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期
总第813
期
一、可持续发展的提出二战结束后，在三次科技革命完成的背景下，全球经济飞速发展。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人口的持续增长、资源严重不足、生存环境污染、生态发展的不平衡等一系列危及人类生存发展的问题。1962年美国卡逊《寂静的春天》的发表，阐述了自工业革命以来所发生的重大公害事件，首次将环境污染这一严肃问题摆在人类面前，震惊了全球。随后，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增长的极限》认为防止世界大系统崩溃则必须放慢经济增长及停止人口膨胀。1972年联合国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并在大会上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宣言中明确指出环境问题主要是发展不足的问题，一些欠发达国家投入与产出的不平衡导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对环境都构成严重威胁。因此，不仅发达国家要对环境资源问题负责，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要重视对环境的保护。这也是联合国组织首次认识到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关系。 人们已经意识到发展与环境协调一致的重要性。1980年《世界自然保护大纲》的制定明确提出应该把资源保护和人类发展统一起来考虑，既要发展又保护的思想备受关注。该大纲还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将其与“持续增长”，“持续利用”加以区分。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布伦特莱发布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指出我们必须在传统的发展方式上寻求创新与突破，力求报告指出我们需要一个能维持人类进步的新道路。这意味着发展模式不只是局部地区的短暂发展，而是在全球持续性的发展。1990年，联合国组织起草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重要文件《21世纪议程》，这是第一次把可持续发展问题由理论层面转向实践方面。1992年里约会议结束后，全球对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达到了空前的活跃。 二、可持续发展内涵的界定范柏乃（1998）中提到关于可持续发展定义的几种说法，发展和保证人类的生存是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维持经济与环境生态之间的动态平衡是其本质，发展的公平性是其核心，并旨在维护后代人的利益。另外，可持续发展是超越经济形态的非经济概念，即促进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必须建立有利于全球持续发展的社会、政治、经济、技术新体系。赵士洞（1996）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从生态环境、经济形势、技术革新、世代伦理、空间维度、自然资源等方面进行阐述。刘传祥（1996）中提到可持续发展要使资源与环境的承载力协调一致，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人们应该由高消耗、高污染、高增长的粗放型生产方式向低消耗、低污染、稳增长的集约型生产方式转变，由高消费高浪费的生活方式转向节约型生活方式转变。李龙熙（
2005）则把可持续发展的内涵的概括为以下几方面：共同发展、持续发展、协调发展、高效发展、多维发展。共同发展即是全球各地区的均衡发展。持续发展就是就是保证人类生存的
持续性的发展。协调发展是不同产业、区域以及社会与环境、生态、资源之间的协调发展。高效发展即要进行效率高的生产。多维生产则强调不同领域之间协同发展。牛文元《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本认知》（2008）认为可持续发展不见要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度，还必须衡量发展的协调度，即效率与公平的平衡，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自身发展导向的平衡、发展与环境的平衡以及代际利益分配的平衡。这些都要在可持续发展中体现出来。另外，牛文元认为可持续发展反映“动力、质量、公平”的有机统一。其中动力表征为：发展潜力、发展速度、发展能力；质量表征为自然进化、文明程度、生活质量及理性需求（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公平表征为共同富裕程度及城乡贫富差距。
三、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李龙熙（2005）中提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有基础理论与核心理论。基础理论包括经济学理论（它分为增长极限理论和知识经济理论）、人口承载理论、人地系统理论和生态学理论等方面。需要指明的是增长极限理论是说经济增长已经超过了资源与环境的承载力，要放缓经济发展的速度。知识经济理论倡导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要充分利用更多的科学技术等非物质资源。核心理论有以下四种，即资源永续利用理论、发展外部性理论、代际公平分配理论和三种生产理论。三种生产理论是指人的生产、物质生产及环境生产。牛文元在（2008）中提出可持续发展的两条基本主线：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该理论强调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标是实现人
与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发展。
四、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何中华（2000）中详细阐述了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实践上的难题、本体论上的难题、认识上的难题和伦理上的难题。其中实践上的难题表现为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工业化与市场化的发展必然会危及资源环境的平衡。市场化诱发了人们贪婪的动机，从而导致可持续发展实践中的困难。本体论认为可持续发展要求没有代价的发展，即当代人的发展至少不能危害后代的福利，但这样的发展对于我们发展中国家几乎是无法做到的，任何发展都会带来资源的减少和环境的破坏，人们能够做到的就是尽可能减少这种破坏。认识论预示着人们必须能充分预见现在的发展对未来的影响和后果。伦理难题是说“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反映了可持续发展的道德视野和伦理立场。优先占用资源的人必然对危及后利用资源的人。经济学难题是说从经济学来看，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是由发展的外部性造成的，它反映了市场经济的“盲区”。牛文元（2008）提到人口三大高峰（人口总量高峰、就业总量高峰、老龄人口总量高峰）、能源和
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概述
■李
钟丽丽年龄
娜天津外国语大学
摘
要：可持续发展的产生背景、发展概况、在新世纪面临的种种挑战都与全球经济息息相关。自上世纪80年代可持续发展概
念的提出到现在，可持续发展经历了从理论到实践再到不断改善、创新的过程，其意义对当今社会的发展举足轻重。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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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城市化战略实施的困难、缩小区域贫富差距及三农问题等一系列挑战。这些都是可持续发展过程面临的难题。
