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秀芬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摘要：西辽河流域全新世人类活动和环境演变密切相关。遗址主要分布在黄土地带，遗址的高度随河流下切逐渐降低。12000aBP西辽河流域气候变暖，进入全新世。大暖期在8000—3500aBP，沙地缩小，农业发达。强烈降温事件发生在5000aBP、4800—4600 aBP和3500aBP左右，文化衰落，甚至消亡。1000aBP左右气候变暖，农业和畜牧业得到了大的发展，植被受到破坏，沙地扩展。元、明时期西辽河地区以畜牧业经济为主，植被得到了恢复。清代大规模开垦荒地发展农业使得沙地再次扩大。 关键词：西辽河流域 ；全新世；人地关系
中图分类号：K871 文献标识码: A
一、 现代自然环境概况
西辽河流域位于北纬410 ——450 ，东经1170 ——1240 ，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和辽宁省西北部，行政区划主要包括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通辽市和辽宁省朝阳地区、阜新地区一部分。西辽河流域北、西
、南三面环绕大兴安岭南段、赤峰西部山地、七老图山、努鲁儿虎山，构成一个向东敞开的“C”字型，中部东西横贯科尔沁沙地，其东北与松嫩平原连接，其东南与辽河平原毗连。西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发源于克什克腾旗南部，北部主要支流有查干木伦河，南部支流主要有老哈河、教来河。乌尔吉木伦河发源于大兴安岭，流经巴林左旗，汇合阿鲁科尔沁旗的呼虎尔河后形成毛林郭勒河，最终在科尔沁沙地中形成沼泽。 西辽河流域境内北、西、南三面均为山脉或台地所盘踞，山脉内侧环绕着一带丘陵，中部及东部则为平原。整个地形呈马蹄形，西高东低，海拔2000——120米，地形起伏大，类型复杂。该流域属温带大陆季风尾闾区，温度与降水条件均较丰富，日平均温度≥100C，积温1400——32000 C ，平原高于山地。年降水量300——600毫米，山地多于平原。大部分地区属于中温带湿润至半干旱偏湿型气候。夏季降水量占全年雨量80%左右，这对农业生产有利，但也易于形成夏涝和洪水灾害。春季干旱多大风，在失去植被保护或已开垦的沙地多已风化，甚至形成“白沙坨子”（流动沙丘）。由于山地、丘陵、台地、平原和沙地等多种多样的地貌类型并列，导致水分、温度状况与自然景观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形成繁多的土壤植被类型。
在地貌和气候地带性双重作用下，西辽河流域自然景观的整体结构呈环带状。形成南北有别的景观，分别为高平原典型草原景观带；山地森林草原景观带；山麓灌木草原景观带；山前平原、台地典型草原景观带；沙地疏林草原景观带。东南部的努鲁儿虎山对东南季风产生明显的“西雨影效应”，使科尔
沁沙地的腹地更趋干旱，以沙地疏林、灌丛草原景观为主。由于山地对气流的抬升作用，大兴安岭山地、赤峰西部山地的迎风面降水较多，形成山地森林草原和草甸草原景观；七老图山、努鲁儿虎山由于降水更多，形成落叶阔叶林和落叶灌丛景观。根据植被、土壤、沙丘、地貌等自然因素和人为活动双重作用形成了桦栎林草原带，栎榆林草原带，山杏、禾草、杂类草草原带，本氏针茅、百里香暖温性草原带 ，沙地榆树
疏林草原带，灌溉农业区，暖温性落叶阔叶林带。
二、 西辽河流域全新世环境演变过程
全新世（Holocene）是第四纪最后一次冰期结束至今的这一段时间，因而又被称之为冰后期（Postglacial）。国际第四纪委员会将全新世的起点确定为距今10000±300年，地球上不同区域的气候变化具有各自的特点，最后一次冰期结束不可能是统一的。
