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日报》1979 - 2008年工人
议题报道之分析
□夏倩芳景义新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处于持续的社会转型期。社会踏上“改革”路程后，所谓经济体制改革就不可能单独进行，结果就必将是整个社会的全面转型(孙立平, 2005) ，所以这个转型的过程是一个包含着极为复杂和独特内容的大规模的社会变迁过程。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全面转型的基础，经济体制的转型就是经济权利在社会主体间进行重新分配的过程，转型的本质是在利益驱动下的权利结构变化，进而导致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改变，由此而带来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和不同利益体(集团)的形成，使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两大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被打破，裂变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等十大社会阶层(陆学艺, 2002) 。根据这些阶层利益获取和受损的不同状况，又可划分成特殊获益者、普通获益者、利益相对受损者、社会底层四大利益体(李强, 2004) 。
工人体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体，其社会政治经济地位伴随着社会变革而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从1
949年至改革开放前，工人体作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主要依靠力量, 又是中国以工业化为强国路径的主力军，使工人阶级—尤其是产业工人—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统治基础”和“领导阶级”。而这种“虚幻的统治阶级意识”的形成，需要经过不断的意识形态上的神圣化过程(于建嵘, 2006: 453 - 472) ，因此在改革前的30 年间，工人阶级处于政治上的强势地位，同时也占据传播的强势地位。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整个社会发生了结构性变革，工人体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从前的“统治阶级”转变为今天为改革“付出代价”的体(张天蔚, 2004 ) ，其传播权益也随着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下降而变化。
中国的社会转型期，以1992年南巡讲话为标志，可以大致地划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1979 - 1992年为转型初期, 1992年至今为深入转型期。在市场经济改革初期，国企获得了相当大的经营自主权，经济效益迅速攀升，工人利益此时不仅未受损反而有所提升。但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国企面临巨大困境，尤其是1992 年中央政府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经济体制进一步转轨，市场竞争更趋激烈，国企工人的处境逐渐恶化，工人逐步沦为相对利益受损体，大面积失业更使得工人体的政治经济地位急剧下降。工人体由改革前的社会主流体、政治强势体转变而为弱势体，这种变化对工人体的政治和社会生活都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工人体的问题和“三农”问题一起构成了阻碍中国持续发展的积久的难题，影响社会的整体变迁(夏倩芳、张明新, 2007 ) 。在改革的前后两个不同时期，由于改革本身的阶段性特点，社会矛盾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集中表现在
