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玄武湖
清末,自清政府在南京举办“南洋劝业会”,辟建丰润门(玄武门)始,玄武湖已正式成为近代意义上的公园。民国初期,玄武湖便有了“元武湖公园”杜润生逝世 (清初因避康熙帝玄烨名讳,改玄武湖为元武湖)的名称,并成立了相应的管理机构——玄武湖管理处。 玄武湖管理处主要职责是管理园区内的绿化,同时兼管全市的园林绿化。湖产则由私人承租,管理处只负责收取租金。每年冬季,承租人出于私利,常竭泽而渔,导致玄武湖淤泥日增,芦苇丛生。管理处多次派湖警劝阻、制止皆无济于事。针对此举,管理处孙绅铭上书省政府,要求发文给予制止。1925年8月7日,江苏省省长郑谦签署布告,指出:“……玄武湖为南京名胜区,东枕钟山,西噬神策,风景优美,冠绝东南。年来湖身淤塞,芦苇丛生,自应归复旧时水深度,以保胜景……自示之日,湖水深度应常保七尺以上,冬季放水捕鱼,亦须蓄水四尺,尚有贪图小利,竭泽而渔等项情事,一经查实,即当饬提,以严法办,决不宽贷……”省长郑谦签署的布告,有力地遏制上述现象,保障了玄武湖的湖民利益和水产业的发展。
1927年4月并联电容补偿装置
18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6月1日,成立南京市政府。同年,玄武湖成立“玄武湖 管理局”,管理湖内及全市园林绿化。1928年5月,国民市政府决议成立“布置玄武湖景委员会”,由原市工务局建设课课长徐策,担任玄武湖管理局主任,要求把玄武湖建成现代式的“桃花源”。同年6月,市政府撤消了利公司的玄武湖水产承租权,改由玄武湖管理局经营,彻底杜绝了冬季竭泽而渔的现象,使玄武湖水的深度和清晰度得以恢复。布置湖景委员会对园区内的建筑重新修葺,铲除蔓草,增设路灯,修建水池,添置座椅,铺设道路。市政府并令财政部拨款二千元,在老洲(梁洲)建一所花卉温室,培植名贵花卉。整治后的玄武湖环境面貌焕然一新,使得当时的玄武湖“游人如织,高楼门道上,冠盖相望,玄武门边,途为之塞。” (《市政公报》十六期)。
1928年8月19日,玄武湖作为公园正式对外开放。
民国初期,国民政府对玄武湖的建设和管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社会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33年,中央电影摄制片厂把风光旖旎的玄武湖作为重要摄影基地,并把欧洲(樱洲)、亚洲(环洲)作为外景地,利用玄武湖独有的湖光山,拍摄出当时最新式的有声电影。王志 面对面1934年12月,该厂第一部纪录片《农人之春》在玄武湖摄制完成,并参加了比利时国际农村影片展竞赛。影片中很多镜头都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湖民的生
活状况,影片播出后,一致获得评委和观众的好评。《农人之春》在本次参赛中名列第三,并获得优等奖。抗战期间,该厂还拍摄了许多抗日救亡的宣传片,为后人研究抗日战争史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他们在中国大地上为所欲为,无恶不作。1936年2女外阴月,日本驻华领事从东京购得2500株樱花,“赠送”给南京市政府。这些标志着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日本国花,运抵南京后,遍植于市内各大公园和公共游览区,并铲除该地区所有象征着中国人民百折不挠,威武不屈,具有奋发向上精神的梅花。其中120株分别植于梁洲和翠洲。据战后园林管理处统计,汪伪时期“植梅地区,不如樱花面积千分之一。”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蒋介石重庆,汪精卫政权相继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玄武湖成了汪伪政权接待“友邦”军政要人的重要场所。侵略者可以肆意在园区内从事一切活动,日军不顾公园游人众多,时常在园内练兵,驰马纵横,置游人生命于不顾。虽经市园林管理处处长苏荣轩请求南京防空司令部予以制止,但最终收效不大。侵略者还在玄武门左侧修筑了一座堡垒,并架设机,对过往行人都要搜身检查。在
日军统治下的南京,汪伪政府一点主权都没有,就连玄武湖闭闸蓄水,也得与日本特务机关协商。1939年,日军驻考试院(现市政府大院)部队,以玄武湖管理处关闸有碍部队用水为由,强令管理处开闸放水,并于闸旁置一标牌,禁止关闸。致使玄武湖水日渐枯竭,湖中水产和游船均受严重影响。后经市长高冠吾多次与日本驻军协商,才同意“每周一、四开闸两次,以资湖水调节。” (市城建档案·全宗号2)