在科尔沁沙地，从12000aBP（aBP代表距今年代，下同）开始发育古土壤层，辽宁省彰武县大青沟古土壤年代为12000aBP，表明冰后期气候转暖变湿，风沙活动减弱，开始生草成土过程。赤峰南山沙丘土壤底层测年为9835aBP，顶部测年为7340aBP[1]。
8000——5000aBP是西辽河流域古土壤发育盛期。热水塘剖面位于克什克腾旗的大兴安岭南麓东坡上，
海拔1200米。该剖面有机层深厚、且含量高，古土壤层有机质层厚达350厘米，向下过渡不明显，呈舌状分布，平均含有机质量达4%以上。8000——5000aBP该地区有一个明显湿润环境，植被茂密，土壤有机质累积量大，淋溶过程比较强，土体通体无石灰反应[2]。公来河泥炭剖面位于科尔沁左翼后旗公来河乡马莲河河漫滩上，7000——5000aBP 为松、栎、榆优势带，木本花粉中落叶阔叶树占明显优势，桦由3% 增加至12%，榆为2.5%—4.9%，而针叶树松在顶部增多；草本花粉中除苔草、藜以外，地榆花粉含量相对较多，最高含量为15%，水生植物也连续出现，花粉特征表明这一时期处于暖湿的气候阶段。5000——4000aBP为松、苔草优势带，落叶阔叶树明显减少后呈断续出现，其中桦在4000aBP前后有一个明显高峰，最高含量达18%，针叶树松含量为70 %，草本植物中地榆与水生植物花粉减少，苔草花粉波动频繁，波动幅度在40%——90%间，气温明显比7000——5000aBP要偏低[3]。根据东北泥炭地的空间变迁和孢粉特征，5000aBP左右出现了降温事件，降温幅度在1——30C[4]。经过5000aBP左右的降温事件，西辽河流域经历了一个风沙活动期，在东北西部沙地古土壤统计中这一时期无古土壤发育[5]。4800—4600aBP再次发生寒冷事件[6]。4000aBP在科尔沁沙地西端的丘陵坡地上有草甸草原性古土壤形成，其环境要比现代（典型草原）环境湿润[7]。在科左后旗东南部马莲河支流河谷中的麦里泥炭剖面在3400aBP时出现了环境转折，3400aBP以前剖面花粉组合为栎属、松属、蒿属、沙草科、藜科、禾本科，3400aBP 时转为松属、蒿属、栎属、藜属、沙草科、禾本科，蒿属花粉开始超过栎属花粉比例，草本科花粉迅速增加，乔木花粉数量急剧下降，表明环境由暖湿向凉干转变[8]。从靠近西辽河流域西侧的大水诺尔湖岸剖面看，3500aBP前大水诺尔湖面要比今
日广阔得多，到3500aBP时湖面缩小，湖滨发育泥炭层，3300aBP后气候波动频繁，泥炭层与风沙层交替发育[9]。3000aBP 左右是科尔沁沙地风沙活动期，气候干燥[10]。公来河泥炭剖面为3000——2500aBP左右，松含量仅占20%左右，落叶树呈零星出现，苔草和禾本科均减少，蒿却增多，气候再次变凉[11]。
乌丹少郎河剖面位于乌丹镇西少郎河阶地，位于黄土台地与西辽河平原接壤区，其第4层古土壤年代为2000aBP，孢粉总数252，乔木花粉仅见松一种，占2.8%。 灌木及草本植物花粉占85.7% ， 其中蒿属占65.1% 、 藜科占2.8% 、 禾本科占4.4% 、蓼科占13.1% 。孢子植物仅见卷柏一种，占11.5%。这种孢粉组合反映2000aBP此地为草甸草原，其后则过渡到相对干旱状态[12]。乌兰敖都甸子剖面位于翁牛特旗乌兰敖都西南3公里处。该剖面第3层为1600aBP，PH值较低（近中性），通体无石灰反应，淋溶较强[13]。在西拉木伦河流域1000aBP 左右形成了第二层古土壤。半拉山剖面位于林西县东南角，西拉木伦河北岸二级阶地上，该剖面在第一层古土壤之上经过一段间隔后发育了第二层古土壤，第三层为900aBP，此时形成古土壤[14]。乌兰敖都甸子此时形成新泥炭层。科左后旗麦里泥炭剖面孢粉分析结果表明1000aBP开始乔木和草本植物同时迅速增加，植物生长发育非常旺盛，表明沙地植被极为繁茂葱郁时期到来。在辽西山地，这一时期油松也同时进入发展盛期。孢粉组合表明这时沙地已呈现出较温湿的森林草原景观。700aBP麦里剖面植被密度减少，植被发生了大的变化。
200aBP乌兰敖都剖面表明，原有的大量湖沼已渐干涸，分散成孤立零散的泡子或干甸子，气候干冷。
