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是马克思经过长期的科学研究，在批判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有关理论，特别是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建国以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包括剩余价值理论），一直是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石。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年来，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受到冲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遭到怀疑。于是，许多学者接受了西方经济学的边际效用论或生产要素价值论。至于剩余价值理论，则干脆避而不谈。其实，只要我们认真地研究一下经济学说史，就会发现，劳动价值论是资本主义经济理论鼻祖斯密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鼻祖马克思共同的观点。只不过由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存在缺陷、无法解释现实，导致西方经济学理论在反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同时，顺手将劳动价值论也一起抛弃了。自从马歇尔创立均衡价格论之后，许多经济学者基本不提价值，而只谈价格[1]。 其实，单就劳动价值论是两大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共同基础这一点，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坚持劳动价值论。 今天的现实似乎与劳动价值论背道而驰，需要我们弄清一些基本理论问题：
1、当前为什么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2、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建立过程3、劳动价值论主要内容是什么？4劳动价值论的论争
微调5、、要深化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6、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价值理论的主要区别
一、当前为什么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当前，我国理论界在热烈讨论着劳动价值论问题。那么，当前为什么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呢？原因很简单，我们要建设富强、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要由穷变富，由一个穷国变成一个富国。什么叫富？就这一个字，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来说，必须弄清五个问题：第一，什么叫富，什么叫财富，或者什么叫价值；第二，财富的源泉在何处，也就是说谁创造财富；第三，怎样创造财富，创造财富的方式是什么；第四，财富的具体表现形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资本主义的财富表现为一个庞大的商品堆积。我们现在也是这个问题，所有的东西均为商品，如桌椅、房子、电器、吃穿的都是商品，商品是社会财富，社会财富就是庞大的商品堆积，它的表现形式就是商品。第五，社会财富价值归谁所有？即财富的所有权问题。研究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解决这五个问题。我 们现在研究劳动价值论，因为它能帮助我们解决前四个问题，当然第五个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讲了产权问题，但是主要是解决前面四个问题。什么叫财富，财富源泉在哪儿，谁来创造财富，怎么样来创造财富，这些问题是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富强国家时，必须明确回答的问题，不能有丝毫含糊，只有正确回答这些问题，才能使我们在实践中不走弯路。
对于这些问题，西方的经济学大约讨论了350年。从重商主义到重农主义，到亚当·斯密，到李嘉图，一直到马克思，前后大约经历350年时间，主要都是围绕这个问题进行讨论的。重商主义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重农主义认为农产品就是财富，除农产品以外的都不是财富，也就是说只有农业生产是生产。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认为，所有的社会生产创造的东西都是财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第一句话就是回答财富问题，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句话也说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就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这一句话是经过300多年争论的。对这一争论，亚当·斯密做了一个结尾。他在《国富论》中研究了国家如何富强，怎么样富强，也就是对刚才我所说的那四个问题，他都做了回答。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强国应该说都是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建成的。特别是英国，英国的强大和英国经济学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是同时进行的。就是说一面形成了《国富论》，一面又形成了一个富裕强大的英国。就是它的经济学是为它的实
践服务的，它的实践是靠这一理论指导的。西方经济学300多年的历史和英国、美国的历史都是同步的，它们就是在这种经济学的指导下发展强大的。
在中国，我们当前面临的任务就是建设富强的、富裕的社会主义国家。关键是一个“富”字，要富强，要由穷变富。我们过去是很穷的，用的话说就是“一穷二白”。现在要建设成富强的国家，那么怎么由穷变富呢？我们需要中国人，中国的经济学界重新写一个《国富论》，就是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的《国富论》，阐明中国如何由贫穷变成富强。这是中国的《国富论》，不是亚当·斯密《国富论》。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一方面，要借鉴前人已有的成果，包括西方的亚当·斯密、李嘉图的成果，也包括重农主义、重商主义所探讨的成果，还要借鉴前人的实践经验，就是美、英等国建设富强的国家的经验。另一方面，也要学习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在这方面有全面的论述。在学习的同时，也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正是因为从这一点出发，所以我们今天来学习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了解什么叫财富，怎么样创造财富，财富的源泉在什么地方。
二、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建立过程