五、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及进展牛文元（2008）提到了可持续发展的七大战略。第一，全球经济的理性增长，即经济的健康增长。第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产业结构合理、资源消耗低、对生态环境破坏度降低、知识含量与非物质文化不断提高、总体社会效益好。第三，要不断满足以人为本的需求。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的五个层次，人们只有在满足自身的胜利需求后才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从而带动其他发展。第四，合理控制人口数量增长，在此基础上提高人口素质。第五，加强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维护。第六，把更多的科学技术引入生产，不断突破发展瓶颈。第七，切实确保发展与环境的平衡，要二者协调发展。
齐晔，蔡琴（2010）提到可持续发展的三大进展：地球系统观、生态文明思想和低碳经济。首先，地球系统观表明人们开始科学的对地球的整体而不是局部研究其结构、功能和变化。其次，生态文明思想是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转变。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已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这一观点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得以提出，表明了中国对生态保护意识的觉醒。生态文明背景下，发展着重以人为本，注重发展的质而非量，同时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最后，2003年在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的能源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最早提出低碳经济这一概念。低碳是指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控制碳的排放量，但这并不意味着
禁止碳排放。在全球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能源的利用必然导致碳排放量的增加，人们可以利用更多的非物质资源，开发新能源来代替传统资源的利用。在中国乃至全球，低碳发展都是建设新经济的
必然要求。不仅要实现经济增长，更要实现绿经济增长，而后才能提高全人类的福祉。
参考文献：
[1]赵士洞，王礼茂.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内涵[J].自然资源学报，1996（7）.
[2]刘传祥，李琦等.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报，1996（6）.
[3]范柏乃，邓峰等.可持续发展理论综述[J].浙江社会科学，1998（3）.[4]何中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几个难题[J].天津社会科学，2000（1）.[5]李龙熙.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诠释和解析[J].行政与法，2005（1）.[6]罗守贵，曾尊固.可持续发展研究述评[J].南京大学学报，2002（2）.[7]罗慧，胡彦华等.可持续发展理论综述[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04（1）.
[8]牛文元.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本认知[J].地理科学进展，2008（5）.[9]齐晔，蔡琴.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三项进展[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4）.交换空间2010
[10]牛文元.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2（4）.[11]朱海兵，张侨等.中国可持续发展理论概述[J].商业时代，2011（7）
作者简介：李娜（1993-），女，汉，河南新乡，硕士，天津外国语大学，世界经济
论合同监管制度在我国市场
经济体系中的定位与转型
■房琦湿婆之舞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
摘
要：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挥市场在资非诚勿扰徐莹
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我国在对待市场经济，对于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关键问题上的重大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指导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发挥合同监管制度的重要作用有效解决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两个基本问题，值得深思。本文立足探求合同监管制度的前世今生，寻新的经济形势下合同监管的制度定位与转型。
关键词：合同统制；合同管理；合同监管一、合同监管的四个发展阶段及其历史背景
制度史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通过考察一项法律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它在不同历史背景下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并预测其未来的发展趋势。
1.全面计划经济时期（1949-1981）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在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企业进行改造之后，我国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实施计划经济，国家在组织、领导和管理社会经济方面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在这一时期，合同，即当时所称的经济合同，是国家开展经济生产，服务经济领域指令性计划完成的重要工具。余鑫如和梁慧星教授曾对这一阶段的经济合同活动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国家对于社会主义组织间的经济合同，不仅在发生纠纷时要进行调节、仲裁或司法裁判，从合同的订立到执行的整个过程都需要由一定的行政管理机关进行检查、监督，发现问题，及时作必要的行政处理。例如，某些重要的经济合同必须符合国家的指令性计划；根据这项规定，主观行政机关就得检查、监督合同的内容、合同的执行是否与计划相符，发现不相符合的，就应通过行政手段
及时进行处理，以免影响国家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1]
由此可荀子的思想
见，这一时期与其说是“合同管理”，或者“合同监管”，不如说是“合同统制”。这种现状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可见，由于制度的惯性和规则的缺失，这个时期的合同始终是计划经济的附属物，并不具有独立的法律价值。1981年《经济合同法》的出台使得国家干预与合同自由的关系逐步进入另一个阶段。
2.二元经济转轨时期（1981-1993）
“《经济合同法》的公布实施，标志着我国经济合同管理制度
进入了依法管理的崭新阶段。”[2]从《经济合同法》的出台到1993
年该法的重大修改的一段期间，是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
型的起步阶段。将《经济合同法》的出台而不是将1978年改革开发作为这一阶段的分界点，是因为《经济合同法》从法律制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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