不同的社会体在利益分配和资源占有上的不同而导致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也由此导致了其在大众媒体上的利益表达状况之变迁。
本研究以中国工人体的媒介表达状况为研究对象，探讨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人体的媒介表达状况以及随着社会的转型而发生的变迁。一个社的媒介表达，深刻地映射着其在社会权力结构中的状况，这与新闻生产的宏观和微观实践密切相关，因为新闻生产是一套制度化和组织化的过程。因此，研究工人体的媒介表达状况及其变迁，有助于描绘我国转型期媒介近用权的状况，也可以管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同社之间的关系状态及其变迁。
一、工人体的媒介表达
转型期是一个不同利益体共存、利益冲突加剧、利益诉求多元的社会，如果不能正视各体的利益诉求而将其排斥在体制性利益表达之外，将在客观上积累社会动荡和爆发的能量(孙立平, 2004) 。因此公平而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在这一特殊时期显得尤为重要，而新闻媒体是重要的体制性的利益表达渠道。
学术界对工人等弱势体媒介表达的研究，散见于社会学者、政治学者们对转型期国企改革和工人状况的论著，专门就此问题的探讨尚不多见。许多论著在讨论国企改革的视角下，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人命运变动和采取的生存行动(于建嵘, 2006；刘爱玉, 2005 ) ; 或探讨通过建设基层民主机制(如
工会)来维护工人利益表达的途径(陈爱金, 2005 ) 。另有些学者特别关注包含工人体在内的弱势体的利益表达，孙立平等学者提出，弱势体利益表达体现的是具体利益关系，表达的是具体的利益诉求。若利益表达渠道畅通，解决利益矛盾措施有效，冲突就不会上升到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孙立平, 2007; 于建嵘, 2006a) 。学者们的共识是，构建有效的弱势体利益表达机制，使其拥有平等的利益表达权，从而由权利均衡走向利益均衡，是促使弱势体走出困境的有效制度安排(于建嵘, 2006b; 朱学勤, 2004; 孙立平, 2003、2004；温铁军, 2004；李强, 2004；郑海明、丁雷, 2007) 。
在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新闻媒介的市场化是传媒改革的重要步骤。媒介依靠广告和其他商业经营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使媒介不仅是新闻信息传播渠道和党政的舆论宣传工具，而且具有经济利益动机( Chan, 1993 ) 。虽然中国媒介的市场化并未改变媒介所有制，党政的意识形态控制仍然对媒介有着强大制约力，但是市场化已经成为促使媒介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Zhao, 1998; Lynch, 1999; 陈怀林, 1999 ) 。因此，政治因素和利益驱动共同影响着不同社会体的媒介表达机制，而市场化程度不同的媒介在为弱势体提供利益表达机会方面也有不同表现，强市场取向的媒介比弱市场取向的媒介更加能动地为弱势体的利益表达开阔空间，更多采用导向弱势社诉求表达的新闻实践方式，包括减少政府报道的比重，增加民间报道，在民间事件报道中积极扮演揭露者和发现者角等。但是，即便是强市场取向的报纸的表现仍有局限，离“为弱势社代言”或“弱势社立场”的目标尚有距离(李艳红, 2007a) 。传媒学界对于弱势体媒介表达的关注，更多
地偏向农民体。有学者指出，由于过度意识形态化，大陆媒体在冲突性议题报道中，处理塑造党政形象与农民体的利益表达之间存在着难以回避的矛盾，后者被前者所遮蔽(夏倩芳、张明新, 2007) 。而同时，城市媒体并未能将农民等弱势体作为常规的公共议题来对待(李艳红, 2007b) ，作为弱势体的农民在新闻话语里缺乏表达，同时也没有被恰当地谈论，其直接原因是拥有书写权力的媒介对农民体的忽视，间接源于两种社会语境：体制内的宣传者和市场经济下的盈利者(杨慧琼, 2007) 。本文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对工人的媒介表达问题展开专门讨论，以弥补传媒学术界对该体关注的缺失，也为描绘我国转型时期的媒介近用权状况提供参考。
