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大转变”时期的《人民日报》作者：刘建明来源：《新闻爱好者》2021年第10期 【摘要】新中国进入开天辟地的轉折时期，《人民日报》由解放区的党报变为指导全国工作的大报，担起负重致远的艰巨使命。为创建新型国家宣传开基立业，横扫官僚主义捍卫党的本，铲除蛀虫深挖根源，在批判中奠定国家意识形态，报道社会主义改造面临历史的检验……《人民日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坚韧地砥砺前行。 【关键词】党报的转变;党报为新中国奠基;报刊批评与反腐;党报的历史考验 越南国民党
新中国诞生之时，《人民日报》不断发出最强音，但也出现重大失误：1949年9月22日社论《旧了，新中国诞生了！》将苏联国旗当作新中国的国旗放在头题;29日刊登的国歌歌词——“最后的吼声”印成“最大的吼声”（开国大典当天的《人民日报》予以更正）;刊印的国旗带有黄边;发布领袖照片，将斯大林画像放在像之前;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称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1]中国已经改天换地，但《人民日报》把关人的政治意识却麻木迟钝。1950年1月，范长江被任命为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为副社长兼总编辑。范长江
uuv提出“实现《人民日报》战略上的大转变”，[2]顺利推进新中国的转折，生动展现改造旧世界的纷繁画卷。
印度长女的婚事
一、党报对新中国开基立业的宣传
由革命战争转向和平建设，领导解放区的党转向全国执政党，《人民日报》由解放区的党报转向指导全国工作的大报，开始担起负重致远的历史重任。范长江提出，《人民日报》要敢于独立思考、独立为人民负责、作出自己的决断，从空谈中解脱出来，推动党的工作，真正解决实际问题[3]。从1949年4月26日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那天起，《人民日报》（北平版）就翻开历史崭新的一页，向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将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没收官僚资本，有步骤地废除农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保护外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中国将大破大立、淘旧铸新，由满目疮痍的旧社会走向繁荣昌盛的新时代。
市场营销课程设计
《人民日报》接连报道每个解放的大中城市接管旧政权的步骤，没收官僚资本的进展与业绩：陆续收归国有的银行2400多家，接收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2858家[4]，为新中国奠定了经济基础。更重要的是，《人民日报》高频率地报道保护民族资本、稳定资本家和企
业主情绪，加速恢复生产。但出乎中央领导人意料的是，刚刚创办的许多地方党报同《天津日报》一样，一味揭露民营企业家的罪恶，鼓动工人同私营老板斗争，宣扬分光资本家的工厂和财产，加剧了民族资本家的惊恐。[5]1949年5月，中共中央批评指出：“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坏，不说资本家还有任何好处。”“不强调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只强调和资本家斗争，而不强调联合愿意和我们合作的资本家。结果就使资本家恐慌消极，陷于半瘫痪状态，完全没有生产积极性，许多资本家就准备停工歇业或逃跑。”[6]1949年7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纠正某些地方党报对民族资本家的错误态度，介绍刘少奇在天津对资本家的谈话，阐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复工的政策。9月29日《人民日报》刊发《天津工商业的恢复与发展》一文，指出正是在人民政府“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总方针的指导下，天津工商业自接管工作开始的半年来，逐渐恢复与向前发展。刘少奇的天津讲话逐渐解除了资本家存在的各种疑虑，提高了他们恢复与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工人们也认识到只有实行劳资两利的方针，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之后，才能使生活得到改善。[7]根据中央指示，《人民日报》抓住典型，提出解决劳资矛盾的唯一方法是双方建立合理的契约。1949年8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解决劳资纠纷的正确途径——论北平国药业劳资集体合同》，指出“这是北平市工人
