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及个案描述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加速，我国城镇化经历了一个起点低、速度快的发展过程：1978~2013年，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7.3亿人，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3.7%，年均提高1.02个百分点；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
658个，建制镇则从2173个增加到20113个。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在促进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全面提升、实现有效内需扩大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指出，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进一步加深，201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3.26%，比2000年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8.87%，上升1.91个百分点；截至2012年底，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达2273万人；2025年之前，高龄老年人口将保持年均增长100万人。正如学者翟振武（2012）所言，在经历了人口迅猛增长的时代以后，中国人口又面临着一场新的重大挑战——老龄化。在老龄化日益加深的转型社会，新型城镇化遭遇人口老龄化，使得老年人 成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利益体；然而，当前我国对新型城镇化浪潮下的老年人体关注不足，对不同老年体的社会需求未能引起足够重视，尤其是农村地区，由于养老设施不足以及人口外流导致的空巢化，使得老年人的社会问题更加突出。
社会隔离是指由于体间缺乏社会互动而导致的社会体隔阂和疏离的现象，包括制度性隔离、区位性隔离及主观认同偏差导致的自我隔离，可见导致社会隔离的原因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同时，被隔离者也会策略性运用自身资源应对社会隔离。文章重点关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老年人这一特殊体的社会隔离现象。从2005年起，河南省新乡市逐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将全市原有3571个行政村规划整合为1050个新型农村住宅社区。笔者所调查的社区是新乡市WB区 Y社区，它是一个新型农村住宅社区，由XL村、LF 村、FA村、TF村、LA村5个行政村规划整合而成，社区规划容纳1048户，总人口4101人。从性别结构看，男性2125人，占总人口的51.82%，女性1976人，占总人口的48.18%；从年龄结构看，Y社区居
从村落到社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老年人社会隔离研究
——以河南省新乡市Y社区为例
田鹏，陈绍军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京210098）
摘要：基于对河南省新乡市Y社区的个案研究认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老年人体发生了社会隔离。这种社会隔离体现在制度、社区、家庭、自我四个维度，集体失语导致制度隔离，社会资本流失和国家在场导致社区隔离，代际关系嬗变导致家庭隔离，身份标签化及自我认同困境导致自我隔离。老年人社会隔离的应对策略为拒绝搬迁和跟儿子走。提出了老年人社会融合的路径：构建老年人利益诉求的制度吸纳机制；重塑社区公共空间，构建老年人社区行政吸纳机制；积极探索农村老年人居家照顾新模式，通过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促进老年人社区融合。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老龄化；社会隔离；路径重建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0672（2016）04-0075-07收稿日期：2015-10-21
