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儿坐标
王 刚
[摘 要][关键词][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1）02-0039-07
一二·九运动在中共党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于其发动的原因，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本文
经过综合考察各方面因素，认为一二·九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的，具体体现在思想基础、组织领导、党员力行和军事鼓舞等方面。但是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当时存在党的领导弱化的情况，因此该运动又具有许多自发的特点，弥补了党领导的不足，促进了运动的发动。
一二•九运动；党的领导；自发性
1935年五六月间，日本侵略者密谋策划，在天津和河北等地制造事端，并以武力相威胁，先后与南京国民政府签订“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把包括平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占有。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又积极策动所谓华北五省“防共自治运动”，妄图成立傀儡政权，激起北平乃至全国人民的愤慨和抗争。 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中国大地爆发了力挽民族危亡的一二·九运动。12月9日，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举 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要求保全中国领土的完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地党组织积极组织、发动，各大中学校爱国学生热情参与，全国迅速掀起抗日救国新高潮。一二·九运动在中共党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本文结合运动发生的时代背景，综合各方面因素，对运动发动的原因进行历史考察，从而得出一二·九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具有自发特点的爱国救亡运动这一结论。
一、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爱国主义运动
一二·九运动的爆发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党的领导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思想基础、组织领导、党员个体的主动作为以及军事斗争胜利的鼓舞等方面。
（一）思想基础。党的政治主张为一二·九运动的发动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一宣言”在爱国学生中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1935年8月1日，尽管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但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会议上有关在各国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要求，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向全体同胞呼吁，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
张，即：无论各党派间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同时，宣言也向国民党军队伸来橄榄枝：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
救国。这些路线、方针、政策深刻影响了爱国学生，体现在一二·九运动所提出的口号和利益诉求中，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蒋南翔指出：“一九三五年暑假中，我们得到一份‘八一’宣言，直接了解党中央的精神，姚依林还拿到燕大去张贴。”[1]陈其五回忆称：“在‘一二·九’前夕，许多进步学生，已经知道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也看到过党的《八一宣言》。”“‘卖国有罪，爱国无罪’‘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是深入人心的。”[2]
（二）组织领导。一二·九运动的发动得到了北方党组织和北平学联的直接领导、中共外围组织的支持。而其能发展成全国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运动也离不开其他地区党组织和爱国学生的支持响应。
一是北方党组织的直接领导。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北方局的领导。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定了以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进一步侵略，北方党组织将党的工作重心
逐渐由对国民党的斗争转移到开展抗日救国的轨道上来，提出实行全民性的反帝统一战线，华北人民掀起了新的抗日救亡运动。同年6月，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奉命赴共产国际工作，行前主持重建了中共中央北方局，由河北省委书记高文华兼任北方局书记，与河北省委“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进行工作。
