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莹 梁锦鹏 颜力祺 孔祥騫
来源：《旅游学刊》2020年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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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旅游行為中，游客通常要在不熟悉的空间环境开展寻路行为。受限于数据采集手段与方法，已有研究开展了大量“寻路结果”为导向的挖掘，缺乏对实际“寻路过程”的认识和理解。该研究以游客如何与标识系统交互并完成寻路行为为研究问题，综合利用手持GPS设备和移动式眼动仪，实现了实时位置跟踪和眼动追踪数据采集，对视觉关注与寻路效率之间的关系开展分析。基于珠海市拱北口岸区域的现场实验分析表明：在寻路过程中，游客使用的导向标识数量越多、获取的导向标识信息类型数量越少、解读导向标识信息的速度越快，其寻路行为的时间效率越高;在标识位置与数量设置方面，首个导向标识的作用最为重要，标识距离起点越近、数量越多，参与者的寻路效率越高;游客更愿意使用具体指向性信息的导向标识，文本部分比地图部分更容易获得视觉关注和更高的解读效率。该研究为公共空间交通标识设置及优化配置提供了科学参考。 [关键词]寻路行为;导向标识;视觉关注;旅游交通枢纽;珠海拱北口岸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0）09-006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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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路是一种复杂的认知心理过程，根据寻路者个人的需求特征或者空间环境要素的反应不同而不同[1]。旅游行为中，游客通常是首次前往不熟悉的空间环境，并希望安全、愉悦或快速地到达目的地，因此不可避免地需要发生寻路行为[2-4]。旅游情境中的寻路行为包括两个场景：一是发生在旅游目的地或吸引物内，游客的寻路行为以消遣、愉悦为目的，时间效率并非关键的考虑因素;二是发生在旅游交通枢纽，游客希望以最快速、最高效的方式到达寻路目标地点，时间效率具有显著意义[4-6]。旅游寻路行为对目的地内部旅游行为的理解、游客行为的引导、旅游空间的设计提升及辅助标识系统的优化配置具有重要意义。
已有研究大多是以“寻路结果”为导向的研究，如采用问卷或访谈方法获取寻路行为，对实际的“寻路过程”缺乏认识和理解[7]。寻路研究的技术方法发展经历了3个主要阶段。空间认知学派在早期提出“认知地图”的概念，来分析寻路者利用地标和标识或是借助自身能力和经验的情况，试图挖掘人们实现寻路目标的心理认知过程[8]。随后，移动定位技术的发展使寻路者的空间过程得以记录，人们的路线选择、折返行为、用时效率等空间行为得
到充分讨论[9-10]。眼动追踪是新兴人体生理探测技术，对外界信息通过视觉输入的过程进行细化追踪，帮助认识寻路行为中辅助信息的学习效果[11]、景观记忆的深度[12]、景观视觉吸引的过程[13]等，为旅游寻路行为提供了丰富的过程化研究信息。
但是，当前的大多数研究为实验室环境下的情景模拟，而真正的寻路行为受现场空间环境的诸多影响。可移动的眼动跟踪技术能够满足采集现实场景眼球运动信息的需求，为开展现场研究提供方法保证[11-13]。本研究主要探索游客在旅游交通枢纽环境中如何与标识系统交互并完成寻路行为。综合利用手持GPS设备和移动式眼动仪，实现了实时位置跟踪和实时眼动追踪数据采集，对视觉关注与寻路效率之间的关系开展分析。借助珠海市拱北口岸标识系统的频繁整改过程，实现了现场实验场景的刺激物变化，讨论了标识系统对旅游者寻路行为效率带来的影响，为旅游交通枢纽的空间互通设计与空间信息展示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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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寻路行为
人类的寻路行为通常发生在大型的、复杂的空间中，这种空间无法从单一的位置或以单一的视角获取其内部和外部的完整结构，使得寻路行为成为了多学科研究的长期议题[14]。寻路行为的影响因素包括内部个人因素和外部空间因素，其中，个人因素指个体的环境熟悉程度、性别、年龄、寻路经验的差异[2-4]，空间因素则指空间环境特征和寻路辅助系统[15]。直升机模型制作