设备维修管理系统和资本家，在人民民主政权之下，根据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建立正确的劳资关系的一个良好的开始”。
《人民日报》注重报道经济恢复的积极因素，以经济形势的新气象鼓舞资本家增强发展生产的信心。1949年9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消息说：“在大力支援上海工业的总目标下，西北、华北、华中的国棉，正大量运沪，维护生产;今年西北的陕棉特别好，产地较往年大，产量也增加了，这对上海的公私营纱厂是个喜讯。”20日又报道说，各产煤地区运往上海的煤正在增加。《人民日报》的正面报道，使上海工厂复工的越来越多。上海仍有些资本家心存不安和顾虑，陈毅亲自到企业规模较大的荣毅仁家拜访，邀请上海90多位私营企业家召开“产业界人士座谈会”，会上陈毅保证：“人民政府愿意帮助大家解决困难，大家共同努力，把生产恢复起来。”[8]不久，上海几乎所有企业开始复工复产。《人民日报》的报道保护了生产力，为共和国的经济恢复奠定了思想基础，对维护经济秩序产生了非凡作用。
在《人民日报》的推动下，新中国建立新的政治制度很快广为人知，赢得全国人民的拥护。1949年9月30日，《人民日报》头版用特大黑体标题报道了新中国各党派通过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10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社论，再次阐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社论阐述了新中国的行政体制是“基于民主集中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1950年9月12日，《人民日报》刊载谢觉哉做的《关于人民民主建政工作报告》强调，“人民民主制度必须深入到区乡，生起结实的根来，才能使整个社会建设有力的前进”。《人民日报》的报道与刊载的文件，奠定了新中国的政治框架，使全国人民树立了全新的政治观念和国家观念。
二、党报反映人民意见，横扫官僚主义
1951年5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对《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副总编辑安岗，新华社社长陈克寒、总编辑吴冷西，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副局长徐迈进和温济泽进行了一次谈话，他说：“请你们来，是想了解各方面人士和人民众对我们党、对党的政策
有什么反映，有什么意见。”“一张报纸要办得让人喜欢看。这是办报人应该研究的一门学问。《中央日报》连蒋介石都不爱看，老百姓不喜欢，我们的报纸不要办成《中央日报》，要办成老百姓喜欢的报纸。”[9]接着说，我们进城了，今后要更加注意各方面的人对我们的意见，不仅要注意赞扬我们的意见，拥护我们的意见，更要多听反面的意见，批评我们的意见，多注意把这些意见及时反映给中央。
任何新生政权都可能出现“李自成现象”，带领民众推翻了旧制度的压榨转身就重新压榨民众，这种“变质”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向全党发出警告。从党执政的第一天起，《人民日报》就注意党内可能出现这种“变质”现象，反映人民意见，果断地加以揭露。就在1949年10月1日开国盛典那天，《人民日报》上赫然出现一篇批评报道，题为《加强教育增进工农团结，华北人民政府严惩犯法员工;建屏某工厂员工欺压村民酿成命案，送法院究办》。该报道批评的是河北建屏县一家兵工厂非法将村长及农民捆绑吊打逼供，逼死村长的岳母，当事人被华北人民政府移送法院审判。1950年1月17日，《人民日报》又刊登《华北开始检查秋收工作发现负担不合理等问题急待解决 最好方法是开县区村人民代表会》一文，反映向农民征收公粮较多，加重了农民负担，个别地方甚至非法扣押农民。3月9日，《人民日报》刊登平原省濮阳专区农民在严冬交运公粮，粮站人畜拥挤，
农民与牲畜在冰天雪地露宿数天，冻死4人，冻伤5人，死亡牲畜百余头，批评粮站干部对此不闻不问。3月11日和15日，《人民日报》再次批评平原省收粮过程中浪费惊人，要求“对干部的强迫命令和军阀主义作风必须迅速给予应得的处分”。
为捍卫党服务于人民的本，1950年3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指出：“暴露缺点和错误，不怕被人民的敌人所利用、被反革命分子所利用吗？我们的回答是：我们不怕国内外敌人利用我们的缺点来攻击我们，因为我们自己承认与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正是消灭缺点，堵塞反革命利用我们缺点的机会。”对平原省等地收粮事件的一系列批评，使相关干部在报纸上做出检讨，责任人受到严厉处分。《人民日报》以横扫官僚主义的凌厉，向那些不关心人民命运的干部猛击一掌。
