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之光Ho ng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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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Q 红岩春秋3逃离家乡。1929年,他和母亲流浪到湖北石首。半年后,革命力量又发展到这
里。刘光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CY )。1930年,他13岁时就担任了共青团支部书记和区巡视员。不久,共青团准备成立县儿童局,推派他做筹备主任。一个月后,举行了有三四百儿童代表参加的儿童局成立大会,会上,他当选为县儿童局书记。这时,他的父亲是石首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哥哥是区少先
队负责人之一。1931年初,红二军团撤离洪湖根据地,石首县的革命政权和武装力量被反动派包围,为了保存力量,刘光全家辗转来到上海。一时不到组织,只好卖水果、当小工维持生活。后来接上组织关系,刘运鸿到江苏省委工作,刘光担任共青团江苏省委上海儿童局书记,并参加少共上海区委的领导工作。 mmpi-2
1932年“一·二八”凇沪抗战期间,刘光发动青少年儿童为十九路军将士募捐,在街头书写标语、散发传单,
剪断敌人电话线,还组织童子军团去前线慰问。由于工作出,于当年6月被
派往苏联,参加少共国际第六次代表大
会。后来留在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及东方大学学习,还在少共国际实习一年,以后还到工厂当过工人。他那一双粗大而又生茧的手,就是那时留下的印记。他精通俄文,也是那时学习的结果。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光于1938年初由苏联回国,不久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3月调到西安担任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西青救)常委兼宣传部副部长,
主编《青年战线》。主要任务是公开宣传青年统一战线,从事青年抗日救亡运动、青年战时教育,介绍国际青年运动
和各地青年运动的经验、动态等。他还在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兼任教员,讲
授《国际青年运动》课程,深受学生欢迎。他的讲授提纲经过整理,辑成《青年与青年运动》一书,于1939年在延安 出版。这一年春天,刘光调回延安,与胡乔木共同主编《中国青年》杂志,并担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宣传部副部长,不久兼任《中国青年》社社长。
经过党的培养和实际工作的锻炼,刘光已经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青年工作
者。
1940年5月,刘光随周恩来去重庆做大后方的青年工作。当时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是蒋南翔,刘光任副书记。6月16日,刘光给中央青委的负责人写了封信:现在的青年一代,很少有人知道刘光这个名字了。刘光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统治区进步青年的诚挚朋友,“红岩儿女”的良师益友。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就在上海病逝了。作为当年曾在刘光领导下战斗的“据点”成员,我们几位老同学、老战友一直想为刘光写点什么。我受大家的委托,综合各方面资料,对刘光的生平和事迹作一个扼要的介绍。刘光于1917年8月24日生于湖南省益阳县泉交河镇。原名刘普济,乳名金娃子,参加革命后曾用名刘金修、李杏林、刘光。他的父亲刘运鸿(又名刘勋阁),是开百货店的小商人。刘光有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当大革命风暴席卷湖南时,他父亲刘运鸿接受了革命思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县农民协会财务委员。在父亲影响下,刘光于9岁时参加童子团,为纠察队放哨、看管土豪、张贴标语……1927年,反革命力量回潮,刘光的父亲在一次演讲时,险些被地主暗杀。“马日事变”后,他们住的那个乡镇一下子杀了12个革命者,还扬言要逮捕刘光这个“小”。他只好随着母亲“红岩儿女”
刘光
文/童式一
传奇少年
初到红岩眼中
的
200.H..C..8
红岩之光
H o ng Y a n ZhiGua ng Y Q 红岩春秋633刘光
六月十六日夜
上证综指从这封信可以看到,初到红岩时刘光过的是紧张忙碌的战斗生活。他既要
熟悉国民党统治区的环境,有针对性地开展青年工作,编辑《新华日报》上的
《青年生活》专刊,还要完成中央青委
