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古登堡
西方金属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人。
一是活字材料的选择和铸造。古登堡在探索中逐渐确立采取含锑铅锡合金的技术路线并确定了三种金属含量的配比。活字的铸造技术是采用木活字捺印黏土形成字模，再将熔化的铅锡水浇入字模，修整后即成铅字。
二是油墨的制造。古登堡制造的脂肪性油墨对金属活字具有良好的附着性，是其金属活字技术得以突破和推广的关键环节。
三是印刷设备的选择，即垂直螺旋式手扳印刷机的发明。
四是培养出一批熟练的印刷技术。他们后来讲技术传到德国其他城市和欧洲各国，为欧洲开辟金属活字印刷新时代。
2、净价书协议
18世纪德国出版商菲利普·E·里奇提出“净价原则”。19世纪后期，出版商弗雷德里克·麦克米 伦发起整顿价格运动。1899年，大不列颠及爱尔兰书商联合会、英国出版商协会、作家协会正式签署《净价书协议》，并于1900年1月1日实施生效。这个协议是在10年前弗雷德里克·麦克米伦执行的净价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净价书协议》的实施，限制了书商随意变更图书的定价，规范了图书贸易模式，书商们得以在一个较公平的起点上合理竞争，这对图书出版业的市场化进程的持续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成立的书商协会和出版商协会也作为重要的市场管理组织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了出版业的市场运行机制，是出版产业化走向成熟的标志。 3、伯尔尼公约
随着各国版权法的陆续颁布和国家间双边版权协议的签订，制定一个多边国际版权公约的时机已经成熟。英国作为原始签字国于1887年9月5日在伯尔尼与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比利时、西班牙等国共同签订了《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简称《伯尔尼公约》），所有参加这一公约的国家组成一个联盟，称伯尔尼联盟。它的最基本原则是一本书在任何联盟国家内都享受其本国版权法赋予的所有权利。世界第一部国际版权公约的签署和实施为图书出版业国际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4、《安妮王法》和《印刷法案》
《印刷法案》查理二世于1662年10月颁布了“制止出版诽谤、叛国和未经许可之图书和小册子法案”，简称印刷发展。主要内容基本重申了书商行会原来享有的权力和一些出版禁令，所不同的是印刷法案的执行方式增加了国务大臣监督和设立出版总监执行。由于新的自由观念已经开始盛行，行会内的下层从业人员不满足由少数行会长老垄断各种出版权利的现状，出版公会虽然再度得势，但再也没恢复往日的权威，而同时国务大臣和出版总监开始在印刷法案的执行中扮演主导地位。最终当1694年印刷法案有效期满时，其延期不出所料地未获通过。该法案的废除标志着审查制度在英国的结束，但对于当时的书商而言不过是纠正了一个长期的错误。
1709——1710年的国会会议认定了版权是一项财产权并且规定了版权保护的登记制度。其中核心的条款就是所有已经存在的旧式版权都被视为所有权，有效期21年。新登记的版权保护14年。1710年法案是世界上第一部现代意义的版权法，其全称是《鼓励知识法》，又被称为《安妮女王法》。该法案虽然主要保护出版者的版权不受侵犯，较少涉及作者和出版者之间的权利关系，但仍然基于一项基本认识，即作品的最初所有者是作者，出版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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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是购买了作者创作的财产。最早依靠版权生产的作家是亚历山大·波普，他与18世纪初期2位有名的文学出版商签署了大量版权协议。1710年英国议会通过的《安妮女王法》是世界上第一部正式的版权法，拉开了英国国内版权法保护的序幕。
5、变形镁合金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的竞争
中华书局自诞生之日起，就与商务印书馆形成竞争之势，各省凡商务印书馆有分馆的，中华书局也必有分局。所不同的是，商务印书馆的分馆由总馆派人经营，凡事要听总馆指挥，中华书局因资本有限，不能派员，故与当地土绅合资开设分局，反倒易于当地开展业务。凡是商务印书馆有一种杂志，中华书局就跟着办一个相应的刊物。在辞书和古籍丛书方面，两家竞争也十分明显、激烈。
尽管竞争激烈，但中华书局绝非单纯模仿商务印书馆，而是尽量避免重复雷同，努力做到别具匠心，开创新意。所以同是一类辞书、丛书，也是两家各有特。所以从整体上看，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这一时期的激烈竞争，对编辑出版工作的发展还是起到促进作用的。
6、新知、生活、读书三家书店的发展历程及在中国图书出版业的贡献 在反文化“围剿”的过程中，党领导的生活、读书、新知三家战斗在白区的书店作出了突出贡献。生活书店于1932年成立于上海，新知书店成立于1935年，读书生活出版社成立于1936年。诞生在民族危机，生死存亡关头的这三家书店有许多类似之处，也有共同的战斗历程。其一，他们都由办杂志而艰苦创业的；其二，他们都由一批先进的文化人筹划并担任主要领导者；其三，从创办之日起，他们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祖国为人民努力工作；其四，他们在国民党统治的下，屡屡遭受查封迫害，而他们不畏强暴，百折不挠，在与反动派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出版队伍和机构，为党的出版事业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3年，以三家书店为核心，联系了20多家政治态度比较进步的书店，发表了一个争取出版自由的紧急呼吁。并于同年12月成立了一个新出版业联合总处。1944年5月，又在重庆设立了第一个联营书店，要求保障小书店的利益，取消新闻、图书杂志和戏剧演出的审查制度。
抗日胜利以后，重庆的三家书店率先将各自的门市部加以合并，人事方面也组成了一个领导班子。