《人民日报》接连刊发批评稿件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4月22日，《人民日报》在一版显要位置刊登这一“决定”强调：“如果我们对于我们党的人民政府及所有经济机关和众团体的缺点和错误，不能公开地及时地在全党和广大人民众中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被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任务。”次日，《人民日报》发表
《坚决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和《加强报纸与人民众的联系》两篇社论，指出“这是一个足以大大促进国家民主化、改善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工作的严重的步骤”。尽管党中央发出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但压制人民呼声、独断专行的官僚作风仍在各地出现，甚至不容报纸批评，封锁众针砭时弊的呼声。1951年12月3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目发表了《上海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存在混乱现象》的批评信，该校领导花20亿元人民币（旧币）盖了一座大礼堂，在开学典礼时大肆铺张浪费。校长看到《人民日报》上这篇来信批评，指示追查投稿人，组织职工学生联名给《人民日报》写信要求更正。中央和华东局派出调查组进校核实，校长不接待、不理睬，态度十分傲慢。《人民日报》对该校校长压制批评发表了重要文章，经刘少奇修改题目定为《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该校校长最后被开除党籍。[10]1953年1月19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认真处理人民来信、大胆揭发官僚主义罪恶》的社论，激起众纷纷向党报揭发官僚主义的为非作歹，众来信大量增加。1950年4月，《人民日报》收到读者来信1674件，较3月增加一倍，5月则增加到2487件。[11]《人民日报》横扫官僚主义的锐气，激发了各界众的舆论监督意识，批评报道显著增加，1949年发表了347篇，1950年为753篇，1951年为1749篇，1952年为1741篇，1953年为1027篇。[12]
地方党报受地方党委的直接领导，隶属关系和报道权限往往使报刊批评陷入死局。《人民日报》辩证地看待党报的管理格局，张榜表扬那些敢于批评当地官僚主義的地方党报：比如《东北日报》在“东北全区商业部门造成一个众性的批评运动，从而使报纸的批评真正成为推动工作前进的动力”;《新海南报》设立《坚决向抗拒批评，漠视众意见的官僚主义作风作斗争》专栏，“发动广大干部众，造成全海南地区的众性的批评运动”;西安《众日报》设立批评专栏，“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比较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展开了自下而上的批评”。[13]1953年2月1日，《人民日报》在《各地报纸展开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的新闻述评中，号召“必须迅速克服编辑部的自由主义，加强报纸的战斗性”。该文指出，在报纸上的批评开展得不好或不很好的，有《南方日报》《安徽日报》《河北日报》等。这些报纸有的也揭发了某些典型的官僚主义或违法乱纪的事例，但都是在处理有结果后当作案件发表，表现出了很大的软弱性。《人民日报》提倡，党报批评不是照抄照转已经处理的坏人坏事，那不是报纸批评，而是报纸“转载批评”。真正的党报批评要求编辑部深入生活、采访众，主动发现官僚主义的事实及危害，及时把它揭发出来，让党和众知道事情的严重性。“照抄照转”的报刊批评是一种处事圆滑、敷衍了事的舆论监督，放弃了党报的原则性和战斗性。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日报》及一些地方党报主动“出击”，揭露官僚主义，吸引广大读者关注各级党委如何改进工作。
三、党报反腐追责，在铲除蠹虫中奋进
党内的违法乱纪不仅有官僚主义，还有一批蛀蚀新中国根基的蠹虫，时刻都在败坏党的形象和威望。《人民日报》揭露出来的一些罪恶现象让人们大吃一惊：如不同腐化分子作斗争，党的生命必将有一天被断送。1951年11月，刘青山、张子善的腐化堕落在河北省党代会上被揭发出来，12月河北省众投书《人民日报》质问该省最高领导：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行贿已有一年之久，这样大规模地盗窃国家财物，天津专区早已风言风语，为什么河北省领导长期没有发觉？《人民日报》登出这封来信，亮出党内高官“进京赶考”的落败，提出腐败背后的怪象。
穿墙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