直接交给他的任务,而躲避日机轰炸又占据不少时间。1941年初,刘光的工作已经顺利开展,这时发生了“皖南事变”。国民党进攻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扣,项英等牺牲。党中央十分担心周恩来和南方局其他重要成员的安全,来电要求“恩来、剑英、必武、颖超及办事处、报馆重要干部于最短期间离渝”。南方局进行紧急疏散。叶剑英率蒋南翔、李涛等返回延安,《新华日报》原有200多人只留80多人。南方局青委改为青年组,由刘光任组长。和他一起工作的朱语今也疏散出去了,他成了“光杆司令”。后来从鄂西来的黎智临时在青年组工作了一个时期,那时黎智还不到20岁,大家称他为“小秘书”,两个人从此结下战斗情谊。此时,国民党统治区已陷入一片之中。许多中共组织被破坏,许多党员被捕或牺牲、或失掉组织关系,大批进步青年也失去联系。刘光面对一连串复杂而紧迫的问题:如被捕的青年 怎样营救?有被捕危险的青年怎样安排?如何振奋消沉者的士气,又如何帮助激烈者克服急躁冒进情绪?如何给迷惘者指明方向,又如何唤醒沉睡的青年们等等,都需要他和他的战友去处理解决。南方局多次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在国
民党统治区的斗争方针,要求各地“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与暴露”,并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政府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南方局还讨论了中共中央青委“关于目前国民党区学生工作的几个决定”。随后,周恩来和南方局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三勤”的号召,即“勤学、勤业、勤交友”。王寿亭
周恩来说:以革命青年为骨干,在青年中广泛地开展“三勤”活动,尽量发展交朋友的工作,一定能够把革命青年从国民党、三青团的反动统治思想影响下争
取过来,团结、教育、培养和锻炼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积蓄和壮大革命
力量。时机一到,便发动进攻,有力地冲击旧势力。
刘光和青年组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
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决心在青年工作中实行一次重大转变。他向青年组联系的
党员和青年朋友们传达了这些指示的精神,要求大家转变思想和作风,不能再像抗战初期那样搞一些“形式轰轰烈烈,内容空空洞洞”的活动,表面上看起来很热闹,但是没有在众中生根,很容易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和打击。他提出:学生中的党员和进步青年要力求学好功课,考试要争取名列前茅。这样,才能受到同学的尊重和老师的信赖,站稳脚跟,产生影响。有社会职业的进步青年要精通业务,使得同事佩服,上级信任,才能保住职位,便于埋伏。所有的党员和进步青年都要积极主动地广交朋友,也要广泛地和政治观点不同的人,和不大关心政治的人交朋友,以影响他们。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掩
护自己,一方面可以扩大革命队伍,积蓄进步力量。过了一段时期,朱语今回到青年组,黎智去了延
安。张黎等陆续来青年组工作。尽管环境越来越险恶,刘光他们交的朋友却越来越多了。为了交朋友,刘光不怕天寒地冻、道路泥泞,也不怕特务的盯梢骚扰。他
知道,多交一个朋友就多了一颗革命的
种子,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生根、开花、结果。他工作的艰辛,犹如在荆棘遍地的山坡上垦荒。在进步力量薄弱或者还是空白的单位,他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派人打进去。每到暑假,他和青年组的同志都要排列名单,利用大学招生的机会,把青年组联系的进步青年派到应该去打开局面的学校,逐步组成“联络网”,使青年运动渐渐展开和深入。他时常对一些犯有急躁毛病的青年朋友说:我们做青年工作,做一切革命工作,都应当深入,不要太急于求成,要
、文彬同志:
五月三十一日,我们很安全的到了重庆。
(一)关于我的工作(活动的步骤等)最近将要讨论一次。大家认为有人代表我们的青年团体作公开活动是必要的。不过今天的环境更困难得多(比之武汉时代),现在想取得国民党及其青年团的承认(合法地位)一般的说暂时是没有希望的事,目下最多只能做成一个事实上的合法(自己些机会去活动)。这方面可能有多么大,经过些什么具体的办法,我们正在研究,以后报告您们。
(二)我个人方面正在了解这里的情形,在这里遇见了小廖和钱大,与他们谈了些话。现把谈话记录寄上供你们参考。还有些来不及整理的往后送
上。我现着手收集关于职业青年和学校
里的一些材料,此外对三青团的活动及国民党对青运的一些见解准备好好研究一下,等到获得相当材料当寄给您们。
(三)收集中国青运史材料事,因我还未公开,没有到任何地方去跑,所以还谈不上。最近重庆空袭太紧,使工作不能安排次序办理。
(四)学校证章还未弄好,买球事请您们指示,因为价格太贵,每个要五、六十元。杂志寄上一些。
(五)新华报上“青年生活”我们准备接受过来,由我们来编(原来是报馆编的)。现在保存的刊物除“战青”外,“青年生活”已停刊,因没有钱,且人少。
(六)您们对这里工作的指示,近日将讨论。
(七)边区与华北青运材料请多寄些来,“中青”的重要论文请由航空寄来。
(八)“五四”节在延安,“介绍青年干部学校”的通讯都被扣,未能发表出来。
(九)离延时,你们对我的指示和对我个人意见,我们决心在工作中要求进步,以完全党和您们对我的希望。
本来想写一封更详细的信,但自想许多工作还未开始,谈一些一般的事用不着,并且这两天要为“青年生活”写一篇东西,交稿期紧迫,日里空袭捣乱,只得夜里来赶写,因此这次只能潦草的告诉您们一些片段消息。
向您们敬致青年战斗礼!