基金项目：本文是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型城镇化社区变迁及秩序重建研究”（15BRK00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田鹏，男，江苏镇江人，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乡社会学；陈绍军，女，安徽合肥人，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授，研究方向：城乡社会学。
胶原蛋白酶
DOI:10.15884/jki.issn.1007-0672.2016.04.012
民平均年龄43岁，最小年龄2岁，最大年龄88岁；从劳动力结构看，Y社区中劳动力人口（16~59岁人口）为2487人，占总人口比例为60.64%，老年人口（60岁及以上人口）为515人，占总人口的
12.56%；从民族结构看，Y社区中大部分为汉族居民，占99.42%，回族占0.32%，蒙古族占0.11%，满族占0.2%；从户籍性质看，1048户中农村户籍为1042户，占总户数的99.43%，城市户籍6户，占总户数的0.57%；从文化程度看，Y社区4101人中，文盲110人，占总人口比例为2.68%，小学728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7.75%，初中1938人，占总人口比例为47.26%，高中/中专1241人，占总人口比例为30.26%，大专及以上84人，占总人口比例为2.04%；从职业结构看，Y社区中农民占80.30%，个体经营户占6.50%，自由职业者占12.2%，失业待业占0.70%，学生占0.10%；从收入结构看，2014年Y 社区居民家庭总收入5000元以下的90户，占8.58%，5001~10，000元169户，占16.13%，10，001-15，000元148户，占14.22%，15，001~20，000元150户，占14.31%，20，001~30，000元28
8户，占27.48%，30，00，1元以上203户，占19.37%。2014年12月至2015年3月，笔者自先后2次前往新乡市调查，选取Y社区进行个案研究。调查方法上，一方面，进入现场对其进行实地考察和深度剖析，以开放式访谈、座谈会等形式深入了解当地老年人社会交往方面的内容，尤其关注老年人在此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对老年人家庭成员进行深度访谈，考察老年人家庭内部互动过程，同时对各级政府部门负责人进行访谈，了解新型城镇化这一国家工程的设计理念和实施机制。
二、从制度隔离到自我隔离：老年人社会隔离的发生机制
从“生命历程”角度而言，进入老年期后，随着年龄增加，个体逐渐与其所嵌入社会网络发生“脱嵌”，表现为社会关系网络逐渐收缩，社会交往预期下降。因此，作为一种社会化过程的自然规律，老年人发生社会隔离的概率高于其他社会体。而从人口迁移角度看，新型城镇化则是一种生活空间的转换，即是从传统自然村落到现代城市社区的转变，其实质是社会网络的“脱嵌”和“再嵌入”过程，即传统村落社会网络断裂和新社区社会网络重构。
blc（一）制度隔离：集体失语下的利益表达困境
作为一项国家工程，新型城镇化的实践离不开一系列社会政策的实施，在其实践过程中则表现为一系列社会制度——比如土地制度、集体资产分配制度等——的共同作用。同时，由于老年人的集体失语，导致其在从村落到社区的过程中出现利益表达困境，由于社会制度未能有效吸纳老年体的特殊
WINXP总管利益诉求，从而导致制度隔离。
2011年9月28日，国务院下发的《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国发〔2011〕32号）明确提出：“推进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农村人口定居规模相挂钩的试点工作。”2013年2月，河南省制定了《河南省人地挂钩试点工作管理办法》（豫国土资发〔2013〕8号），开始推动河南省内各地市推进“人地挂钩”试点工作。2013年6月，新乡市制定了《新乡市人地挂钩试点工作管理办法》。2013年12月18日，Y社区制定了《Y社区总体规划》，提出为包括贫困户、老年人、妇女户主等弱势体提供必要辅助措施，即在Y社区内建设经济适用房，并提供相关优惠政策，帮助贫困体入住新型社区。
新乡市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是建立在“人地挂钩”这一特殊制度创新基础之上的。新乡市“人地挂钩”政策的核心要素主要包括“人”“业”“地”“钱”四个部分，其中，“人”是指“人地挂钩”中实现挂钩的那部分人，也涉及指标产出地的相关农村居民；“业”是指“人地挂钩”政策实施的动力，是产业发展对就业人口的吸纳，涉及新型城镇化社区农村居民的就业保障；“地”是指“人地挂钩”中的建设用地挂钩指标，也涉及指标产生的那部分农村建设用地和指标落地使用的地块；“钱”则主要包括筹集的实施资金和指标交易产生的收益。“人”、“业”、“地”、“钱”四者之间相互关联，形成一个关系网络。以“地”为例，新增人口规模为挂钩的指标规模提供了依据，而流转的指标则满足了吸纳新增人口的用地需求，这是“地”和“人”的相互关系；“地”与“钱”的关系为土地综合整治产生了可交易的指标，而指标价款反过来又可以用于开展土