早期的寻路行为研究主要关注寻路者个体因素[7]。个体作为行动主体，在寻路行为中被要求拥有识别和确定当前空间相对位置的能力，以及能够成功导航至当前位置无法看见的、处于同一空间环境中的另一个位置的能力[16]。因此，对所处空间环境的熟悉程度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寻路效率：当人们在完全不熟悉的空间环境中寻路时，他们会感到焦虑，进而导致寻路效率的下降[17];当人们多次前往某空间环境或多次针对空间环境中的某个目的地进行寻路时，他们会有意识地应用寻路搜索策略，并通过工作记忆、认知地图、定位机制等快速提高对空间环境的熟悉程度，进而同步提高寻路效率[18]。在旅游情境中，游客往往处于不熟悉的空间环境中，这会增加寻路时的焦虑程度，进而提升寻路困难感知，表现出较低的寻路效率[3]。相关研究表明，寻路行为的“决策”是以寻路者个体已具备的空间经验和空间能力为基础进行的。
u交 后期的研究开始关注外部空间因素对寻路行为“移动”过程的影响。一方面，空间环境特性可能影响人们在空间环境中的寻路行为[19]。行为地理学研究表明，空间环境的结构特征、环境规模、复杂程度等对寻路行为具有较大影响。由于空间环境特征多样且复杂，难以实现有效的环境控制，学者们对环境要素的影响研究多置于室内或地下空间。研究结果表明，人们在室内或地下公共空间寻路时并非遵循固定的最短路径，而是倾向于沿着空间边缘或简易路线进行移动，从而降低迷失的风险[20-21]。另一方面，标识系统可能提供空间方位指引并影响寻路效率[22-23]。空间环境中的标识系统包含各种公共场所中使用的交通标识、安全标识、导向标识3个类别[24]，而导向标识又可以细分为支持定向引导的全局性标识和支持线路前进的本地化标识两种形式[25-26]。旅游研究发现，标识的设置密度、布设位置均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寻路者的移动效率[20，28]。虽然可视度较高的地标和标志性景观能够提供全局性的定向功能，但并不是游客寻路行为的核心指示[2]，游客倾向于使用空间环境中的标识系统辅助自身的寻路行为[23]。
寻路行为影响因素的深入挖掘，对分析技术与实验手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虚拟现实技术开始成为分解信息获取和加工过程的研究手段。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研究发现，处于小尺度空间环境中的寻路者倾向使用数量较少但内容具体的导向信息[29]，这一结果也适
用于旅游情境：游客借助纸质地图能够获得更高的寻路效率，但对其他空间信息的获取量较小;而借助移动设备导航时，虽然寻路效率未见明显提升，但获取和使用了更多的空间信息[23]。进一步分析表明，熟悉空间环境的人倾向于使用具有语义显著性的地标或标识，而不熟悉空间环境的人则倾向于使用视觉显著性和结构显著性更为突出的地标或标识[30-31]。环氧大豆油生产工艺
综合来看，视觉探索是寻路行为最重要的手段[32]。随着“身心一体”的具身理论（embodied theory）受到广泛关注，寻路行为成为游客经由自我身体与旅游世界发生交互并获得存在意义过程的典型情境[33-34]。行为追踪技术与虚拟现实技术促进了个人感官与空间环境交互的精细化、实时化研究，丰富了寻路行为信息获取和加工过程的信息捕捉，实现了对游客的身体与具体情境交互过程的解读，促进了具身理论在旅游行为研究中的实证应用。
1.2 眼动研究
大部分外界信息通过视觉被人类判读和理解，眼球运动的研究能够有效地探究心理活动规律，是认识“人是如何看东西”的最有效手段[35]。在视觉信息获取方面，已有研究主要
测量人们观看包括视觉广告、食品标签、图像等刺激物的持续时间，通过定义AOI①的方式来评估其受关注程度，并分析其对消费者行为决策的影响[36-37]。在视觉信息感知方面，已有研究主要探索人们对营销信息和视觉广告的感知情况，讨论如何提高信息感知效果[38]。
眼动研究在旅游学科也取得了部分理论和应用成果[39]。已有研究包括两大主题：一是借助眼动技术分析游客对旅游广告的视觉关注特征，总结影响因素以改进广告感知效果[40-41];二是研究游客对旅游目的地景观的视觉关注特征，以调整旅游目的地形象[13，42]。国内研究的主题包括旅游地图空间符号认知[43-44]、景观呈现视觉质量的评价[45]、地图类型对眼动行为模式与旅游计划行为的影响差异[11]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