建立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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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为大后方青年运动的新高涨,打下了有相当深度和广度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1944年秋,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召开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全国各地普遍响应,民主运动逐渐高涨,各民主党派也活跃起来。民盟主席张澜和青年党的李璜回到成都后,
召开了许多大小会议,响应了“召开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的号召。这时,国民党军接连溃败,独山失守,危及四川,国内外舆论纷纷责难国民党腐败无
能,人心动荡不安。11月初,由于成都市长余中英干预市立中学开除学生事件,引起学生公
愤,市警察局长方超率众前往镇压,当场重伤4人,轻伤80余人。事发后,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协会(民协)及时领导,发动学生向省政府请愿,并于11月11日发动有2000大学生、6000中学生参加的示威游行,迫使当局答应学生全部条件,余中英和方超“引咎辞职”。市中事件是大后方众运动从低潮到高潮的转折点,由此,众运动冲破国民党的统治镇压,教育了广大的学生众,影响了社会各界及全国各地,为以后的全国民主运动做了有利的准
备。刘光于12月间专门派朱语今去成都帮助总结“双十一运动”的经验。
在民主运动重掀高潮的一系列斗争中,刘光和青年组感到,一个单位只建立一个不定型而又较分散的“据点”,又由核心成员分别联系其他积极分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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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和众斗争新高潮的局面。因此,刘光和青年组着手在“据点”基础上建立中共领导下的秘密外围组织,成都民协是最早建立的。从1944年底到1945年春,重庆的沙磁区以中央大学为主体,北碚区以复旦大学为主干,分别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新青);接着,又
在青年工人中成立了半公开的中国职业青年社、陪都青年联谊会。在昆明,以西南联大为主体,1945年初成立了民主青年同盟(民青),在青年工人中单独成立了民主工人同盟(工盟),职业青年中成立了新民主主义联盟(新联)。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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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的桥梁,同时它又是没有固定组织形式和纲领的地底下的工作单位和细胞。“据点”及所联系的成员遵守秘密工作的原则,只有纵的关系,不发生横的来往。“据点”成员转移到新的单位或地区,也不转移关系,仍与原“据点”保持联系,另外发展新的“据点”。“据点”首先在重庆地区建立,刘光随时向周恩来报告有关情况。周恩
来对“据点”工作非常重视,及时给予
指示,并向中央青委报告。在刘光他们的努力下,到1942年底,重庆地区已发展建立了沙磁区(中央大学)、北碚区(复旦大学)、朝阳学院、世界语学会、职业青年、农村青年等九个“据点”,核心成员已达250多人,而每个“据点”还在许多单位发展了核心成员。刘光和青年组成员定期轮流与核心成员联系,商讨布置工作。1943年9月,刘光在红岩主持了一次有青年组成员和重庆地区一些“据点”负责人参加的学习会。他在会上总
结了过去青年运动的经验教训,要求“据点”把青年关心的就业、求学、生活、文化、体育等各方面的迫切愿望集中起来,用多种多样的方式和社团组织起来,团结在“据点”周围,以壮大革命力量。这种总结和交流经验的会议,不仅给“据点”负责人留下深刻印象,而且对于“据点”发展和巩固起了重要作用。
1944年秋和1945年初,刘光和青年组又举行了同样而有新内容的会议,有更多的省份、地区的“据点”负责人参加,使“据点”工作有了更大的发展。到1945年春,青年组在重庆地区已建立“据点”48个,核心骨干分子近千人。以沙磁区“据点”为例,除中央大学为主干以外,它还联系重庆大学、四川教育学院、中央工专、湘雅医学院、南开中学、四川造纸印刷学校等单位;北碚以复旦大学为中心,还联系了江苏医学院、音乐学院、乡村建设学院等单位。这期间,在乐山、江津、宜宾、三台、遵义、赤水、城固、兰州等地,也都有直接间接联系的“据点”或积极分
子。