地综合整治；在“地”和“业”的关系中，产业的发展产生了新增用地需求，而“人地挂钩”指标则满足了产业的用地需求，保障了产业的
发展。
笔者在实地调研中发现，很多老年人之所以不愿意搬迁至Y 社区入住，主要是担心无法适应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如离自家田地太远、对新社区居民不熟悉、难以融入新的社区环境、年纪大了腿脚不便、上下楼梯不方便等。对于配有电梯的楼房，他们的顾虑则是不会使用电梯，害怕停电等突发事件导致被困电梯等。
从上述一系列政策、制度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家重视和关注的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土地的经济效益、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程度、农村消费需求的带动效应和投资需求、产业规划、新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农民搬迁入住率等问题，其关注焦点往往集中在物质层面。一方面，以产业规划带动农民身份转
型的新型城镇化不仅仅是生活空间转换，即从传统村落搬迁到新型城市社区，更重要的是这种空间转换导致的社会影响，如社会关系网络“断裂”、家庭生计模式转变、居住空间格局变迁等；另一方面，由于传统村落权力式微及家庭公共事务决策权的下移，导致老年人在社区公共事务和家庭决策中处于边缘地位，其利益诉求未能引起足够重视，因此，制度层面的边缘化使老年人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极易发生制度隔离。
（二）社区隔离：国家视角下的新型社区罗伯特·帕克认为，人类社区具有三个基本特性——在一定地域范围内被组织起来的生物体，彼此生活在一个共生性的相互依存关系中，对这一地域范围内的资源展开竞争——，因此，每个社区都有其相对固定的结构，社区结构的形成是社区内各体之间一种均衡的结果（蔡禾，2003）。竞争性是人类社区的基本特征之一，作为一种企图改善人类状况的国家工程，新型城镇化社区也是一个竞争性的社会生活空间，不同利益
体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展开博弈；但由于老年人在社区权力分配中缺乏话语权，致使其在社区规划和社区公共事务决策等方面亦处于边缘化地位。
问：“平时如何打发空闲时间？”
Y 社区Z 大妈：“社区没有为老年人提供娱乐设施，整个社区只有一个篮球场和一些健身设施，都是年轻人在打篮球。以前在村里还能经常到邻居家串门，现在大家都各奔东西。Y 社区又是几个
村的人共同搬进来组成的，老人之间彼此都不熟悉。原来我们村的老人基本都不和儿女住一起，都单独住在经济适用房里面，所以我平时也不到人说话，就在这里晒太阳打发时间。”
从Y 社区Z 大妈的叙述中可知，Y 社区在进行社区规划时并未考虑老年人的社会交往需求，没有为其提供必要的娱乐设施；同时，Y 社区是几个不同行政村共同组成的新社区，老年人彼此并不熟悉，基于地缘关系形成的社会网络难以重构，因此只有通过晒太阳这种方式来消磨闲暇时间。政治人类学家詹姆斯·C ·斯科特（2011）认为，极端现代主义导向的国家视角，导致“现代国家机器的基本特征就是简单化，国家的简单化就像是张缩略的地图，它并未成功地表达其所描述的真实社会活动，其目的也不在于此，而是表达官方观察员所感兴趣的片断。”因此，作为一项国家视角下的社会工程，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社区规划忽略了地方性知识及人类需求的多样性，尤其是忽略了作为脆弱体的老年人之需求（如心理层面的情感需求和精神层面的社交需求等），从而进一步导致其体性孤独。一方面，社区规划未能提供老年人需求导向的公共空间，如老年人活动中心，客观上降低了老年人的社会交往预期和社区融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为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提高新型社区入住率，新乡市提供了针对老年人特殊居住需求的经济适用房，这直接导致了老年人居住空间的隔离，进而导致其心理层面的社会隔离。
（三）家庭隔离：现代性冲击下代际关系的嬗变