rs触发器其次，中共河北省委将工作路线从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转变为抗日救国。为了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1935年4月1日，中共河北省委发出了《关于华北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草案)》，指出华北人民正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号召华北千百万劳苦众：“自动武装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及一切
雅兹迪族[1]《回忆“一二九”运动》，《一二九运动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8页。
[2]《关于“一二九”运动的一些情况》，《一二九运动回忆录》，第161—162页。帝国主义的军队、警察、保安队出华北与中国！”同时根据中央关于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指示，要求“河北全党同志向众宣传目前华北危机的真相，揭破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向众指出我们立刻起来反抗之必要”，“广泛地组织反日众，实行全民性的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3]6月4日，河北省委发表《为“粉碎日本帝国主义新进攻号召全华北民众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宣言》。6月9日，河北省委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华北地区的中共党员，在众中进行最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让众充分了解华北的危机，组织各界人士反
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与反对国民党的卖国投降，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在这样的工作路线的指导下，河北省委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活动。
再次，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坚持发动学生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由于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领导成员对于开展学生运动的认识产生分歧，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王学明反对发动众向政府请愿，主张继续搞苏维埃运动，而工委的彭涛、姚依林等则坚持发动学生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导致了中共北平市工委的分裂。11月，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李常青赴北平。之后，他代表河北省委肯定了彭涛等人发动学生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的主张，撤销了北平工委，成立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谷景生任共青团北平市委书记，彭涛任组织部长，周小舟任宣传部长。据彭涛回忆：“与省委联系上后，北平就成立临时市委，成员有王学明、我、冷楚等，还有谷景生，他是共青团的负责人，市委书记是王学明。在‘民族武装自卫会’活动的是周小舟。”[4]这为一二·九运动的发动提供了组织保证。
二是北平学联的直接领导。1935年七八月间，山东、河南等省黄河泛滥成灾，灾民流离失所，北平街头也出现了许多灾民。彭涛主张
[3]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河北历史》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84—385页。
[4]中共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运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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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民族武装自卫会出面组织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利用合法形式进行革命活动。彭涛的主张得到了周小舟、杨子英、姚依林、黄敬、郭明秋等人的支持，他们立即组织北平各大中学校筹办水灾赈济会。9月29日，北平大中学校学生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正式成立。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组织发动学生广泛开展救济募捐活动，派代表携带捐款、实物和抗日宣传品，分赴灾区慰问，促进了各校抗日爱国活动的开展。11月18日，北平大中学校学生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在女一中开会，将该组织转变为北平市学生联合会。据谷景生回忆：“黄河水灾赈济活动结束后，11月份我们临委研究，为了更好地发动广大学生投入救亡运动，决定把各校的黄河水灾赈济会转成学生会，在此基础上成立半公开的北平大、中学生联合会。”[1]这就为北平学联直接领导一·二九运动打下了基础。12月6日，北平学联公开发表宣言，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的九大纲领，呼吁停止内战，共赴国难，团结全国各界民众，武装反抗日本侵略者。12月9日，在北平学联的领导下，北平各大中学校的爱国学生走上街头向国民政府请愿。第二天，北平学联决定各校学生举行总罢课，积极酝酿和准备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日救亡的怒潮，席卷了整个北平城。