大后方的青年工作,经刘光和南方局青年组的艰苦努力,已经积蓄了相当
一滴一点地去积累,纵然现在看不出成绩来,以后我们所期望的结果自然会到
来的。
1942年初,青年组直接联系的进步青年已经很多,只是一个一个地单独联系已经感到不便,时间也不够用了。而进步青年也不满足于个别联系,要求组织起来,以利于集体学习和战斗。鉴于当时国民党对进步力量仍在实行高压政策,为了保护进步青年免遭打击,南方
局不同意建立政治性的青年组织。当时从绵阳六中流亡到重庆的许鲁野(杜栖梧)、刘晴波(刘宪贞)等酝酿组织一个全国性的青年读书会,就被刘光、朱语今耐心说服了。可是在贵州的部分人不听劝阻,后来受到迫害。
刘光及时向周恩来反映了进步青年
要求组织起来的迫切愿望。周恩来明确
指示要把青年组织起来。至于组织形式,他说:“干脆就叫‘据点'吧!我们在敌后(指日伪占领区)安插了几个据点,在这里(指国民党统治区)也应该安插几个据点。”于是在有些进步力量较强的单位,先建立了一些据点。一个据点有三五人或六七人,是一种不定型、无名称、无章程的“组织”。它接受南方局青年组领导,在各单位开展工作,联系更多进步青年,与反动势力周旋。在严重的革命低潮时期,采取这种“没有一定形式的组织形式”,既便于青年组与进步青年保持经常的联系,而又使国民党特务难以捉摸。每个“据点”有个通过“交友”自然形成的核心小组,作为一个单位及其附近地区开展青年运动的规划者和组织者。在核心成员周围,形成“据点”的基本力量,基本成员又通过广泛“交
友”和秘密的、公开的多种多样的社团活动,把进步青年以至广大中间力量联系起来,团结起来。
青年组就是通过这些“据点”巧妙地进行党的工作,积蓄了革命力量。在政治气温最低最冷的时候,在许多没有中共组织的单位和地方,正是靠“据点”把进步青年组织起来,开展抗日和反对国民党顽固派迫害的活动与斗争的。这种适应时势的组织形式,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其领导下的青年组的一种创造。刘光在一次讨论会上认为:“据点”是我们党在广大青年中进行工作的风起云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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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也建立了各种类似的组织。这些组织与刘光和青年组定期联系,把大后方的青年运动逐步推向高潮。
从1944年冬天起,刘光和青年组办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动员进步青年去四川农村,为以后的革命需要作准备,《青年生活》专刊发表文章,号召“革命青年到农村去”。另一件事是向中原解放区输送干部。《青年生活》专刊发表了《革命青年的岗位在前线》,指出“目前应该有成千成万的知识青年去参加解放区的巩固与发展工作,来争取胜利的早日到来,来保证人民享受胜利的果实。”“勇敢地到解放区去,走上真正的抗日的前线”。这些文章,为动员广大进步青年到农村去,到解放区去起了很大的作用。青年组分工由张黎具体负责组织,几个月时间就有将近500人到达李先念部队,多数是大学生,使国民党的大学成为共产党的干部学校。
1945年2月20日,重庆发生了特务田凯杀电力工人胡世合的事件。起因是田凯等人庇护的店家窃电不让检查。
此事激起广大职工的愤怒。在王若飞的领导下,刘光和张黎设立了秘密指挥部,制定斗争策略,充分发动众,终于达到毙特务分子田凯,抚恤胡世合遗族的目的。刘光在总结这次运动时说,这次斗争“对于重庆工人自信心的提高有极大的作用,同时对国民党反动、腐败统治的暴露,对重庆特务活动气焰的打击,都是最有力的众性的示威”。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数月,昆明发生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国民党武装特务镇压各校师生反对内战的爱国民主运动,杀害学生3人,青年教师1人,受伤25人(其中重伤10余人),“这是1926年‘三·一八'惨案以来,将近20年间所没有发生过的大惨案。”(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12月7日社论)。昆明3万大中学生罢课抗议,游行示威。民青在这场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派王汉斌到重庆红岩汇报。钱瑛和刘光听取汇报后,提出要充分发动众,依靠众。不能提过高的要求,如毙关麟征、李宗黄,或无限期罢课等。最终迫使反动当局全部接受了复课条件。重庆举行众性的公祭活动声援昆明学生,各地都开展了类似活
动。这场运动把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
主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
1946年初,蒋介石在重庆召开了政
治协商会议,但会议久拖不决,广大
众非常不满。以中大新青社为核心,发
动了促进政治协商会议成功的万人大游
