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7月7日，北平华北日报社全体同仁欢迎周佛海、陈布雷、孙京德1948年11月14日清晨，笼罩在深秋寒意中的南京城里，无数人又惊又疑地读着当天的《中央日报》，上面以三栏长题刊载了一条新闻：陈布雷氏昨心脏病逝世
总统夫妇亲往吊唁明大殓
“此树婆娑生意尽矣”——陈布雷之死
人们怎能不惊疑呢？死者乃是国民党的“领袖文胆”、“总裁智囊”，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他追随蒋介石二十年，是最受宠信的“天子近臣”，他本人亦承认，“外间都说我在委座面前说话有效果”。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几天前还在出席“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并受蒋之托，负责草拟“战时体制纲领”。事先毫无征兆，怎么突然就撒手人寰？其中有何蹊跷？
果然，几天之后中央社就对外宣布，陈布雷是自杀身亡，“以死报国”。他留下的遗书也根据蒋介石的指令，由治丧会照相制版发表。遗书开篇就写道：“人生总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我的死，在我自身是不胜痛苦焦忧而死……看样子我的身体是无法好起来的，我此心永远在痛苦忧念之中。”
陈的死，让蒋介石极其悲痛。噩耗传来时，他立即中断会议，亲自赶到现场查看。大殓之日，他“偕夫人于上午十一时步入灵堂，亲临吊唁”，“在陈故委员遗像前，为渠二十多年来知己，默念约一分钟，始缓缓退出”，“挽‘当代完人’横匾一幅，悬挂灵堂上端”。在祭文中，蒋更作盖棺论定之语，盛赞“畏垒椽笔，逾百万师”，“综其生平，履道之坚，谋国之忠，持身之敬，临财之廉，足为人伦坊表”。
劲雨煦风
关于陈自杀的原因，一直都是争论的话题，时至今日仍然众说纷纭。有的认为陈患有突发性的抑郁症，无法解脱；有的说，陈是痛感国事之不可为，要对蒋进行“尸谏”；有的更传言，陈死前曾向蒋犯颜直谏，痛陈国民党权贵尤其是孔、宋两家的腐败，结果被蒋训斥，不堪其辱而死；蒋介石本人则在10年之后表示，陈布雷是因为听信他将下野的谣言，“愤慨之至而以死报国”。
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这个谜团，或可与王国维之死相提并论。各种说法可能都有所本，但恐怕都不是正解。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说：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 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Eidos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其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辨，故亦不及云。
陈布雷自青年时起，就真诚信仰三民主义，他担任编辑主任的《商报》，坚决拥护国民党，孙中山甚
至赞扬“可称为是忠实的党报”，其宣传比国民党自己办的报纸还更忠实。他一生受蒋介石的知遇之恩，恩遇之隆，无人能出其右，但他对蒋未必没有微词。他的“愚忠”，正是“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
当他自杀前的十几天里，辽沈战役结束，国民党47万精锐部队被全歼，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入关，包围平津，11月6日，“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开始，国民党军的主力即将损失殆尽。更严重的是，国民党政权人心尽失，南京、上海接连发生抢米风潮，金圆券迅速贬值，人民生活陷于绝境，上海经济督导员蒋经国向行政院长翁文灏辞职，被陈布雷寄予了最后一线希望的翁内阁也随之倒台。可以说，国民党政权已经是大厦将倾，陈所信仰的“主义”，再也得不到人民的拥戴。 故陈布雷的死，原不必以“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来解释，这个书生，注定了要和国民党政权以及这个政权所代表的“道统”的气运相始终。网络数据库
1928年7月，张、罗家伦、袁同礼、陈布雷、陈绍宽等在北平
1935年5月，陈布雷、袁嘉谷、谷稚晖游昆明翠湖
1928年8月，张静江、陈布雷等浙江省政府委员合影。陈布雷就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
长子代父、书生治家—陈布雷的家世
和几乎所有的蒋介石亲信一样，陈布雷是浙江人。原名训恩的他，少年时因面颊圆润，状如面包，而取笔名布雷（音谐bread），结果以笔名闻世。2013河南中招试题
这个大才子，身世孤寒。他的祖父、父亲都是茶商，生意往来于浙、赣之间。他生下来第二年的正月，母亲应氏就去世了。父亲陈依仁也只活到49岁。父亲生前，他在杭州浙江高等学堂读书，接受新思想，屡思出国留学，但是父亲都不同意，父亲去世之后，留下孤儿寡母十余口，食之浩繁，生之者寡，全靠他一支笔苦苦支撑。宗族的事务，也要他来维持。书生治家，实在难为他了，他有时候心里觉得委屈，就写信对朋友说：“今而后乃知书生之无用，余向日在校之所习，到乡村理家族事，一无所用之，而乡人所视为克家之条件，在余乃无一而备，非如小学生从头学起不可。”然而，他做事肯用心，又能大公无私，所以得到族人信服，他弟弟妹妹也得到极好的教育。 他一手带大的弟弟陈训慈，曾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长。1937年8月，日寇在金山卫登陆，杭州危在旦夕。文澜阁《四库全书》和浙江省立图书馆的大量珍贵图书亟待抢运。训慈先生毁家纾难，终于将文澜阁《四库全书》安全地运出杭州，抵达富阳，之后又千辛万苦地将《四库全书》运抵贵阳。训慈先生还负责把著名的宁波天一阁藏书抢救出来，运到浙南龙泉一个小山村。抗战胜利后，他又将这些珍贵图书文物运回杭州。今天我们在浙江图书馆古籍部能看到保存完好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就不能不为陈训慈先生的伟大精神所感动。
陈布雷对弟弟妹妹的教育也总有长远的考虑。弟弟陈训悆中学毕业后，被送去上海同文书院学习日文，陈布雷对弟弟说：“甲午战后，为中国大患者，北有俄罗斯，东则日本。民国以后，日本之谋我益亟，忧国之亡，以为欲谋御倭，必先通倭情，由语文而及其文物制度。”训悆果然不负乃兄所望，精通
日文，抗战中为国家多有贡献，后来曾任中央社总编辑、《中央日报》社社长，“其治事一清如水，而自奉一贫如洗”，有乃兄之风。陈布雷对弟弟讲的这番话，今天读来仍觉栩栩如生，仍然发人深思。
铁水预处理陈氏家族中还有一位值得一提的人物，即陈布雷的堂兄陈屺怀。这位老同盟会员曾主持了宁波辛亥光复事务，他一生办学、办报无数，而且特别提携自己的小从弟陈布雷。1910年屺怀与汤寿潜、戴季陶创办《天铎报》，陈布雷参加，当时就因文章得了大名；1920年屺怀又创办《商报》，陈布雷代主笔，在五卅运动中发表评论，“所有议论，均能在众中发生影响”，得到各方瞩目。当时中共方面不仅在《响导周刊》上转载这些文章，还曾打算争取他，按陈布雷的说法是，“对余等极尽拉拢之能事”；陈屺怀则向蒋介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