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 吴刚
农业企业化是直接涉及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与改革的重大问题，也是关系到如何在现实中国国情条件下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概括地讲，农业企业化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逐渐成为一种适应新形势要求的市场化、规模化和深度开发化的渐次高度化过程。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要依赖于其对环境的适应性及其与其他制度的兼容程度，以此判断是否能促进资源和要素的有效配置。作为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后我国农村改革的“第二次飞跃”，农业企业化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内生的制度变迁。在这一过程中，土地要素流转问题、企业资金问题、企业家来源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问题是制约其发展的主要障碍。中央及地方政府应以保护和增进广大农民的利益为其基本出发点，引导农民实行经营规模的转变，积极、稳妥地启动和推进农业企业化进程。
重大危险源辨识2009 当前，中国农业已经进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时期，如何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推动整个农村经济迈上一个新台阶，已经成为宏观决策部门面临的一项重大抉择。同志在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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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初曾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注：《文选》第三卷，第355页）“两个飞跃”的战略思想，为我国农村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总体思路。农业企业化是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主导产业、产品为重点，优化组合各种生产要素，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规模化建设、系列化加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形成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农工商、农科教一体化经营体系，使农业走上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自我调节的良性发展轨道的现代化经营方式，是对于传统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农村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实践证明，农业企业化是改善农业的市场条件和服务功能，实现农业发展新突破，建设现代化农业的新途径。
一、农业企业化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二次飞跃
农业企业化直接涉及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与改革的重大问题，是关系到在现实中国国情条件下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国外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历程表明，各国由于资源禀赋及经济、社会条件的差异，导致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起步方式和道路不尽相同，自然也就造
成了各发展阶段（起步、发展、完善）管理目标、内容和方式的各异。在农业资源丰裕的国家，农民人均占有耕地多（见表1）。这些国家农业现代化的主要特征是：扩大农场耕地面积和经营规模，大量使用机械，发展资本密集、节约劳动的现代农业企业，具有高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例如1995-1997年美国平均每千名农业工人拥有拖拉机数为1484台，每个农业工人创造增加值为39523美元；加拿大分别为1642台和30202美元（注：此为1994-1996年间的数据，用1987年美元计算，而上文美国和下文澳大利亚的数据则用1995年美元计算，但因不影响结论，本文未做换算）；澳大利亚为700台和30904美元。在农业资源紧缺但资本或技术资源丰裕的国家，每个农业工人占有的耕地规模虽然也比较小，但由于发展高附加值农业，其农业劳动生产率也比较高。例如1992-1994年的荷兰每个农业工人用地仅相当于美国的5.4%，但由于发展花卉等高商品化率、高附加值率的农业，其农业劳动生产率在1980年前后已达到美国人均水平的130.5%。
表1 农业投入和产业的国际比较
附图
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农业大国，无论是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农业资源丰富的国家相比，还是与荷兰、日本等农业资源稀缺的国家相比，中国的农业生产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我国农业生产中农村人口多，人均耕地少，小农家庭经营，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的特征十分突出。1996-1998年中国每个农业劳动力创造的增加值提高到307美元，但仍然大大低于1980年前后美国、日本、荷兰等国的水平，甚至还达不到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为348美元）。这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制约条件，也是我们制定正确的农业政策的客观依据。公共政策争论的焦点不在于中国农业是否要实现现代化，而在于如何实现现代化，怎样在上述特殊的国情条件下寻求具有中国特的农业现代化模式。
1980年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土地由集中经营变为分散经营，农业生产组织恢复到以家庭为核心的传统模式。与此同时农地制度也由以往的全国统一的人民公社所有制转变为以自然村为基础的形式各异的新型集体所有制(Liu,Carter,Yao,1996)。改革使农民成为土地剩余的占有者，按照交足国家的（税），留够集体的（各种提留，相当于地租），剩下都是自己的（收益）原则分配，适应了我国农村人均低收入和农民解决温饱的发展阶段，克服了合作化时期和人民公社时期集体土地产权制度的低效率、农民“搭便车”和偷懒行为，降低了集体生产的监督成本，使农民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生产自主权，引入了较明显的制度内生的利益激励机制，具有明显的正效应。
但是，家庭联产承包制包括联产到组、联产到劳、包产到口、包干到组、包干到户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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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本质仍属小农家庭经营方式。它的最大特点是每个农户拥有的土地面积少，采用劳动集约的精耕细作方式，以此提高土地生产率。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环境的变化，这种以小农经济、条块分割为特点的传统生产模式越来越显示出弊端。
第一，农户家庭经营耕地规模太小，大大限制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的提高。这种情形还存在于东亚其他地区。相对于农业机器价格而言，劳动力工资率的迅速上升，使小规模家庭农场里用资本替代劳动的余地非常有限(Kym Anderson,Yujiro Hayami,1986)。客观上起到了维护传统农业分散化、手工经营特点的作用，不仅容易造成农村产业结构的单一化，也大大阻碍了机械化的规模作业，不利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型。
第二，由于土地经营规模限制了农业资本投入，使得中国农业生产中劳动力丰富的优势，现在可能变成活劳动投入成本比例过高的劣势（注：黄季ｋūｎ＠①、马恒远：中国农产品生产成本与主要国际竞争者的比较，《中国农村经济》2000年第5期）。从表2可见，在中国5种主要种植业农产品生产中，活劳动成本比例最低的为小麦(35%)，最高的为油菜籽(55%)，而美国和加拿大这5种农产品的活劳动成本比例仅为9%左右。尽管美国和加拿大的农业机械成本比例较大（比中国高出1-2倍），但是劳动力和机械成本两者相抵的结果，
甲基丙烯酸中国这5种农产品生产成本除水稻外，不论是否包括土地费用，均大大超过美国和加拿大的成本水平。由于中国活劳动投入成本有增长的趋势（注：主要是劳动工资的增长快于劳动数量的减少），而美国和加拿大的农作物生产活劳动却呈下降趋势，在活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的替代过程中，中国劳动力多的优势正逐渐变成中国劳动密集型农作物生产成本高的原因之一。若再考虑土地的机会成本（注：实际上，中国农产品的成本核算比较简单，除土地机会成本外，其他许多应当包括的成本项目均未包括在内，而国外农产品的成本核算中则包括了所有的成本项目），中国农产品的成本水平会比世界其他农产品主要出口国更高一些。
化学镀镍磷合金 表2 1997-1998年农产品成本的国际比较
附图
第三，现行农地制度承包土地以家庭为单位，土地流转没有相应政策与法规，不利于土地向农业技术能手转移，不利于鼓励农业投资者开发农业。无法实现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的规范化、市场化、法制化，客观上既容易造成集体土地自发交易，侵犯了集体土地所有权，又不利于农村经济发展和保护农用地。姚洋(1997)通过对江西、浙江两省五县499户农户的计量研究表明，地权的不稳定性和对土地交易权的限制，通过降低要素配置效率和减
少农户对土地的长期投入对土地产出率具有负面的影响；而对土地使用权的限制，则使农民以牺牲其他收入来源为代价，保持对土地的劳动投入，从而提高土地产出率（注：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不一定高）。
第四，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与经济结构变动，目前还存在其他诸多越来越突出的不利于农村发展的变化因素。一是农村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按实际工资计算，1998年农民平均实际工资比1978年增长了2.01倍（见表3）；二是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投入量成倍增长，1998年化肥施用量比1978年增长4.62倍，农业机械总动力增长3.85倍，农村用电量增长8.07倍（见表3）；三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水平不断上涨，1995年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总指数比1980年上涨了175个百分点（注：国家统计局，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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