情报学报 投稿 提示: 古典经济学家创立了劳动价值论,为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古典经
济学价值论的主要功绩：一切生产部门劳动都创造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
缺陷：二元论 斯密时而认为劳动时间是价值的尺度，时而认为“劳动价值”是价值的尺度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形成
否定：供求价值论
继承：劳动创造价值(吸取古典学派的价值理论营养)
创新：劳动二重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是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并不断发展起来的。而提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就不得不说到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一位是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一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前者的《国富论》，后者的180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都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
以下我们将分析比较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价值理论的异同。关于古典学派和马克思之间的联系，列宁曾经是这样概括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研究经济制
国家风尚网度的时候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马克思继续了他们的事业。他严密地论证了并且透彻地发展了这个理论。”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是近代劳动价值学说的开拓者。从十七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初，古典政治经济学派通过辛勤的理论研究，从日常实践中发现和发展了劳动时间为形成价值得到唯一因素的原理，为此后科学的价值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劳动价值学说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
作为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在他的《赋税论》中比较系统地阐发了劳动价值论的思想。他认为，劳动创造价值(他的名言“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至今还为人们津津乐道)，生产商品所花的劳动构成商品的价值，而商品的交换是以它内含的劳动量为依据的。他在劳动价值论上主要有两点突出的贡献：第一，他将价格分为“自然价格”和“市场价值”，并且认为市场价格的涨落以自然价格为中心，自然价格就是价值，价值的源泉就是劳动。第二，他根据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得出价值的大小以劳动生产率为转移的结论。他不了解价值的社会性质，也就没能区分价值和交换价值、价格，并且还将价值和使用价值混为一谈。
如果说配第奠定的劳动价值论是经济学中发现的“新大陆”，那么，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则是这块新大陆的开拓者。
斯密的价值学说主要在他的《国富论》中系统地阐述，在劳动价值论方面，斯密继承了配第的一些观点，正确地说明了劳动是价值的源泉。斯密批判了重商主义关于只有对外贸易才是财富源泉的错误观点，克服了重农学派关于只有农业劳动才创造财富的片面性，指出财富是一切生产部门创造的，他第一个系统地论述了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指出商品的价值由劳动决定，并区分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考察了价值与价格的关系及价值规律的作用。他说：“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价值的真实尺度。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这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在提出商品价值问题时，他第一次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他说：“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于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以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个概念的区分，推进了前人的认识，而指出任何生产部门的劳动都创造价值也是古典经济学的一个进步。但是，斯密的价值理论也有缺陷，他时而认为生产商品时付出的劳动决定该商品的价值，时而又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交换来的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决定的。由于他没有从理论上把一种商品在生产中耗
费的劳动与交换来的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区分开来，没有把价值如何决定与价值如何表现的问题分辨清楚，因而把价值和交换价值相混淆了。斯密还提出了“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和“商品的真实价格”两个概念。在《国富论》中，他曾实际上赋予了二者以不同的含义。他说：“一个人占有某物，但不愿自己消费，而愿用以交换他物，对他来说，这货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在这里，劳动指的“是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而“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也就意味着“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接着他又说：“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这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劳动是第一价格，是用以购买一切货物的代价。”在这里，劳动指的是“辛苦和麻烦”即生产时所耗费的必要劳动。“商品的真实价格”意味着耗费的劳动。这样“交换价格的真实尺度”和“商品的真实价格”显然具有截然不同的含义。但在叙述的过程中，斯密将二者等同起来。他先写到：“以货币或货物购买物品，就是用劳动购买”“它们含有一定劳动量的价值，我们用以交换其他当时被认为有同等劳动价值的物品。”而他做出的结论却是：“所以，对于占有财富并愿用以交换一些新产品的人来说，它的价值，恰恰等于它使他们能够购买或支付的劳动量。”斯密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多种收人”，即工资、利润和地租决定的。斯密的第三种价值决定论被后人称为“斯密教