西辽河流域在12000aBP有古土壤发育，表明第四纪冰期结束，气候转暖，已进入全新世。经过了8000——5000aBP的温暖湿润期，在5000aBP前后出现了降温事件，降温幅度在1——30C。降温事件后，一直处在风沙活动强烈时期。4800—4600aBP再次发生寒冷事件。4000aBP时气候再次好转，出现了较今温暖湿润气候。3500aBP时气候再次降温变干，风沙活动频繁，一直到2500aBP左右气候才开始向暖湿方向转变。从环境演变过程看，西辽河流域大暖期开始于8000aBP，结束于3500aBP。2000aBP左右气候为温暖湿润期，之后又过渡到相对干旱状态。1600aBP又向暖湿方向发展，至1000aBP左右发育了古土壤，并形成了新的泥炭层，表明气候温暖湿润。700aBP气候变冷，进入小冰期。200aBP降水量减少，湖沼面积大大缩小。
在西辽河流域中东部广泛分布沙地，属科尔沁沙地。科尔沁沙地形成于更新世，中更新世沙地形成规模比后几次要大，经历了晚更新世和全新世几次的沙漠形成、发展时期［15］。由于受气候变化影响，在全新世发生三次大规模沙漠进退过程。第一次大规模收缩出现在8000—5000aBP，广泛发育了一层深厚的古土壤，沙地上是温干疏林草原植被［16］。在此期间，植被覆盖较好，沙地面积缩小，沙地趋于固定。第一次扩展出现在5000—4000aBP，科尔沁沙地在第一次发育了一层深厚的古土壤上普遍被厚风成沙覆盖。在风沙层中夹有2—3层古土壤，标志着形成风沙时气候有过暖湿波动［17］。第二次收缩出现在4000—3300 aBP，发育了一层较深厚的土壤，沙地植被是温湿的森林草原，沙地面积缩小，沙地趋于固定［18］。第二次扩展出现在3300—2800aBP，普遍形成风沙层，沙地面积扩
大［19］。第三次大规模收缩发生在1000 aBP左右，形成了一层古土壤［20］。辽代以后，进入第三次扩展期。元明时期，以至清代前期，游牧的生业方式，植被得到恢复，沙地较为稳定，清代放垦以后，植被遭到严重破坏，促成了沙地再次沙丘活化。
据夏正楷等研究［21］，西辽河及其支流普遍发育有两级阶地，其上为黄土台塬。8000—6000 aBP，现代河流水系的雏形刚刚出现，地貌主要为宽广的山间黄土堆积平原。6500 aBP 前后，河流水系形成并发生强烈下切，黄土堆积平原被分割为黄土台塬和河谷，河漫滩发育。4000aBP前后河流再次下切，形成了现在的第二级阶地和河漫滩。1000 aBP前后河流再次下切，形成现在第一级阶地。
中国东部地区自10000aBP前后进入全新世，在9000aBP出现了一次寒冷事件，于8500aBP前后进入全新世大暖期。7000aBP前后发生显著的变冷事件，气温至少较现代低2—30C以上[22]，东北沙地古土壤发育情况表明7200aBP以后，气候变干，草原沙化[23]。5000aBP 前后再次发生降温事件，在4600aBP前后气候频繁波动。4000aBP开始向寒冷方向转化，3300aBP以后再次发生寒冷事件。春秋时期（770—476BC）暖于现在，战国至西汉初（476—200 BC）寒于现代，西汉初至东汉末（200 BC—200AD）转暖，魏晋时期（280—360 AD）寒冷，最低温时期在310 AD左右，其后有百年左右的转暖。485 AD出现突变性转折，转向寒冷。隋唐（580—880 AD）持续温暖，唐末至宋末（880—1230 AD）冷暖波动加剧。1230 AD 开始降温，标志着中世纪暖期结束，进入小冰期。在小冰期期间，经历了多次寒暖交替，但中国东部的气温始终未能恢复到1230年以前的水平[24]。
比较西辽河流域和中国东部全新世环境演变过程，两者基本同步演变，但西辽河流域对环境变化更加敏感。
三、 西辽河流域全新世人类活动
（一） 考古学文化特征及其生业特点
1、新石器时代
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古学文化有小河西文化（千斤营子类型）、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富河文化、小河沿文化。
