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本身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无阶级性的。然而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在研究、解释和试图解决经济问题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站在特定的立场上，代表特定的阶级或阶层利益，接受反映特定阶级或阶层利益的价值判断。这是由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内容直接涉及到社会各阶级的切身利益，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经济学家，对于社会经济关系必然具有不同的认识和解释。因此，政治经济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历史上不同阶级的代表人物，为了本阶级的利益先后创立了为本阶级利益服务的经济理论，这样就产生了不同阶级的政治经济学。
1、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经济学。它产生于17世纪中叶，完成于19世纪初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3－1790年）和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
斯密于1776年完成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其主要内容是研究促进或妨碍国民财富发展的原因，论证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制度更能促进财富的生产。它的中心思想是基于人性论和自利心的
自由放任思想，也就是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斯密认为经济自由是“自然秩序”即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要求，最符合人们利已的本性，让每个人都自由地追求个人利益，就能够最好地实现社会的利益。所以，他强烈反对重商主义政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主张充分实现经济自由，即实现自由经营、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这实际上反映了处在工业革命初期的产业资产阶级的要求，即清除一切束缚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残余和重商主义政策，从而完全确立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因此，《国富论》的出版受到了英国资产阶级的热烈欢迎和赞扬，不少议员在国会辩论时引用《国富论》的观点作依据，甚至连当时英国首相皮特也自称是斯密的学生。
李嘉图于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贯穿着古典学派的基于利已心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李嘉图声称，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是和整个社会的利益一致的，“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用在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这促个体利益的追求很好地和整体的普遍幸福结合地一起”。因此，他认为只有实现经济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保证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一致，并且最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他虽然看
到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着资本家和工人阶级、资本家和地主阶级之间的对立，但是他是站在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为资本家攫取利润进行辩解的。在他看来，资本家在发展生产时固然追求个人利益即追逐利润，但是获取利润是为了积累，积累资本是为了发展生产，而生产发展则会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加，从而满足社会的需要。所以，在他的心目中，资本家的个人利益同生产发展、同整个社会的
利益是一致的，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则是合理的、永恒的关系。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资本主义初期即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建立起来的。当时正处在资产阶级向封建制度进行斗争的时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还没有充分的暴露，斗争还不十分尖锐。这时，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社会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进行了客观的分析，试图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内在本质的联系，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他们的理论观点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成为资产阶级向封建制度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但它毕竟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治经济学，其理论体系一开始就孕育着庸俗的因素和阶级的局限性。
2、西尼耳：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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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也日益发展起来，并直接威胁到资产阶级的统治，于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便为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所代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庸俗化开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庸俗政治经济学最早的代表有法国的萨伊、巴斯夏，英国的西尼耳、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
西尼耳（1790－1864年）是19世纪中叶最露骨地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庸俗经济学家。他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提出了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节欲论”。按照他的说法，“劳动”是工人放弃自己的安乐和休息所作的牺牲，而资本则是资本家的“牺牲”。他说：“资本家在获得生产资料和流通资料时，要
牺牲个人的消费，更确切地说，要牺牲这种消费所给予他的享乐和满足。因此，资本是一项财富，是用于财富的生产或财富分配中从类作出努力的结果。”在西尼耳看来，既然商品的价值是由工人和资本家的共同“牺牲”所创造的，因此商品的价值也就应当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在他看来，“工资的定义是劳动的报酬”；同样地，“利润的定义是节制的报酬”。他写道：“节欲既表示放弃把资本用在非生产性消费的行为，又表示一个人宁愿把他的劳动用于生产未来成果而不用于目前成果的行为。凡是这样做的人就是资本家，而对于他的行为的报酬，就是利润。”西尼耳对资本家的
“节欲”颂扬备至，似乎社会的进步就是由于资本家这种“自我节制”行为造成的，从而完全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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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庸俗政治经济学观点在不同程度上被后来西方经济学所吸收，并加以改造形成形形的新的理论体系。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形成的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则是为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为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进行辩护的。
