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军
摘要：唐代山东地域四大士族即唐代生活于今山东地域内的清河崔氏［1］、兰陵萧氏、琅琊王氏、琅琊颜氏四大文化士族。受唐代不同时期政治局势、入仕途径及各帝王施政方针等变化因素的影响，四大士族在唐代的政治影响力也经历了从初唐的相对沉寂到盛唐时蓬勃发展和中后唐稍有回落以至晚唐短暂回光返照局面的变化。地域分布上兰陵萧氏、琅琊王氏、颜氏聚居于沂州，清河崔氏大小房聚居于清河武城，南祖房、青州房则分居于齐州、青州。有唐一代四大山东地域士族人才辈出在今山东地域内始终具有显赫的政治、文化影响力。 关键词：唐朝 山东地域 清河崔氏 兰陵萧氏 琅琊王氏 琅琊颜氏
士族是中古史、社会史、家族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当今史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学界对唐代山东士族［2］的研究已取得令人可喜的成果，如台湾学者毛汉光在氏著《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南洋电机3］中《中古山东大族著房之研究》、《中古大士族之个案研究——琅琊王氏》、《隋唐政权中的兰陵萧氏》等文对山东大族在唐代的发展演变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做了
裂隙制造者
重要论述。李光霁《简论唐代山东旧士族》［4］则从政治和社会角度对唐代山东旧士族的政治势力进行研究。李建华《唐代山东士族与文学》海南第二中学［5］、曲洋《唐代山东士族家庭文化研究》［6］又从文化角度对山东士族进行了深入分析。此外对清河崔氏、兰陵萧氏、琅琊王氏、琅琊颜氏家族的个案研究亦取得了突出成就［7］。但学界对唐代今山东地域范围内士族的研究却较为薄弱。杨荫楼、王洪军《齐鲁文化通史•隋唐五代卷》［8］是关于隋唐五代齐鲁文化研究的当代力作，其中对山东地域士族进行了整体概述，但因篇章所限对该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以上方家的相关论述对本文的探讨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与启发。笔者试以《旧唐书》、《新唐书》两部正史中入传的四大山东地域士族官员及其他山东籍入传官员为研究样本，运用数据统计的方法加以分析。纵向上以四大山东地域士族在唐代各时期入仕、宰辅任职情况等来探讨山东地域士族的仕宦起伏脉络，横向上通过山东籍官员及宰辅的地域分布情况和四大山东地域士族成员的文化成就探讨其对今山东地域的影响，进而呈现崔、萧、王、颜四大山东地域士族在唐代的发展概貌。因笔者学力粗浅，不足纰缪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粽子唐代山东地域四大士族仕宦脉络分析
崔、萧、王、颜四大山东地域士族在唐代的仕宦情况与唐代各个时期的政治形势、选官制度、帝王施政方针等因素的变化密切相关，为更好的呈现不同时期四大士族的仕宦情况试将唐代分为高祖到高宗时期、中宗武后到玄宗时期、肃宗到文宗时期、武宗到哀宗时期四大阶段加以分析。
（一）高祖到高宗时期——唐前期
唐前期山东崔、萧、王、颜四大士族中共有13名官员入传，占唐代山东地域四大士族入传官员总人数的19%。唐前期山东地域四大士族中仅有萧瑀一人拜相，占四大士族拜相人数的4%，且该时期琅琊王氏家族没有入传官员。由此可见唐前期是山东地域四大士族在唐代发展史上的相对沉寂时期。
造成唐前期山东地域四大士族政治势力相对沉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沉重打击。农民起义军“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 ［9］；世家大族的田庄多“通庄并毁”。 ［10］从而使唐代前期山东地域四大士族的政治经济实力受到很大削弱。其次，唐朝是在关陇士族集团的支撑下建立起来的，唐朝初期关陇士族集团居于政治统治的核心，唐初统治者实行关中本位政策而对山东旧士族实行抑制政策。如“太宗尝言及山东、关
中人意有同异，行成正侍宴，跪而奏曰：‘臣闻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若如是，则示人以益狭。’”［11］此外太宗、高宗朝还分别修订《氏族志》和《姓氏录》意在崇扬今朝冠冕，压抑山东旧士族。对此唐太宗曾明确表示“我今定氏族者，诚欲树今朝冠冕，何因崔干尤为第一等，只看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代以前，只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级，宜一量定，用为永则。”［12］第三，唐代前期官员的任用选拔多以门荫为主，其受益者多为在建立大唐王朝中立有卓越功勋的关陇世家大族子弟。而此时大部分山东旧士族多自矜门阀，“初，武德中，天下兵革新定，士不求禄，官不充员，有司移符州县，课人赴调，远方或赐衣续食，犹辞不行。”［13］游离于唐朝政权之外。