本文以新闻框架和媒介近用权理论为分析框架。“框架”( fram e)一词由人类学家贝特森( Grego r y Bateson)最先提出，意指人们用以解释外在真实世界的心理基模，是人们指认、了解
以及界定行事经验的基础( G offm an, 1974) 。新闻传播学者们将框架定义为传者传递给受者应当如何理解符号的诠释规则，如果没有这种传—受共享的框架，受者就无法感知与理解传者的意图(潘忠党, 2006a) 。具体到新闻框架，是“认知、诠释和呈现当中稳固的模型，也是选择、强调和排除的常用规则”( Gitlin, 1980) 。新闻框架之所以成为重要的媒介内容分析对象，因为其具有复杂、深层的社会意义连接: ( 1 )意义在传播(或交往)过程中得到建构; ( 2 )传播活动是使用表达载体的社会行动，构成一个社会的符号生产领域; ( 3 )它发生在由物质生产构成的实体场域; (4)它受到规范该场域的公共利益原则以及政治与经济的逻辑之间的张力制约; ( 5 ) 位处特定历史、经济、政治坐标点的社会个体或团体达
成其特定理解或意义所遵循的认识和话语的组织原则就是他们的“框架”(潘忠党, 2006b) 。所以，新闻媒体不只是传递信息的工具, 还是各社会权力团体争取意义解释权的意识形态战场(曾庆香, 2005 ) 。新闻框架与媒介近用权密切关联，是媒介近用权实施的具体途径之一。“媒介近用权”是一般社会成员利用传播媒介阐述观点、发表言论以及开展各种社会和文化活动的权利(徐耀魁, 1998) 。从法学角度看, 媒介近用权可称为表达渠道权(李树忠, 2003 ) 。郑瑞城指出，近用媒介权涉及三个主体：政府、媒介与民众(郑瑞城, 1990 ) 。因此，本文通过新闻框架分析以揭示其中的媒介近用权内涵。
如何实证地考察新闻框架，潘归纳为两大类: ( 1 )搜寻或抽取新闻文本中的各种“框架”，方法是内容分析; (2)探寻文本中记载的不同言说者，他们对不同架构的青睐，包括表达和提倡，以及他们之间的架构之争(潘忠党, 2006c) 。本文即依据上述理论和路径，对《工人日报》1979年- 2008年中有关工人议题的报道进行内容分析。
为方便研究起见，本文将“工人体”限定为: 具有城市户口，以工资为主要生活来源，直接从事工业品生产活动，以国有企业工人为主的体力劳动者体。按前述理论，转型期的工人体基本上可以归于社会十大阶层中的“产业工人”，此外还包括城市失业和半失业人。本研究之“工人议题”是指以工人及关乎工人的事件或问题为主题的报道。本研究提出如下具体研究问题:
1.《工人日报》呈现的主要工人议题分布情况如何?
2. 有关“工人”议题报道的消息来源分布情况如何?
3. 有关“工人”议题报道中的问题呈现情况如何?
4. 有关“工人”议题报道中的工人话语引述情况如何?
5. 以1992年为界，工人体的媒介表达状况是否发生了变迁?
二、研究方法
(一)样本与抽样
本研究选择《工人日报》为样本，因为《工人日报》乃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机关报，理论上它应是替工人众说话，反映他们的意见、要求和建议，维护他们正当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和工人众喉舌作用(李保瑾, 1997)的报纸。该报应为国内媒体中对工人议题报道最集中的报纸。
本研究以消息和通讯为分析单位，抽取《工人日报》自1979 年至2008 年的有关工人议题的报道。本研究采取等距抽样法，每隔一年进行抽取，共获得1979、1981、1983、1985、1987、1989、1991、1993、1995、1997、1999、2001、2003、2005、2007年共15 年的报纸，每年抽取1、3、5
、7、9、11共6个月的所有报道。由于《工人日报》是工人议题报道最集中的媒体，报道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所以隔年抽取和隔月抽取不会影响样本的代表性，而对每个月所有报道都做统计，就基本保证了文本的全面性。本研究最终得到符合要求的报道共868篇。
(二)类目建构
1. 报道的主题
选择主题是创造新闻框架的第一步。新闻媒体在选择某些主题时限定了某一阶段受众关注的焦点，同时，在让受众接触某些信息及其诠释框架时也就可能遮蔽了其他信息和诠释框架。本研究将工人主题分为以下类目: ( 1)企业民主; ( 2)企业改革; ( 3 )工作条件/劳动环境;
(4)下岗再就业/扶贫济困; ( 5)生活条件/福利待遇; ( 6)其他主题。
2. 消息来源