中国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使家庭在老年人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一方面，家庭为老年人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使其老有所养；另一方面，家庭也是老年人情感的归属地，是其日常生活和情感表达的主要场所。对于农村老年人而言，家庭更是在老年人的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渗入和村落传统孝道文化的式微，家庭内部代际关系逐渐发生嬗变，代际资源分配明显向下一代倾斜，老年人在家庭事务决策中处于边缘地位。农村代际关系嬗变直接表现为老年人独居比例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主动选择独居，这样既满足下一代居住空间私密化的
需求，也避免了共同居住所产生的家庭矛盾。
问：“为什么不和儿子住一起？”
30过氧化氢Y社区T大爷：“我们也没办法，儿子和儿媳妇都想要单独的一套房子，当时拆迁只补偿给我们一套120多平米的房子，只能给儿子住。我们没有固定收入，只能申请政府提供的经济适用房。”
问：“搬过来住以后，儿子经常过来看你们吗？”
T大爷：“过来是经常过来，但是每次都是坐一会就走，偶尔在我这里吃饭。孙子也不住在这里。现在就觉得来看我们就像走亲戚一样，感情不如以前在农村住在一起的时候那么亲近了。”
新乡市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老年人居住模式大致分为四种：独居于由政府提供的经济适用房；独居于出租房；独居于政府提供的安置房；与子女共同生活于政府提供的安置房。但随着提前分家与“从父居”的消亡，很多老年人主动选择核心家庭模式（阎云翔，1998）；同时，随着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比例的增加及大量农村青年主动选择外出就业和定居，农村空巢老年人的比重仍在一步增加（王跃生，2006）。Y社区许多老年人选择独居于政府提供的经济适用房，如果未能申请到经济适用房，他们往往会选择自己租房。新乡市也针对老年人独居意愿增强这一现象，为老年人提供小户型经济适用房，重点解决老年人居住问题，从而加快新型城镇化社区建设推进速度。但老年人居住空间隔离会造成家庭情感功能淡化，如上一案例中，代际互动的仪式化，导致T大爷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而更多地感觉是一种工具性的“走亲戚”。因此，老年人居住空间隔离折射出农村代际关系正在发生嬗变：一方面，代际权力发生转移，随着传统村落孝道式微及国家的“撤出”，老年人在家庭中的权威逐渐丧失其社会基础，从而直接导致老年人家庭导向的利益诉求无法得到满足；另一方面，由于青年人经济独立，传统的代际交换关系和互惠原则发生崩解，老年人独居现象日益明显（郭于华等，2001）。在Y社区中，很多老年人在选择经济适用房时首先是因为考虑到满足子女居住需求，而让子女选择大户型
安置房。因此，作为一种社会事实，老年人居住空间隔离导致传统家庭居住模式变迁，从而使得家庭情感功能淡化，对此本文称之为“家庭隔离”。
（四）自我隔离：“标签化”导致的认同困境
老年人自我隔离是指由于老年人身份的“标签化”，导致其社会交往预期下降、社会网络自我收缩的一种自愿性社会隔离，即这种自我隔离是由于老年人的自我认同偏差导致的。自我认同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状态，而是主体与其所处社会情境互相建构的动态过程。日常生活中，老年人被标签为一种弱势性存在，如身体衰弱、缺乏劳动能力、收入低下、生活不能自理等，这往往容易使老年人陷入自我认同困境，从而导致自我隔离。
问：“为什么会觉得生活在一起是增加儿女的负担？”
Y社区L大妈：“原来孙子上小学时我们老俩口还能帮忙照顾，现在孙子上中学了，住在学校里，不需要我们照顾了。我们又没有退休工资，生活在一起肯定增加儿女的经济负担，我们老两口现在单独居住也很开心。”
从L大妈的叙述中可知，她将自己视作下一代的负担。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老两口没有退休金，也不能为家庭创造经济价值；另一方面，生活习惯的不同使其选择与老伴儿独自生活，这样不但可以
满足下一代的住房需求，也能减少日常生活中的矛盾。另外，孙子独立生活也使她觉得自己在儿子家中失去了价值。在这里，L大妈的自我认同出现了偏差，她将自己视作家庭累赘和儿女负担，为不增加儿女负担而主动选择独居，将自己圈定在自我的世界里。本文将这种因老年人自我认同困境而主动选择的自愿性隔离称为“自我隔离”。
读心术揭秘三、老年人社会隔离的应对策略：一种主位式考察
作为一种主体性存在，老年人面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隔离并非束手无策，而是会通过主体性表达以实现困境中的自我平衡。一方面，作为“被标签化”的弱势体，他们积极利用道德舆论，在与国家博弈过程中占据道义制高点，并通过“诉苦”的方式（郭于华等，2006），将个人困境“问题化”为政府议事日程，即将个人困境与社会公共问题相联系，以博得党和政府的同情（应星等，2011）；另一方面，作为理性行动者，他们会在无法改变自身处境（如传统村落长老权威衰落、家庭事务决策权下移等）的情况下，主动选择放弃家
庭事务决策权。