西辽河流域目前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为小河西文化，年代大约在9000——8000aBP。陶器全部是褐夹砂陶器，主要器型是筒形罐。多数为素面，少量饰附加堆纹和树叶形划纹、戳点纹。小河西文化为定居文化［25］。
兴隆洼文化年代为8200——7200aBP。村落周围多有壕沟环绕，聚落址内由若干排长方形、方形半地穴房址组成。有室内葬和室外葬两种葬俗。陶器均为夹砂褐陶，筒形罐、碗、钵是主要的陶器类型，以三段式组合压印纹最具特。使用打制石锄，磨制石铲、石斧、磨棒、磨盘，骨质鱼镖等生产工具。玉器有玦、匕形器、弯条形器、蝉、斧、锛、管、锥等器型。遗址中出土了胡桃楸果核、鹿、狍
、猪、蚌等动植物遗存。经济以定居农业为主，兼营渔猎、采集业［26］。
赵宝沟文化年代为7200——6500aBP。聚落内房址成排分布，为长方形、方形、梯形半地穴式。陶器中多夹砂陶，有相当一部分砂质陶，泥质陶极少。多数为褐，少量为黑。器型有尊形器、器盖（假圈钵）、盆、盂、椭圆底罐、敛口鼓腹罐、斜口罐、钵、碗等。几何纹、动物纹、之字纹最有代表性。磨制石器有斧、耜、凿，琢制石器有磨盘、磨棒，压制石器有镞、石叶等细石器。遗址中出土有鹿、狍、猪、牛、狗、鱼、蚌等动物遗存。赵宝沟文化居民过着定居生活，从事农业、采集和渔猎业，其中农业在经济生活中占重要地位［27］。
红山文化年代为6700——5000aBP。有大型祭坛、积石冢和女神庙等宗教建筑基址。部分聚落有壕沟环绕。房址为方形半地穴式。陶质有夹砂和泥质两种。夹砂陶多为褐，器型有大口深腹罐、折口深腹罐、斜口罐，器表饰之字纹、成组划纹，器底上多见编织纹。泥质陶多为红，器型主要有红顶碗、小口双耳罐、长颈深腹罐、敛口罐、盆、瓮，器表主要饰平行线、三角纹、鳞形黑和紫的彩纹。石器工具主要有磨制烟叶形和草履形耜、桂叶形双孔刀，琢制磨棒、磨盘，以及压制石镞、石叶等细石器。玉器精美，有龟、虎、龙、蝉、鸟、鱼等动物造型，玉饰有勾云形佩、环、璧、璜等。在红山文化晚期发明了合范铸造铜容器的技术，并出土有铜环，表明当时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遗址中常出土猪、羊、牛等家畜骨骼，鹿、獐、鱼、蚌等野生动物也常伴随出土。红山文化居民过着定居的生活，以原始农业生产为主，兼营渔猎、畜牧业［28］。
富河文化年代为5500——5000aBP。分布在西拉木伦河以北的乌尔吉木伦河流域。聚落内房址排列有序，房址为方形和圆形半地穴式。陶器全部是褐夹砂陶，器型有筒形罐、钵、圈足器、小杯等，器表饰线形之字纹和篦点形之字纹。石器有锄形器、斧、锛、凿、磨盘、磨棒，以及石镞、石叶等细石器。骨器种类多，有锥、镞、刀柄、针、匕、鱼钩、鱼镖等。遗址中野生动物骨骼较多，有麝、麋等鹿类，还有野生的猪、狗獾、黄羊、松鼠、狐等，未发现家畜。富河文化居民过着定居生活，渔猎业在经济生活中占重要地位［29］。
小河沿文化年代为5000——4700aBP。房屋一种为椭圆形单室半地穴式，另一种为椭圆形双室半地穴式。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墓和竖穴土洞墓两种，多单人葬。男性多随葬石铲、石锄、骨刀等生产工具，胸佩颈环；女性多随葬纺轮、骨针、骨锥和装饰品，多戴臂环。陶器以夹砂褐陶最多，其次是泥质红陶、泥质黑陶、夹砂黑陶、夹砂红陶、泥质灰陶；主要器型有双耳罐、筒形瓮、尊、器座、直筒罐、豆、盆、钵、高领壶、纺轮等；器表饰附加堆纹、线纹、细绳纹、黑彩、红彩等纹饰。骨器种类有剑、锥、凿、针、刀柄等。石器工具有斧、凿、锛、铲、镞、石片、石叶、纺轮等。南台地发现墓中葬有家犬的现象，在小河沿墓葬中的尸骨上发现有腐烂的树枝和成片的桦树皮。小河沿文化居民以农业为主，过着定居的生活
［30］。
根据多年来的考古调查和考古发掘资料，西辽河流域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小河沿文化（5000——4700aBP）以后的古人类遗存。
2、青铜时代