三是中共外围组织的努力。由于国民党政府执行反共政策，中国共产党只能转入地下活动。为了更好地打开局面，在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的积极领导下，反帝大同盟、民族武装自卫会、文总、社联、左联、互济会等党的外围组织相继恢复，并在大中学校中积极开展工作。一些学校还建立了公开的众团体，如诗社、读书会、世界语学会、新文字研究会等。文化教育界的共产党员杨秀峰、徐冰、黄寄生嗜育
松龄和进步教授李达、许德珩、张申府、吴承仕等人在北平、天津一些大学的课堂上，讲授辩证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宣传抗日救国思想，介绍苏联革命文学艺术，对青年学生的思想产生
[1]《“一二·九”运动与党的领导——为纪念“一二·九”运动六十周年而写》，《人民日报》1995年12月8日。很大影响。对于爱国教授的积极作用，许德珩指出：“一九三五年八月间，徐冰同志邀集了北平各大学的一部分进步教授，其中有陈豹隐、张申府、刘清扬、张小梅、劳君展、许德珩等，在玉泉山聚谈，研究如何发动众响应《八一宣言》。事后，杨秀峰、孙文淑、程希孟等同志从天津赶来，我们聚在一起，共同商讨对策。恰巧北大学生俞启威（后改名黄敬）同志也为此事来我们，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决定举行一次游行示威，以救危局，以警奸邪。大家就各校联系的负责人作了分工，北京大学、东北大学由我负责（以后北大负责联系的增加了马叙伦、尚仲衣教授），清华大学由张申府负责，女子文理学院由劳君展负责，平大法商学院及平大各学院由陈豹隐、程希孟负责，师大由杨秀峰负责，内外联系由邢西萍、张小梅负责。”[2]对于学生会的性质和积极作用，于刚指出：“在地下党领导下，大多数学校在这个组织基础上建立起学生会……北师大的学生自治会同样是在水灾赈济会的基础上发动和建立起来的。”[3]陈其五指出：“一九三五年夏天，暑期学生会改选，我当选为学生会主席，以后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左派进步学生手中。‘一二九’前夕，全体学生大会通过，学生会改名学生救国会。”[4]由于中共的外围组织有国民政府承认的合法身份，因此在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发动爱国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是其他地区党组织和爱国学生的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得到了全国人民和广大学生的热烈响应和支持。杭州学生首先声援北平学生。12月10日，浙江大学学生召开全体大会，决议联络全市同学响应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经过紧急筹划，11日举行了杭州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大示威。20日，浙江大学又联合全市
[2]《“一二九”运动的片断回忆》，《一二九运动回忆录》，第216页。
[3]《“一二九”时期的北师大片断》，《一二九运动回忆录》，第177页。
[4]《关于“一二九”运动的一些情况》，《一二九运动回忆录》，第161页。
各校于21日赴南京示威。
消息传到南京后，南京学生积极响应。12月12日，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自治会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响应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反对华北自治。18日，中央大学学生联合南京各校学生5000余人举行示威游行。他们在国民党行政院门前高呼抗日口号，与反动军警对峙，坚持斗争到深夜。第二天，南京2万多学生，又举行第二次更大规模的爱国示威游行。
消息传到上海后，上海学生立即响应。12月12日，在中共江苏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和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及左翼文化总同盟的领导推动下，上海文化界爱国知名人士马相伯等283人，发
表了《救国运动》宣言，对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表示同情和支持。18日，上海80余所中学联合发表宣言，反对华北自治，接着50余所中学成立了救国联合会。19日，复旦大学联合同德学院、上海法学院等校学生首先在闸北一带举行了示威游行。当晚，又有8000多学生游行示威。
消息传到天津后，点燃了天津爱国学生的怒火。南开大学等校立即宣布罢课，表示声援。12月18日，在党的领导下，两支游行示威队伍冲破军警和特务的阻拦，高唱救亡歌曲，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对内团结，对外抗战”等口号。下午一时，示威队伍在南开中学运动场集合，举行众大会，成立了天津学生抗日救国会，并决定19日全市总罢课。
在各地党组织和爱国组织的共同努力下，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这些都是一二·九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党员力行。党的方针政策之所以能在一二·九运动中得到贯彻落实，离不开众多党员的努力。党员在各环节的担当作为，使一二·九运动能发动起来并最终成为全国规模的抗日救国热潮。
首先，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影响爱国学生。党的“八一宣言”发表后，各校党支部中的党员积极开展了宣传活动。如，于刚回忆称：“学生运动是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进行的。那时，校内地下党组织还坚持了经常的活动。记得有一个重要事件，就是一九三五年我党中央‘八一’宣言发表以后，有一天清早，在师大洗脸房，每一个空脸盆里都放了一份印好的‘八一’宣言。报架子上放的也是，这样一来很多人抢着看，
议论纷纷。这个行动，在学生众中大大增强了党的影响。”