1940年10月13日,日本驻华使馆在翠洲举行“日、德、意三国同盟庆祝会”。当日,玄武湖停止一切活动,除与会者持有特殊证件外,任何游人及车辆均不得入园,湖面船只一律停靠岸边。会场外,荷实弹的日本宪兵岗哨林立。玄武湖处在一片之中。国人虽有怨言,但在那种国破山河碎的年代,只有将国耻铭记心中,有待雪耻之日。
1942年11月,日本侵略者厚颜无耻地在翠洲举办了“大东亚战争博览会”,宣扬二战以来的“战果”,展出了偷袭珍珠港、侵占缅甸的电动模型。大汉奸卖国贼汪精卫应日本大使、派遣军总司令的邀请参观了该展览。但这种“长他人之气”的展览,自开展以来便遭到国人的抵制。日本政府为了吸引观众,又在展区内增加了沐猴而冠、狗做算术之类的动物表演。尽管如此,但稍有爱国之心的人士也不涉足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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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抗日战争进入反击阶段。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1946年5月,蒋介石政府还都南京,玄武湖再次成为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南京市政府政治、文化活动的中心。市政府并拨款对园区内的建筑设施、园林绿化,进行了大规模的整治。拆除了日寇在玄武门修筑的堡垒,加宽了翠虹堤至梁洲的道路,并于玄武门至梁洲安装了50盏路灯。1947年5月,自来水管理处为玄武湖铺设550广告投资米自来水管道,增添了芳桥口和管理处院外两处水站,基本解决了当时玄武湖的用水问题。同年6月,中央广播电台在梁洲和翠洲装置了四只播音器,定时播报新闻和音乐等节目。10月,在梁洲辟建了市内第一所儿童阅览室,由市妇女委员会派员管理。11月,由教育部投资建造的一座式样新颖,呈半球型状的音乐台在翠洲落成,并配合“首都第一届菊花大会”投入使用。一系列的环境改造和新增加的设施,使战后的玄武湖逐步显得生气盎然。
随着玄武湖环境的不断改善,游人也日渐增多,达官显贵来此观光的车辆节假日已达百辆以上。车辆入园的问题,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1947年4月11日,《中央日报》“社会服务版”刊登了一条读者来信,说:“玄武湖是游览胜地,每逢节假日游人数以万计。唯公园里小汽车、吉普车来往拥挤,游客不胜躲避之烦。公园可容汽车任意驰奔,在世界上恐以五洲公园为唯一例外。请有关当局明令禁止。”同年9月,在市政府举行的参议会中,又通
过了董育华、吴凤鸣等人的提案:“所有汽、马、人力各车一律不准出城(玄武湖属城外),以清湖上空气。”
针对上述情况,市政府饬令园林管理处,在湖畔以灰线划出停车范围,不容许车辆驶入公园。同时,市园林管理处也加强了对公园内部的管理,要求职工“洁身自爱,以为他人表率,不得有败德毁纪情事。”园区内不允许使用自行车,违章者,驻卫园警将予阻止,并报请园林管理处,给予处罚。严格的管理条例,使得公园的环境井然有序,游人入园便有了安全感,再也不为横冲直闯的汽车而提心吊胆。
1947年12月9日,国防五厅厅长刘之瀚致函园林管理处:本厅将于16日下午6时,借贵处励志社翠洲招待所接待外宾,请届时允许车辆入园。按理说园林管理处处长梅成章完全可以顺水推舟,成全此事。因为按当时季节,下午6时公园里已基本无人,更何况是国防部的外事活动。但梅成章不为权势所动,依然按原则办事,他在来函中委婉地签署了:“因限于规定,歉难照办。”刘之瀚本想借玄武湖的湖光夜,讨国际友人之欢心,哪知却遭到梅成章的拒绝,只好另择他处。
民国期间,玄武湖一直免费供游人游览,除举办展览会、游艺会、音乐会等,方可酌情收
取入场费。由于严禁车辆入园,来此游览的人数明显增加。仅1948年1~5月,平均每日入园游客约2000人,其中人数最多的一天是4月4日星期天,当天游客量为89,470人。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7日,人民政府接管人员进驻玄武湖。在接管人员的指导下,玄武湖工作人员发动湖民,对园区内的一切设施、绿化进行调查、登记、更新,短期内使玄武湖焕发出青春的活力。在新中国的阳光沐浴下,玄武湖遂成为金陵山水佳丽地,成了载誉遐迩的“金陵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