当然，在崔、萧、颜家族之中，已有成员较早的加入到唐政权的建立、巩固过程中并立有功勋，他们虽人数不多，但却为其家族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崔义玄大业末即投奔李渊，在建唐及平叛中屡建功勋；“高宗之立皇后武氏，义玄协赞其谋。及长孙无忌等得罪，皆义玄承中旨绳之。寻卒，赠幽州都督，谥曰贞。则天时思其功，重赠扬州大都督，赐其家实封二百户。”［14］其子神基因其功勋得以入相，神庆“则天以神庆历职皆有美政，又其父尝有翊赞之勋，甚赏慰之，擢拜并州长史。”［15］萧瑀高祖、太宗两朝名相，卒后赠司空、荆州都督，赐东园秘器，陪葬昭陵；其子萧锐得以嗣其封爵并尚太宗女
襄城公主。颜师古太宗朝擢拜中书侍郎，封琅琊县男，考定《五经》，其渊博学识为诸儒所叹服。
可见此阶段崔、萧、王、颜四大山东地域士族在仕宦上虽不显赫，但也绝非默默无闻，正处于重新崛起的奠基阶段。此外唐前期山东地域士族入传官员在入仕途径上多以投诚受封与恩荫方式为主。
（二）中宗武后到玄宗时期——盛唐期
盛唐时期山东地域四大士族入传官员共20人，占四大士族在唐代入传官员总人数的29%。四大士族官员在此阶段共有7人拜相，占其拜相总人数的29%。从以上数据中可以看出盛唐时期为山东地域四大士族在唐代的蓬勃刘西文发展期。
以上局面的出现一方面归因于盛唐时期帝王对山东旧士族态度的转变，另一方面则是科举制在该时期已发展为唐代主要的选官途径，使崔、萧、王、颜四大士族子弟凭借其深厚的家学文化在科举入仕中占有更大优势。
武后掌权后原处于统治集团核心的关陇士族集团遭到沉重打压，同时扶植大批文士进入统
治集团核心，这其中就包含一批山东地域四大士族官员。清河崔氏家族的崔神基、崔詧，琅琊王氏家族的王方庆、王璿皆相武后。武后到玄宗时期为唐帝国文化的繁盛时期，该时期帝王皆重视对文学之士的选拔与任用，这无疑为山东地域的四大文学士族子弟入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氛围。
笔者以为盛唐时期山东地域四大士族在政治上呈现蓬勃发展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随着科举取士的兴起四大士族子弟凭借其优美家风、严格家教和深厚家学形成的科举优势。钱穆先生曾论及世家大族“所希望于门第中人，上自贤父兄，下至佳子弟，不外两大科：一则希望其能具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此两种希望并合成为当时共同之家教，其前一项表现则成家风，后一项之表现则成家学。”［16］陈寅恪先生也认为“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17］该时期四大士族官员中不乏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如崔融“为文典丽，当时罕有其比，朝廷所须《洛出宝图颂》、《则天哀册文》及诸大手笔，并手敕付融。”［18］王绍宗“少勤学，遍览经史，尤工草隶。性淡雅，以儒素见称，当时朝廷之士，咸敬慕之。”［19］萧颖士“四岁属文，十岁补太学生。观书一览即诵，通百家谱系、书籀学。开元二十三年（735），举进士，对策第一。”［20］
对盛唐时期四大士族20位官员入仕途径的统计中发现此时科举入仕已成为四大士族官员的主要入仕途径。20人中有入仕途经记载者12人其入仕方式如下表所示：
表1 中宗武后到玄宗时期山东地域四大士族官员入仕途径表
入仕方式 | 科举 | 荫补 | 举荐 | 征召 |
人数 | 8 | 2 | 1 | 1 |
比例 | 67% | 17% | 8% | 8% |
| | | | |
“三百年来，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室，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21］可见此时科举对士族之功用。
夏炎认为，“家传文化的政治功用除体现在入仕方面外，还表现为入仕后转化为家族从政的有力工具，在家族发展过程中，清河崔氏将自身的文化学识成功的运用到南北朝隋唐政治实践中，在历代政治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22］可见唐代士族深厚的家学文化在其家族政治势力发展中的作用。
（三）肃宗到文宗时期——中后唐期
