不够明确。例如，魁奈在《谷物论》中提出：“问题在于这一切利益的本源，实际是农业。正是农业，供给着原材料，给君主和土地所有者以收入，给僧侣以1/10税，给耕作者以利润。正是这种不断地再生产的本源，维持着王国其他一切阶级，给所有其他职业以活动力，发展商业，增殖人口，活跃工业，因而维持国家的繁荣”<sup></sup>。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出：“乡村居民须先维持自己，才以剩余产物维持都市的居民。所以要先增加农村产物的剩余，才谈得上增设都市。”<sup></sup>进一步地，“都市的增设，决
郎咸白希洛人不能超过农村耕作情况和改良情况所能支持的限度。”<sup></sup>对于魁奈、斯密等人的这些论述，马克思把它们简明扼要地概括为：超过农业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劳动生产率，是其他一切劳动或社会得以独立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马克思这个概括，农业基础地位理论中的这一重要内容，就很难成为一个著名论点。倘若我们仅仅把马克思、恩格斯对农业基础地位理论的贡献局限于此，那就不仅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农业基础地位理论的无知，而且是对马克思、恩格斯贡献的肆意抹杀。1883年3月，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将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的贡献高度概括为两大发现。第一个发现，就是“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sup></sup>如果马克思对农业经济理论的贡献，仅仅局限于在《资本论》中把重农学派的观点概括为一句名言，那么，恩格斯就不会把马克思对人类历史规律的发现称为两大发现之第一发现了。早在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的《费尔巴哈》一文，在
论证食物生产与农业的关系时就曾这样写道：“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sup></sup>1853年马克思在《政治动态——欧洲缺粮》一文中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指出：“最文明的民族也同最不发达的未开化民族一样，必须先保证自己有食物，然后才能去照顾其他事情；财富的增长和文明的进步，通常都与生产食品所需要的劳动和费用的减少成相等的比例。”<sup></sup>如果说前面的论述旨在阐明农业，尤其是食物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成的第一个历史前提，是从产业分工的历史顺序意义上讲的，那么，这后面的一段论述则是从人类进入文明阶段的层面上讲的。在这里，马克思明确地告诉世人，无论社会文明程度如何，食物之于人们的自下而上需要和食物生产之于社会的生存与发展都是“第一个历史前提”，都是第一位的需要，食物的提供都是那个社会的基础之所在。无论最文明的民族还是最不发达的未开化民族都无一例外。这是因为，“农业劳动（这里包括单纯采集、狩猎、捕鱼、畜牧等劳动）的这种自然生产率，是一切剩余劳动的基础，因为一切劳动首先而且最初是以占
有和生产食物为目的的”<sup></sup>。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这部巨著中再一次强调，“如果撇开对外贸易(重农学派为了抽象地考察资产阶级社会，完全正确地这样做了，而且应当这样做），那末很明显，从事加工工业等等而完全脱离农业的工人(斯图亚特称之为‘自由人手’)的数目，取决于农业劳动者所生产的超过自己消费的农产品的数量”<sup></sup>。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肯定地指出：“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 1882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写道：“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现在它更是这样了。”<sup></sup>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就不是仅仅对重农学派的农业是基础的观点做了肯定和概括，而是把农业基础地位理论真正发展成为适用于“一切社会”的普遍原理；从而使马克思的农业基础地位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农业基础地位理论的基础和形成史的开端。
二、继承与捍卫：列宁、斯大林的农业基础地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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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列宁在《无产阶级及其在俄国革命中的同盟者》中明确提出了“农业是俄国国民经济的基础”的论断，<sup></sup>从而在马克思主义农业基础地位理
论的基础上，最先发展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基础地位理论。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前，由于领导俄国革命的需要，列宁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土地问题和帝国主义问题等方面，对农业问题涉及不多。十月革命后，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列宁在1913～1923年间，把主要精力转入对农业经济特别是粮食问题的思考，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农业基础地位理论。宜人贷上市
1919年，列宁首次提出，在社会主义俄国，“粮食问题是一切问题的基础”<sup></sup>。“真正的经济基础是粮食储备”<sup></sup>。列宁认为，第一，粮食的收集、储备、运输、分配、生产，是社会主义俄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的基础；第二，粮食储备是社会主义俄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为什么说粮食问题是社会主义俄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呢？列宁指出：“因为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只有我们解决了粮食问题，“有了社会主义的基础以后，我们才能在这个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富丽堂皇的社会主义大厦来”<sup></sup>。列宁为此做了一个更加形象的比喻说：“这座大厦我们过去不止一次地从屋顶开始来兴建，因而每次都倒塌了。”<sup></sup>在《论粮食税》中讲的更清楚，指出：“谁若不明白这一点，谁若认为把农民提到第一位就等于‘放弃’或者类似放弃无产阶级专政，那他简直是不去认真思考问题而陷于空谈。”<sup></sup>又说，我们有了粮食储备，就能着手恢
复国民经济，“没有这种储备，国家政权便会化为乌有”<sup></sup>。这是因为，20世纪2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俄国，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紧接着的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的破坏以及天灾，使粮食歉收很多，加上俄国富农囤积粮食和战争造成的运输不畅，使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及四周的广大地区普遍缺粮，工人、农民挨饿。所以工业、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进一步地，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