在解放战争时期，为了防止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他们又在上海办了华夏书店、骆驼书店，在北平办了朝华书店、在广州办了兄弟图书公司，在烟台办了光华书店。
1947年秋，三联书店为了保存力量，争取广大海外读者，便于和解放区联系，其领导中心转移到香港。1949年4~5月间，三店实行全面联合，取消光华书店、新中国书局等名义，统一称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三家书店之所以并肩战斗，并最后联合，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为谋求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党的各个历史时期的主张。”这是他们最根本的共同性。
7、明朝图书管理与其他朝代的区别
①明朝对出版管理是比较宽松的，它不像宋朝那样前后十多次颁布禁令，更没有禁止书籍在国内外流通的法规。
氢氧化钾②在书籍校刻质量上，明政府对《大诰》、《四书》、《五经》等重要的常用书，曾先后颁布了一些政府法令，以免其校刻不精，出现文字差错，贻害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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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在流通价格上，政府对民间一般不加干预，官刻书也没有高价售卖的情况。
④在管理流机构方面，明朝没有专门的机构对出版事业进行管理，而是由有关机构分别掌管。（中央：翰林院、詹事府 地方：十三省地方政府）
8、《四库全书》《永乐大典》的编纂过程
《永乐大典》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名，夺取了建文帝的帝位，改元永乐。朱棣对旧臣一方面对拒不从者大开杀戒，另一方面以文治来笼络天下文士。编修《永乐大典》即其修文拢士的手段之一。永乐元年，根据明成祖指示，谢缙汇集学者百余人，博采众书，分门别类，经过一年又四个月，依韵纂辑匆促，内容简略，遂命重修，并令太子少保姚广孝、刑部侍郎刘季篪与谢缙同为监修，开馆于南京文渊阁。永乐五年，全书大体定稿，朱棣阅后满意，亲自撰写《序言》，正式定名《永乐大典》。至永乐六年冬，《永乐大典》全书抄写完毕。它收集了许多后世无传本的书，保存了许多失传的古籍。《永乐大典》所辑之书，皆一字不改，都照原著整部、整篇或整段分别编入。白喉杆菌
《四库全书》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从清乾隆三十七年到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编成。
到乾隆五十二年，陆续抄成7部。《四库全书》是按照乾隆的旨意编纂的。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下诏各省征集图书，次年，成立《四库全书》编修馆，当时领导这项工作的是乾隆特派的三皇子和几位军机大臣。实际上负责的这项工作的是总编纂官纪昀和总校官陆费 。《四库全书》收录的图书大致分为内府本、大典本、采进本、敕撰本、进献本、通行本。对收集来的读书，编辑者分为5中区分对待：凡清朝皇帝著作。皇帝命写的图书，列为“应刻图书”；有利于清廷统治和君主专制的图书列为“应超图书”；不符合上述两条，又不在禁止之列的，列为“存目图书”；不利于清廷统治的被列为禁止流传和销毁图书，并编制“禁毁书目”；戏曲小说不收录。在编纂过程中，还产生《四库全书总目纲要》（使读者得以了解各书的内容及版本源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荟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为再编新书创造了条件，使新的丛书频频出现，促进了我国出版、印刷事业的发展）。这部巨作的完成，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气魄，体现了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智慧和毅力。《四库全书》系统的保存了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编纂四库全书也是清代统治者推行文化专制政策的一项重要活动。
9、七略、别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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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6年，皇帝诏令由刘向统领，组织专家学者对国家收藏的图书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理，开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进行的古籍整理工作，并编制了我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综合性图书目录《七略》。
据后世文献记载，刘向在编撰叙录时，除将其随书抄录献给皇帝外，又“别录”了一份并按类汇集起来，称之为《别录》，其后刘歆又将其改变为《七略》。《七略》大约完成于汉哀帝建平二年，是当时西汉政府藏书的一个总记录。《七略》的基本类目是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六艺、诸子、诗赋由刘向主持，兵书类由步兵校尉任宏主持，术数类由太史令尹咸主持，方技类由侍医李柱国主持。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中对《七略》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它不只是目录学、校勘学的开端，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部极可珍贵的古代文化史。”
广罗异本、审定篇章、校勘文字、确定书名、撰写叙录、缮写定本、分类图书、撰写类序、编成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