3、马尔萨斯：资产阶级化的土地贵族利益代表
安娜卡列尼娜论文马尔萨斯（1766－1834）出生于英格兰的一个土地贵族家庭。他是19世纪初英国资产阶级化的土地贵族的代表。他的理论是站在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当土地贵族阶级同工业资产阶级利益发生分歧时，他又站在土地贵族立场反对资产阶级。
马尔萨斯于1798年发表了《人口原理》一书，其主要观点是生活资料的增长永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因而把资本主义人口的过剩、资本主义的失业归之于自然规律，当作一种永恒的现象。他的理论无非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
19世纪初，英国的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曾经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工业资产阶级被不断增加资本积累的愿望所驱策，对土地贵族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工业资产阶级认为，限制从国外输入谷物的立法意味着土地贵族取得高额地租，也意味着粮食价格的上涨，从而引起工资增长，利润降低，导致资本积累减少；而土地贵族的地租收入大部分被用于消费，只有少部分节约下来转化为资本。因此，这个社会“纯收入”最好是不落入浪费的土地贵族阶级的手中，而流入“节俭的”工业资产阶级的手里。站在土地贵族阶级立场的马尔萨斯极力地为地租辩解。他认为，地租是自然对人类的赐予，高额地租意味着国家富足、土地肥沃、农产品丰富，低额地租标志着相反的情况。针对当时工业资产阶级对废除谷物法的要求，马尔萨斯竭力为谷物法辩护。他认为，英国作为独立国家，应该使粮食自给自足，因此他反对废除谷物法。马克思深刻地揭露了马尔萨斯作为当时英国土地贵族阶级代表的本质，他写道：“只是在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同土地所有权的利益，同贵族的利益一致时，马尔萨斯才拥护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是，凡是土地贵族同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发生分歧并且互相敌对时，马尔萨斯就站在贵族一边，反对资产阶级。”
4、蒲鲁东：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代表
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9世纪初，它是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理论。在产业革命以后，由于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急剧加速了小资产阶级两极分化的过程，出现了具有
完整体系的小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瑞士的西斯蒙弟和法国的蒲鲁东等人。
蒲鲁东（1809－1865）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既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共产主义。他认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不符合公平的原则，前者是强者剥削弱者，后者是弱者剥削强者；前者有压迫性和把社会性，后者则反对独立性和相称性；前者通过专制主义侵犯自由意志，后者则压制智力和感情上的自发性、行动和思想的自由。他幻想把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综合起来，建立以个人所有制为基础的第三种社会形式。在那个社会里，每个人制造出各自的产品，可以用来供自已消费，也可以拿到市场上交换，以另一种产品的形式补偿自己劳动产品的十足价值。蒲鲁东的目的，是要把社会一切成员都变成小资产者和小农。他厌恶工业革命，反对现代工业，希望返回到手工劳动的生产中去，他认为即使丧失999‰的生产力，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能使永恒公平实现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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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中间等级，决定了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特点：一方面它批评与小资产者利益发生冲突的资本主义现状，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弊病，对资本主义剥削进行了批判；另一方面它又维护私有制。他们把小生产理想化，企图按照小生产的规范来改造资本主义社会。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空想。
hrb4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于19世纪中叶。这时，资本主义已发展到机器大工业时期，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所有制之间的矛盾日益暴露。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发展，需要有自己的经济理论作为思想武器，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产生。马克思（1818－1883年）和恩格斯（1820－1895年）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政治经济学，深刻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使政治经济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它彻底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提示出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性。它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政治经济学，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
盗窃者与雷锋：不同经济人理论的阐释
被媒体炒得很热的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在以私有产权理论评述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时，就经常运用“经济人”或“自私人”假设这一分析方法。张先生在《卖桔者言》、《经济解释》等书中点到不少事例：
（１）“经济学上最重要的基本假设是：每一个人无论何时何地，都会在局限约束条件下争取他个人最大的利益。说得不雅一点，即每个人的行为都是一贯地，永远不变地，以自私为出发点。.....在经济学
的范畴内，任何行为都是这样看：捐钱、协助他人、上街行动等，都是以‘自私’为出发点。”
（２）“盗窃何害之有？......盗窃是自私的行为。人若不因自私而去盗窃，防盗的费用当然是会减少，这对社会是有所增益的。但若不因为自私而不断地去争取利益，则自私所带给社会的贡献就减少了。此消彼长，可能得不偿失。在一般性的概念上，‘盗窃’与‘生产’都是在局限下为自利争取‘极大化’。我们不能接受自私的假设，而希望没有盗窃的行为。”
（3）“利己损人对社会可能有利也可能有害。问题是损人所得的利益是否大过他人蒙受的损失。”
（4）“并非所有的贪污都有害。.....全力肃贪不利于经济发展。.....不能大事批评贪污的盛行。” 有人讨论时应用上述事例和逻辑，强调雷锋是最大的自私，因为雷锋做好事时心理感到最大的愉快，满足了个人的最大心理需求；强调反法西斯而牺牲的人也是自私的，因为烈士觉得“牺牲光荣”，满足了个人的心理需求；等等。
印山大墓
如何科学地分析人类的经济行为？怎样全面地观察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活动？这是本案例的话题。不能否定盗窃者的自私行为，雷锋是最大的自私等等，这些在公众看来也是可笑的言论，其根源出自18世纪以来的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他们只把“自私人”作为分析人类经济行为和市场经济的始点或公理，并由此推演出整个经济学体系和经济发展趋势。
这里提出四个问题，可以将上述触及人类经济行为和心理的观点，引入深层次的讨论。
1、人的本性是不是天生完全自私的？与古今中外思想家争论“性本善”和“性本恶”有关，经济学家在探究人类经济活动的动因或动力时，要对人的本性和本质是否天生自私、完全自私、永恒自私这类问题发表意见。
关于人性是天生自私的命题。不要说现代生物学是否真的到被公认的充分证据，“证明和皮肤素一样，人性自私是遗传而不可改变的”，且与动物相同，就是观察动物界，也不是所有的动物在任何时点都表现为自私。许多动物的体性和利他性很强。在现有的科学研究上，动物和人类的生存行为本能，还不足以证明是由其遗传基因所决定和具有天生的自私性。事实上，人类主要是在各种社会环境中逐渐形成了利己心和利他心的，并程度不一地具有牺牲个体利益的某种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