消息来源，又称信源，本研究所谓消息来源指新闻报道的线索提供者，它包括组织和个人。许多研究证明，新闻记者在选择消息来源时一般都有不同程度的选择偏向，影响新闻框架，进而在微观层面上影响不同社的媒介接近权。在本研究中，如果一则新闻报道中出现多个新闻来源，就选择其中最主要的新闻来源作为此则新闻的信源。本研究为这一变量建构以下类目: ( 1)党政机构; ( 2)工会; ( 3)企事
业单位; ( 4)媒体; ( 5)工人; ( 6)无法判断。
3. 问题呈现方式
新闻报道对社会问题的呈现方式，也是其诠释框架的一部分。本研究为这一变量建构以下类目: (1)问题已解决; (2)问题解决中; (3)问题未解决; (4)无问题呈现。
4. 工人话语引述
话语引述情况构成了新闻的“诠释框架”，它在微观上反映了社的话语权问题。工人话语引述，指在新闻报道中是否引述工人的言辞、所引工人话语性质为何? 本研究为“工人话语引述”设置了以下类目: ( 1)正面/满意; ( 2)中性，指没有明显的意见偏向; ( 3 )负面/不满; ( 4 )无话语引述。
本研究的编码工作由笔者之一和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两名06 级硕士研究生共同完成。在编码前，对两名硕士研究生进行了此项编码任务的训练。编码完成后，在整个样本中随机抽取了80篇报道，以另两名新闻学专业的研究生为独立编码者( independent coder)予以检验, Krippendo rff A l p ha值显示主要变量的编码员间信度值( inter2coder reliability)的均值为87% ，达到了绝大多数内容分析的要求。本研究采用SPSS fo r W i ndow s 12. 0 进行统计数据的分析，分析方法主要采用频数分析( Frequencies)和卡方分析( Chi square analysis) ，所有检验都是双尾( two2tailed) 。
三、研究发现
(一)主题分布情况
表 1 主题分布情况
报道主题报道量占总量的百分比累计百分比
企业改革79 9. 1% 9. 1%神州天戈
企业民主135 15. 6% 24. 7%
工作条件/劳动环境149 17. 1% 41. 8%
下岗再就业/扶贫济困230 26. 5% 68. 3%
生活条件/福利待遇232 26. 7% 95. 0%
其他主题43 5. 0% 100. 0%
总计868 100. 0%
表1显示,“下岗再就业/扶贫济困”(2615% ) 、“生活条件/福利待遇”(2617% )两主题是报道量最大的工人主题，二者报道量之和占总量的一半以上( 5312% ) ; 其次是“工作条件/劳
动环境”(1711% ) ；而“企业民主”(1516% )和“企业改革”(911% )明显偏少，两者之和仅占不到四分之一。总之，媒体最关注工人基本生活保障和提高现实生活水平等眼前的切近利益问题，而对“企业民主”、“企业改革”这些涉及到工人体深层次、长远利益的问题关注偏少。
(二)消息来源分布情况
表 2 消息来源分布情况
新闻来源报道量占总量的百分比累计百分比
杨立青知识管理系统企事业单位290 33. 4% 33. 4%
党政机构261 30. 1% 63. 5%
东丰二中
工会189 21. 8% 85. 3%
媒体47 5. 4% 90. 7%
工人36 4. 1% 94. 8%
, 占
了很，此三者一起占据了消息来源总量的绝大部分( 8513% ) 。工人体虽然应该是工人议题的主体，但是作为消息来源的可能却大大降低(411% ) 。
(三)工人问题呈现情况
表 3 问题呈现分布情况
问题呈现报道量占总量的百分比累计百分比
已解决666 76. 7% 76. 7%
未解决124 14. 3% 91. 0%
多媒体会议
解决中67 7. 7% 98. 7%
无问题呈现11 1. 3% 100. 0%
hdn总计868 100. 0%
问题呈现情况的统计显示，报道中呈现“问题已解决”一项特别突出，占了所有报道的大部分( 76. 7% ) ，而其他几项数量都大大减少，数量最少的是“无问题呈现”。
表 4 消息来源与问题呈现之关系
X2 = 3591932, df = 3, p = 0. 000
表4显示：不同消息来源的报道中问题呈现情况出现显著差异。新闻来源与问题呈现有显著关联(X2 = 3591932, df = 3, p = 01000) 。以“党政主导型”新闻来源，即以“党政机构”、“工会”、“企事业单位”为主要新闻来源的报道, 其问题呈现多倾向于“已解决”的呈现方式(8614% ) ，而以“其他类型”新闻来源，即以“媒体”、“工人”等为主要新闻来源的报道多倾向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