行。1月25日上午游行队伍到达政协会
场。中大校长吴有训、重大教授马寅初
等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国民政府大楼的
石柱上贴满“反对内战”、“要求民
主”的标语。政协代表们当众表示支持
学生们的要求。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在
“天子脚下”会发生这么大规模游行示
威,就好比孙悟空在牛魔王肚子里踢了
一脚。游行当晚,中大新青社负责人向
刘光汇报了运动开展情况。次日,《新
华日报》以较大篇幅报道了这次游行。
无疑,这次大游行对于促进政治协商会
议成功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刘光对这次
运动进行了总结:“在国府所在地的陪
都,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游行,还是破例
的第一次,它不仅给市民深刻的影响,
而且也给国民党看看众的力量。”
皖南事变发生后,青年组曾经只剩
下刘光一个人,联系着几个党员和少量
进步众,在下艰难地开展活
动。只几年时间,青年组织发展壮大,
众运动风起云涌,规模愈来愈大,势
不可挡,超出人们的想象。而这支队伍
的领军人物就是刘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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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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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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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志未酬
刘光只读过两年小学,所以能取得
那么大的成就和惊人的进步是刻苦学习
的结果。他喜读理论书,也劝别人读。
他对党的政策和指示总是细心研究,要
求懂得政策的实质,并在众斗争中检
验它是否正确。一些久居苏联的人很容
易滋生自我优越感,轻视中国本土的知
识与事物。在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
督促下,刘光下决心从头学习“中国”
散力这门课。每天晚上差不多都要读《中国
通史简编》一类的书,也读历史小说、
练毛笔字,从不间断。1942年的一次学
习会上,周恩来听了他的发言以后说:
“刘光同志的发言有些言之无物。”刘
光说:“我才讲了五分钟,能讲出多少
东西?”周恩来说:“五分钟要有五分
钟的内容。讲长讲短都不能‘言之无
物'。”大家很受教育。刘光把同志们对左起童式一、何燕凌(杨育智)、刘晴波。三人都是当年中大据
点成员。何燕凌后转复旦,成立新青社时三人都是核心成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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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批评意见都记在笔记本上,带在身边。他的生活趣味很广泛,爱好音乐,也参加演出,还是红岩排球队少不了的战将。他的生活总是充满欢乐,也常常成为欢跃场面的中心人物。
1946年5月3日,刘光随周恩来及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由重庆飞往南京,随后转往上海。他准备由公开身份转入地下,住到虹口横浜桥附近吴佩纶处。那里是美国新闻处职员宿舍,吴佩纶亲戚的家,比较安全。早在1945年末,刘光就派吴佩纶到上海打前站,接转南下复员人员的组织关系,站好脚跟,作好准备工作。
刘光和青年组有一个宏伟的设想,就是把上海作为领导国民党统治区青年运动的重要基地,也便于向国外宣传,而秘密身份有利于开展工作。为了加强
对青年的宣传教育,他把在重庆公开出版的《中国学生导报》、《大学新闻》、《青年知识》等青年
报刊的负责人都调到上海,准备在上海复刊。还筹划出版英文的《中国青年》杂志。为此,他自学英文,随身带着英文课本和字典。他精于俄文,相信一定能把英文学好。后来,这些报刊只有《青年知识》在上海出版了一段时期,很受读者欢迎。
刘光除了领导吴佩纶所负责的工作之外,还联系和领导从重庆复员到上海的其他各种关系。每天早出晚归,还要抓紧时间学习。在外面饥一餐饱一餐,生活很不规律,又听说《新华日报》不能在宁、沪复刊,失去《青年生活》专刊这个重要阵地,心情郁闷,以至胃溃疡病复发,大口吐血,由吴佩纶送到附近的上海市立第四医院救治。来上海之前,他就因为胃溃疡住过一段时间医院,现在旧病复发情况就严重了。他住院用的是化名,秘密身份,当时夫人刘肃晏已经临产,不方便来医院,只好由吴佩纶的母亲龚思庠来陪护。刘光在重庆时,常去吴家,两人很熟悉,她又学过护理,是很合适的人选。