其次，积极组织请愿活动，锻炼革命队伍。谷景生回忆指出：“1935年7月间，我们组织了一次向何应钦请愿的活动，参加的主要是教会中学学生。何应钦是国民党政府华北行辕主任，‘何梅协定’就是他与日寇签订的。这一天一大批热血青年挥舞标语旗帜，呼着口号，聚集在新华门外，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卖国投降政策，和全国人民一致抗日。请愿时提出六项要求，主要内容是要求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取缔‘华北自治’活动。参加请愿的学校有汇文中学、育英中学、北满女子中学等，还有一批大学生。这次请愿，可以说是‘一二·九’运动的前奏。”[1]
第三，精心准备传单口号，做好宣传动员。姚依林回忆指出：“12月8日铅印传单已全部印出，仍是送到大学出版印刷的。夜晚，六兄租了一辆汽车到出版社印刷厂取传单，把传单拉到了女一中，又连夜分发下去。各校同学通宵未眠，做好次日示威游行的各种准备工作。红、绿、黄彩纸印刷的传单异常醒目，口号和宣言表达了同学们的心声。其中有《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运动口号是事先按照四人领导小组的意见拟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反对华北自治!’‘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特殊化!’等等。”[2]
第四，成立临时指挥部，领导运动开展。12月9日当天一早，姚依林和郭明秋即去西北咖
[1]《“一二·九”运动与党的领导——为纪念“一二·九”运动六十周年而写》，《人民日报》1995年12月8
日。
[2]姚锦：《姚依林百夕谈》，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47页。
啡馆二楼“喝茶”，孙敬文、孙荪荃也去了。[1]一二·九运动的临时指挥部就设在这里。对此，张申府也予以了证实：“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广大学生的游行开始了。我记得那天上午，我同清华学生姚克广（姚依林）、女一中校长孙荪全同学生郭明秋，四人同到西单亚北咖啡馆楼上饮茶，看着游行队伍的进行。姚克广和郭明秋是学联的主要负责人，这个咖啡馆实际上也就算是组成了一个游行队伍的临时指挥部，队伍游行走过西单又往东走时，就有一个清华的学生骑着自行车跟着队伍走，并随时来把游行队伍的情形告诉我们。”[2]
（四）军事鼓舞。红军经过艰苦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使革命火种得以保留，鼓舞了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众的斗志。著名文学家鲁迅和茅盾在得知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后，立即写信祝贺说：“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更大的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极热烈的欢迎与拥护。”他们的这些话，代表了国民党统治区革命人民的共同的心声。
红军长征胜利的消息传到北平后，在学生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因为红军代表着中国的希望，代表
着革命的未来，使当时的爱国学生兴奋异常，充满斗志。姚依林曾指出：“我们当时很注意看国民党报纸，从反面来了解消息，这样就知道了1934年10月红军长征，1935年9月到达陕北。记得在我们的小组会上讨论过这件事。”[3]黄华也认为：“燕大的左派同学十分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长征的消息。著名记者范长江在《大公报》上报道的一则消息，特别激动人心：中央红军已走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并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
[1]《姚依林百夕谈》，第48页。
[2]《“一二九”运动的点滴回忆》，《一二九运动回忆录》，第212页。
[3]《姚依林百夕谈》，第46页。陕北革命根据地。……燕大同学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共是真诚抗日的，红军部队已开到陕北，随时准备对日作战；蒋介石必须停止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联合全国一切爱国力量，发动抗战，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4]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是一二·九运动的坚强领导力量，发挥了思想基础、组织领导、党员力行、军事鼓舞作用。
二、特殊历史环境下党的领导的弱化
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一二·九运动的发动存在着党的领导弱化的问题，具体体现在上级党组织指导不足、党员人数偏少、党组织活动受限等方面。
（一）上级党组织指导不足。当时党组织从上到下都处于艰难境地、面临重重困难，对指导发动一二·九运动分身乏术。首先，中共中央正在同党内分裂势力展开殊死斗争。第二，中共河北省委对指导学生运动的态度不明朗。当北平市工委对于“大规模组织学生请愿活动”还是“继续进行武装斗争”发生分歧时，只能求助上级，河北省委派出的特派员李常青“彭涛及领导小组其他人个别谈过话，和两边的人都谈过，对他们的做法未加干涉，采取了中立态度”，直到“12月下旬，才代表河北省委肯定了他们的做法，肯定了‘一二·九’运动的战斗作用”[5]。第三，北平市委多次遭到破坏，革命工作受到严重影响。北平市工作委员会又对组织学生运动存在不同意见，导致工委分裂，对指导学生运动工作有较大影响。券商报告
（二）党员人数偏少。囿于当时残酷的斗争环境，北平发展的党员人数很少。何礼回忆称：“一九三五年的时候，学校中的党员少的可怜，因为一九三四年河北省委遭到破坏，只剩下少数党员。”[6]彭涛指出：“一九三四
[4]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6页。
[5]《姚依林百夕谈》，第44页。
[6]《我对“一二九”运动的回顾》，《一二九运动回忆录》，第7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