（一）拒绝搬迁：弱者武器的策略性运用作为一种“弱者的武器”（詹姆斯∙C.斯科特，
2001）之策略性运用，拒绝搬迁是老年人面对国家
强权时的一种应对策略。一方面，在缺乏话语权时，老年人策略性运用弱势体这一特殊身份，占据道义制高点，将国家这一强势体置于道德困境之中，即国家权力既不能对老年人施加任何强制性措施，也不能因部分老年人拒绝搬迁而影响城镇化社区建设进度，从而实现用另一种方式表达自己的需求；另一方面，老年人在利用身份优势时也必须权衡与国家权力公共性之间的关系，即如何做到“踩线而不越线”，如何不断“问题化”其处境及合法化自身行动，是老年人弱者武器的策略性运用不得不面对的两难困境。
问：“为什么选择拒绝搬迁？”
Y 社区Z 大爷：“我不是不愿搬迁，实在是没有
办法，搬到新社区去我也住不习惯楼房，又没有退休工资，光靠政府一个月300元生活费没办法生活下去。”
问：“镇里和村里没有来做思想工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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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大爷：“以前经常过来，劝我搬迁，答应适当
提高补偿标准，我坚决不同意。搬到新社区就不能再种田种地了，到时候生活来源怎么办？所以
我不愿意搬迁，政府也不能把我一个老头子怎么样。”
从Z 大爷的叙述中我们发现，他之所以不愿意搬迁，主要是因为搬迁后他将丧失生活来源。在农村，老年人因并无过多额外开支，可以靠种田种菜满足日常生活需求，但搬迁后就只能依靠政府提供的养老金生活，而且还会增加很多额外开支。因此，正如詹姆斯∙C.斯科特（2001）所言，农民日常生活遵循着“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其经济生活表现出典型的“道义经济”，农民家庭的经济活动仅仅是为了满足最基本的日常消费、维持最低生存底线、保证家庭成员安全等，其最终目的仅仅是降低生存风险，而非表现为经济理性人所追求的经济利益最大化。正如Z 大爷自己所言，光靠政府一个月300元生活费是无法生活下去的。同时，他之所以选择不搬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儿女不在身边，可以不用考虑下一代的住房需求。正因为不用考虑儿女住房需求所导致的家庭
内部舆论压力，Z 大爷也不必面临村落公共舆论的压力及村落家庭道德的制约。因此，在不能满足其生存需求时，Z 大爷选择拒绝搬迁。此外，他还利用老年人的特殊身份及“政府也不能把我一个老头子怎么样”这样一种怀柔策略，营造对其有利的舆论氛围。只是，这种主体性利益表达和拒绝搬迁行为需要不断再生产其合法性，因为一旦所有村民都选择搬迁后，Z 大爷就会面临“阻碍国家政策实施”这种
舆论压力和道德困境。
（二）“跟儿子走”：代际资源分配的下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家庭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父系父权家庭制度正在消亡，代之以一种家族成员间更为平等和独立的家庭制度。与传统意义上的家庭相比，在这种新型家庭关系中，纵向亲子关系已经让位于横向老少夫妇并行的双轴，这直接导致了老年人家庭地位边缘化及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吴小英，2008）。正如人类学家阎云翔（2009）所言，无情的市场经济逻辑和沉默的公众舆论，导致传统村落孝道衰落，代际关系的互惠性和平衡性被打破，农村老年人无论在日常生活资源分配还是在居住空间分配权上都处于衰落状态。因此，在传统农村家庭代际关系重心下移的背景下，代际资源分配被严重扭曲，老年人无论在家庭还是在社区的地位均被边缘化，而此时，“跟儿子走”是大部分老年人出于被迫的“主动”选择。
问：“为什么选择跟儿子一起搬迁？”Y 社区S 大妈：“我儿子和儿媳妇都希望到新
社区去生活，这样孙子上学就会很方便，他们上下班也方便多了。再说他们以前就打算在县城买房，我们老人就只能跟着他们搬走。现在家里都是以年轻人的生活为重心，老人已经不做主了，不能因为自己的原因影响儿女的生活，这在我们村里是要被说闲话的。”
S 大妈认为，她选择搬迁是考虑到儿子想住进
新社区，这样既能方便孙子上学，也方便儿子儿媳上下班。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她怕由于自身原因影
响儿女生活而被村里人“说闲话”。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闲话”是一种“在村庄内平等的个体之间自由评说的言说权力，这种言说权力会形成村庄的公共舆论，这种公共舆论会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个体行动或集体行动，这种公共舆论及其背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