1946年7月10日,周恩来由南京飞抵上海,第一次去周公馆。下飞机后,听说刘光住院,就让司机直接开往医院看望。见到刘光那蜡黄的脸,瘦得皮包骨的形体,心里直发酸,止不住流下泪水。刘光握着周恩来的手,两眼盯着周恩来,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这时,已经有人发现周恩来,都围在旁边观看。周恩来嘱咐他安心养病之后,只好匆匆离去。龚思庠见周恩来探望刘光,知道暴露了刘光的真实身份,要出事,马上
给吴佩纶打电话告急。吴佩纶立即通知周公馆派人前来护理刘光,好让母亲撤退;另一方面人把病
历上的家庭住址更改了,幸亏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只是一场虚惊。后来由朱语今和其他同志轮流看护刘光。自从刘光入院,就由朱语今代理青年组组长,他花了大部分时间陪伴刘光,有什么事也可以随时商量。
7月11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了民主同盟负责人李公朴先生,刘光闻讯后,义愤填膺,久久不能平静,对他的病情很有影响。
周恩来看望刘光后,隔了几天听说要为刘光动手术,晚上由胡乔木和一位外科医生陪同赶赴医院,直到主刀的美国大夫手术完毕,情况良好才回去。
可惜的是,7月16日晨刘光病危,抢救无效,7时与世长辞。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动员青年,为李公朴先生复仇。”
刘光逝世当日,中共代表团就发出
讣告,在重庆《新华日报》上连续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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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Q 红岩春秋无尽哀思
七天。讣告说:
刘光(李杏林)同志,湖南益阳
人,幼年时期即参加革命,抗战时期,
先在前方,后在大后方工作,为民族解
放而努力,不幸积劳成疾,患胃溃疡
症,于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七月十六日晨
七时,在上海市立第四医院逝世,享年
三十岁,当于本日在徐家汇上海殡仪馆
大殓,特此
讣闻
中共代表团哀启
民国三十五年七月十六日
报上还同时刊载一条消息:
解放区青年联合会筹委会委员,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常委暨本报《青年生活》主编刘光同志,不幸于十六日晨七时,患胃溃疡症不治,病逝于上海市立第四医院,遗妻刘肃晏及月余女孩一。此间本报办事处及中共代表团同仁闻讯,同声哀悼。周恩来同志在极度忙碌
之中,犹挥泪不止。(本报南京十六日专电)
《新华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还发表了青年众和刘光的战友写的许多哀悼文章。胡乔木说刘光在中“创造了新的工作方法,在几乎不可能的条件下同广大青年众建立了联系。”何启君说:“周副主席每回延安,总是夸赞你的,几个月前,少奇同志在一个小型报告会上,也把你喻为好干部的一个例型——而你,竟然在最需要你的时候,死去了。”
7月23日,《新华日报》出版《刘光同志逝世追悼特刊》,吴玉章题写悼词:“刘光同志坚韧沉毅,做事踏实,
生活刻苦,为众服务,与众打成一片,为众特别为青年众所热爱,今不幸病逝,实为我党我国之一大损失。”
邓初民在悼词中说:“你是青年朋友的真正友人;你是坚贞不屈的战士;你是历经考验的青年工作者……”最后写道:“不禁老泪盈眶矣!”
李地在《哀念》中回忆了刘光的珍言:“青年应该象一团火,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了生气,有了光。”他还深情地回忆:“那曾经那么亲切地和我们生活过,那么热心地教育过我们的人,那
粗大手掌热烈的一握,那充满生命力的
爽朗的笑,那高大的,走在我们前面的
巨影啊!倒下来是可能的么?不,他将
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1946年8月21日,在延安杨家岭召
开了刘光追悼会,会场悬挂的中共中央
挽词说:刘光同志是青年工人与学生的
良友,是努力向众学习,忠实为众
服务的模范共产党员。他对于中国青年
运动的贡献,永不磨灭。《解放日报》
在追悼会的报道中,称他是“中国青年
运动的领袖”。与会者说:“他的死去,使国民党区域的青年运动失去了一
位主将。”
刘光逝世60周年了,谨以此文寄托
哀思。责任编辑何蜀
红岩之光Hong Y a n ZhiGu a ng
更正2006年第1期封三右下角图片说明“2006年10月12日……”,应为“5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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