西辽河流域青铜时古学文化主要有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水泉文化、井沟子文化、敖汉旗铁匠沟遗存等。
夏家店下层文化年代为4000——3500aBP，相当于夏至早商时期。房址分半地穴式和地面建筑两种形式。墓地分布在聚落近旁，以竖穴土坑墓为主，分布密集，排列有序，多单人葬。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器类有折腹盆、鬲、甗、钵、罐、鼎、簋、豆等；器表多饰绳纹、篦点纹、圆圈纹、附加堆纹、彩绘等。生产工具中石质制品较多，有铲、刀、锄、穿孔石斧、钺等；骨质制品有镞、锥、针等。已发现的金属制品多是小型饰件，有青铜耳环、指环、杖首和金耳环等。出土有猪、犬、羊、牛等家畜和鹿、兔等野生动物，在大甸子发现有人工栽培的谷物。从遗迹、遗物看，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发展水平不低于黄河流域同时期存在的青铜文明，主要经营农业，也有部分饲养业［31］。
3500——3000aBP，西辽河流域发现遗存较少，主要是晚商时期青铜礼器，与此年代相当的陶器并不确定［32］。
夏家店上层文化年代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3000—2300 aBP），分布于西辽河流域。房址分半地穴和地面建筑两种形式。墓地多发现于聚落近旁，墓葬排列整齐有序，竖穴土坑，发现个别石椁木棺，墓葬规模相差悬殊。陶器都是夹砂红褐陶，质地疏松；陶器种类较少，有鬲、甗、鼎、豆、罐、钵、碗等；器表多为素面，饰有少量附加堆纹和篦点纹等。石器种类较少，有双孔半月形石刀、穿孔垂斧等，没有用于松土的锄、铲之类的石质工具。青铜器种类繁多，有刀、锥、凿、镞、矛、短剑、鼎、鬲、豆、罐等。出土有马、牛、羊、猪、犬等家养动物，野生动物有獐、狼、狐狸、熊、兔等。在龙头山遗址发现了谷物遗存。夏家店上层文化居民过着定居生活，经营着粗放农业，牧业在经济生活中占重要地位［33］。
夏家店上层文化结束以后，西辽河流域出现了水泉文化［34］、井沟子文化［35］、敖汉旗铁匠沟遗存［36］ 等考古学文化，限于材料这些考古学文化面貌尚不十分清晰。
3、铁器时代
战国晚期，燕国势力进入西辽河流域南部地区，在修筑的长城南侧设置郡县，开发农业生产。秦统一后，在燕长城基础上，仍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北为东胡游牧区，长城以南为秦农业区。汉长城稍向南移，农牧大致以长城为界［37］。从西汉经东汉、魏、晋至十六国活动于西辽河流域的民族有乌桓、鲜卑，以畜牧为主，兼营农业。从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契丹人和奚人居住在西辽河流域，过着随水草放
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室的游牧生活。到晚唐至五代时期，华北地区汉人为了躲避中原地区战乱逃入西辽河流域，从事农耕。契丹族在对渤海、燕云等地征战过程中掠夺大批农业人口，把他们安置在西辽河流域，令其垦种。金代沿用辽代一些州县，但在风沙强烈活动下，西辽河流域农业开始衰落，人类活动规模和强度都大大减弱。元代西辽河流域分别属于蒙古贵族东方五诸侯中弘剌部、亦乞烈思部、忙兀部、兀鲁兀部封地，蒙古牧民游牧其间，主要居民从事畜牧业，极少量金代遗民从事农业生产。明初西辽河流域农业生产完全停止，正统年间 （公元1436——1449年）蒙古兀良哈三卫从洮儿河以北南下，驻牧于此。清代西辽河流域主要为蒙古科尔沁部的游牧之地，经历了清初的招垦，清前期、中期的禁垦和清末的放垦三个阶段。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清政府明令对科尔沁南缘地区实行放垦；乾隆十四年（1749年）清廷发布了“禁垦令”；光绪二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