条”。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斯密虽然对于价值问题做了一个系统的论述，却没有建立一个前后一贯的、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
在斯密之后，大卫·李嘉图不仅成功地继承和发展了配第和斯密建立的价值理论，而且成为了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但同时他也终结了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的发展。他的价值理论的主要成就在于他坚持了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原理，排除了斯密在商品价值规定性上的二元论。在价值的决定上，他否定了斯密关于价值取决于所购买的劳动量的说法，并且批评了斯密关于三要素决定价值的错误，始终坚持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决定的。特别地，他还肯定了商品的价值量取决于生产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正确的指出了商品的交换价值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成正比，与劳动的生产率成反比。这些观点都把劳动价值论推进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范围内所能达到的最高点。但是，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有一个根本的缺陷。这个缺陷就是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其他各经济范围的超历史观念。他从来没有认识到在什么条件下产品会表现为商品，创造商品的劳动会表现为价值。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为自然的、永恒的。于是产品成为商品，劳动创造价值，表现为价值也成为自然的、永恒的。尤其是他不认识在商品经济最发达的阶段，即资本主义阶段，劳动力已成为商品；从而不认识在资本主义阶段，商品所有
者的劳动已经转化为雇佣劳动者的劳动，商品不只是当作商品来交换而是当作资本产品来交换。李嘉图的这个根本缺陷为他的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不可逾越的界限；使他的价值学说在涉及利润问题时，遇到了两个不可克服的困难，一个是资本与劳动的交换如何同价值规律相符合的问题，另一个是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与价值规律的矛盾问题。但在当时，英国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历史条件下，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李嘉图不可能真正解决这两个矛盾，因此他也未能提出一个真正科学的劳动价值论。
真正提出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是马克思，他在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彻底的改造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学说，建成了科学和完整的劳动价值学说，并为其剩余价值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他在《伦敦笔记》(马克思1849年8月迁居伦敦后，从1850年初开始继续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作，从1850年9月到1853年8月，写作了24本笔记，这些没有名称的笔记节电技术,笔记被称作“伦敦笔记”)中关于价值理论的研究是他实现劳动价值论科学革命的重要前提。他肯定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特别是肯定了李嘉图对商品的效用即使用价值与物品具有购买其他商品的能力即交换价值的区分，肯定了李嘉图关于生产商品的劳动量决定价值的观点，即他在论证商品相对价值量同资本的不同部分的比较关系时，说明资本采用劳动生产率高的机器进行生产，可以降低产品的成本和价值，可以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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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中处于有利地位。这实际上是对李嘉图的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观点的深化。古典的经济学家都混同了价值和交换价值，始终没有把价值从交换价值中抽象出来。而马克思运用了唯物辩证法，揭示了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统一体，提出了商品的二重性。其中，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即商品的有用性或效用，是它的物质的自然属性；作为商品的价值，它是商品的社会属性。交换价值是价值的形式，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内容。在提出了商品二重性后，马克思又提出了劳动具有二重性的概念，他认为，一切劳动，一方面可以看作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另一方面可以看成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即具体劳动。他进一步指出，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劳动二重性决定商品二重性，因而商品的价值量由抽象劳动的量来确定，也就是由平均的简单劳动的量来决定。在随后的分析中，马克思又进一步提出了劳动时间的二重含义，揭示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本质的规定性。劳动时间的二重性，表现在一是商品生产各自特殊的劳动时间，二是决定交换价值的一般劳动时间，显然决定交换价值的是后者。此处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李嘉图所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不同的。前者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时间；后者指在最不利条件下生产产品所必须耗费的
劳动时间。对于李嘉图价值理论中的两个不可克服的困难，均由马克思进行了解决，而且是科学地解决。首先，马克思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工人出卖的是劳动力而非劳动。这一区分，一方面避开了“劳动的价值由劳动创造”这一荒谬，另一方面也为建立剩余价值学说提供了一块基石。他指出，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不同于一般商品之处是他的使用即是劳动，而劳动能创造价值。这就解决了劳动与资本相交换是与价值规律相符合的。然后，马克思又区分了价值和生产价格，之所以发生价格向生产价值转化，是各部门相互竞争使得利润平均化的结果。而利润平均化是因为各资本家追求最大化利润，否则就要转移资本，而资本和劳动的自由转移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条件所允许的。从而马克思解决了导致李嘉图理论解体的两个根本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