中后唐时期崔、萧、王、颜四大士族共有19位官员入传，占唐代山东地域四大士族入传官员总数的28%。此阶段四大士族共有6人拜相，占四大士族拜相总人数的25%。此外，肃宗到文宗时期共83年，时间跨度较长。故从以上数据中可以看出中后唐之际是崔、萧、王、颜四大山东地域士族在唐代发展史上的稍有回落期。
促成这一局面出现的原因一方面在于科举选官仍为中后唐时期朝廷选官的主要途径，使四大士族子弟可以继续凭借其家学渊源和个人勤奋攻读入仕猎取高位。另一方面随着关陇集团的衰落和盛唐时期四大士族成员中7人位至宰相的政治影响，使中后唐时期四大士族子弟还可以凭借恩荫方式入仕。此外，笔者十分赞同李建华在其博士论文《唐代山东士族与文学》中提出的观点即唐朝帝王在德宗以后多重视礼法，因山东世家大族多以儒学传家，家族成员多具有深厚的儒学功底，因而在该时期得以重用。如唐德宗深尚礼法，“谅简中召韩王食马齿羹，不设盐、酪.皇姨有寡居者，时节入宫，妆饰稍过，上见之，极不悦。异日如礼，乃加敬焉。”宪宗酷似德宗，好礼法，重士族。宪宗是在“永贞革新”后依靠山东士族的力量登上位的，宪宗将朝中大权交给山东高门，造就了中唐的“元和中兴”。文宗崇文，好儒学。史载“(文宗)尚贤乐善罕比。每宰臣学士论政，必称才术文学之士，故当时多以文进。”［23］故唐中后期四大山东地域士族在唐代发展史上仍具备较强的政治势力。但另一
方面，中后唐时期藩镇割据林立，各强藩在其势力范围内掌控地方政治、经济、军事大权，各地人才也多被其收入藩邸。唐中后期淄青镇控制今山东大部分地域，四大山东地域士族子弟固然被列入其收罗范围。而此时唐王朝实力大为削弱，财税、人才也多来源于其直接控制地区。“大唐帝国之形式在此奉长安文化为中心、恃东南财赋以存立集团之中，其统治阶级为此集团所占据地域内之二重人：一为受高深文化之汉族，且多为武则天专政以后所提拔之新兴阶级，所谓外庭之士大夫，大抵以文辞科举进身者也；一为受不深之蛮夷，或蛮夷化之汉人，故其人多出自边荒区域” ［24］故唐中后期山东地域四大士族入仕中央人数较少，在唐代发展史上呈现稍有回落趋势。
唐中后期山东地域四大士族在入仕途径上呈现出不同特点。科举入仕在崔氏家族成员中占绝对支配地位，在5名有入仕途径记载的崔氏家族入传官员中科举入仕者有4人占80%。兰陵萧氏家族官员也以科举入仕为主，其7名传官员中有入仕途径记载者6人，其入仕途径分布如下表：
表2 肃宗到文宗时期兰陵萧氏家族官员入仕途径表
辉光放电光谱仪入仕途经 | 科举 | 荫补 | 举荐 |
人数 | 3 | 2 | 1 |
比例 | 50% | 33% | 17% |
| | | |
琅琊王氏家族在唐中后期有4人入传，其中3人有入仕途径记载，行伍晋升者2人，荫补1人。琅琊颜氏家族此阶段3人入传，全为恩荫方式入仕。总体上看，唐中期17名有入仕途径记载的四大士族入传官员中以科举入仕者有7人占总数的41%，可见唐中后期科举入仕仍是山东地域四大士族的主要入仕途径。
（四）武宗到哀宗时期——晚唐期
晚唐时期四大山东地域士族共有17名官员入传，占唐代四大士族入传总人数的24%。晚唐时期四大山东地域士族共有10人拜相，占唐代四大士族拜相总人数的42%。因武宗到哀宗时期仅66年，故此阶段四大山东地域士族能有17名官员入传且拜相人数近乎占据有唐一代四大士族拜相人数的半壁江山，可见晚唐时期当为山东地域四大士族在唐代发展史上的回光返照期。
山东地域四大士族之所以在晚唐呈现出短暂回光返照局面笔者以为是与晚唐时期的政治形势紧密相关的。晚唐时期唐王室日益衰微，在外镇割据势力愈演愈烈“是时天下诸侯，半出盗；强弱相噬，怙众邀宠，国法莫能制。”［25］在内宦官弄权乱政、祸国殃民，因而此时享有崇高社会地位的山东士族成为朝廷的倚重力量。晚唐时期山东地域士族官员在维系
江河日下的唐王室统治中立有卓著功绩。 “时徐、泗用兵之后，北戎多寇边，沙陀诸部动干纪律。（崔）彦昭柔以恩惠，来以兵威，三年之间，北门大治，军民歌之。考满受代，耆老数千诣阙乞留。”又僖宗诫曰：“（崔）彦昭历试有劳，佥谐无愧。涉于六月，秉是一心。修乃文可以兴文教，励乃武可以成武功。重整前规，两司大计，清能壁立，政乃风行。奸欺屏绝于多歧，请托销摧于正议。不烦内库，有助涓毫；不假外籓，有进丝发。军食所入，余剩于明年；郊庙所供，克办于今岁。颇符神化，真谓庙谋。不有良臣，安能富国？宜酬勋于黄阁，俾正位于紫垣。”［26］萧遘在田令孜迫胁僖宗幸陈仓，朱玫怒令孜弄权，又以天子不谅其忠，语辞怨望，欲废僖宗中力保僖宗，从而挽救了其皇位。其次，面对日益衰落的国势，起用社会地位崇高的山东旧士族也成为晚唐帝王欲显示朝廷威望的一项重要措施。而山东旧士族多长于礼学，精历代沿革为保持修订晚唐朝纲礼仪制度发挥了显著作用。此外，晚唐时期山东地域四大士族继续凭借其深厚的家学文化以科举入仕猎取高位。晚唐时期山东地域四大士族入传官员中有入仕途径记载者14人，其中以科举入仕者13人，占93%。晚唐时期山东地域士族发展的显著特点即拜相人数众多，这也反映了晚唐帝王对山东旧士族的认可。从下表山东地四大域士族在肃宗到文宗时期和武宗到哀宗时期各朝拜相名单可以清楚看出这一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