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初，这个阶段是对西方理论的初步介绍，中国理论家的理论作品还处在酝酿准备阶段；第二个阶段是1988、1989年，这个阶段主要是西方经典女性主义作品的译介，而以李小江为代表的中国理论工作者也开始了自己对于中国性别问题的思考；第三阶段从1990-1995年，这个阶段翻译著作数量较少，但有特、有针对性的文章、讲稿被引入，对女作家和女理论家有较大的启示作用；第四个阶段是从1995年之后，世妇会在中国的召开，世界女性主义资源大量、密集地进入中国，具体表现为译介作品的大量出现；学术界的积极应对；社会性别理论的引入以及本土学者积极的理论构建：他们重新解读女性文学作品，运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联系中国本土的实际，建构妇女自己的文学史和文学经典，并试图构建真正的女性诗学。 关键词 西方女性理论 传播 打响
引子：早期女权运动在中国
女权主义的第一次浪潮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诞生于西欧启蒙主义运动及法国大革命时期，工业革命打破原有生产方式，同时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女权主义的第一次浪潮中，给予教育以及选举权以高度重视，认为妇女的教育及选举权利在实践上取得了进展，在理论上妇女就不再受到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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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女性的教育与参政权亦是此时期的关键词。19世纪末，维新派吸收“天赋人权”观，并开始关注妇女问题。康有为在《大同书》里，强调“人者，天所生也。有是身体即有其权利，侵权者谓之侵天权。男与女虽异性，其为天民而共受天权一也。”指出男女虽有不同，但生而享有平等之权利。梁启超也主张男女平权，提倡妇女的文化教育。他与经元善在上海开创的上海中国女学堂，被许多史学家誉为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学堂。
大兴女学使女性有走出家门接受教育的可能，通过报刊、书籍的宣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思想广为流传，女性所遭受的不合理的处境为人所知，人们对习以为常、熟视无睹的生活有了重新的思考和审视。
1902年，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早期进化论者赫伯特·斯宾塞的《女权篇》被介绍到中国。这是我国近代出版的第一本关于妇女问题的译著。斯宾塞运用“自然权利”说和进化论观点，论证了女人也和男人一样，应享有平等自由的权利。弥勒·约翰的《女人压制论》的中译本也在中国出版，西方女权思想相继传入中国。各种报纸报刊的相继创刊为宣传女权思想、鼓励女子接受教育经济独立 、探讨妇女问题提供了言说的平台。例如1902年5月《女学报》在上海出版，主笔人陈撷芬在民主革命思想影响下，立志改革国家政治和改变妇女受压迫的地位。1905年8月20日创刊的《北京女报》则是中国北方地区最早的妇女报，而且是当时全国唯一的妇女日报。
20世纪初的中国，女权思潮空前绝后，大批维新人士积极倡导女性的解放，从不缠足运动到大兴女学，很多情况下是男子在宣传和鼓动。“清末民初的改革者、革命者和新文化人士发表了大量鼓吹男女平等和介绍女权主义的文章，……女权主义是作为现代化话语的一只号角被中国知识男性所吹响，尤其是到了新文化运动，有话语权的男性更是把女权主义作为现代文明的标志来宣扬，作为抵抗儒家三纲五常的有力思想武器来散播。……新女性常常被想象为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载体……”[1]22
但也不可否认，女性自身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她们深知自己的处境，竭尽所能为自己争取权利，与西方早期女权运动中争取选举权的热情和勇气有过之而无不及，又怎能说她们只是单纯的受男子的鼓动而无内心的觉醒呢？ 1919年11月5日，《觉醒》第1期刊登了张茗茗的文章《急先锋女子》。文章提出：“女子解放从女子解放做起，不要等著旁人解放；但是女子本身没有高深的知识，没他人帮助，更加上家庭的束缚，向前的道路是极困难……转过一想，在新旧更代的时候，必定要有人做先锋，打前路。为女子开路，也是件极快乐的生活。……所以女子必得具一种革命精神去实行解放”。
在争取参政权的斗争中，更是体现了女权运动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对女子们主动爱国精神曾在《建国之初亟推广女子教育》和《复女界共和协济会嘉慰团努力函》文中称赞说：“此次革命，女界亦与有功。”“女界多才，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往从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会，不辞艰险，或慷慨助响，鼓吹
舆论，振起国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女性在革命中做出巨大贡献，也盼望在推翻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后妇女参政的问题亦可随之而解。她们成立了“女子参政同志会”，宗旨是：“普及女子之政治学识，养成女子之政治能力，期得国民完全参政权。”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第五天，女子参政同志会派代表赴南京谒见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要求承认女子有完全参政权。孙中山表示赞许，面允“将来必予女子以完全参政权”。她们还上书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要求在制定“临时约法”时，规定女子
的参政权。[2]31911年3月11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公布，对女子参政权未作出规定。唐英、张汉英、张昭汉、王昌国、林宗素、沈佩贞、吴木兰、蔡惠等26人，上书孙中山要求把“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写进《约法》，并发表通电，表示女界绝不承认这个《临时约法》。1912年3月19日，临时参议院讨论女子参政请愿案，予以否决。3月21日，唐英集合20多人，到南京临时参议院要求女子参政权被阻拦。她们愤怒地踢倒卫兵，打碎了参议院的玻璃窗，造成轰动全国的大闹参议院事件。这段历史，令人想起“在19世纪30年代的废奴运动中，妇女的权利运动到了它的政治根基。当妇女们开始认真从事奴隶制的废除工作时，很快发现她们无法像男性废奴主义者一样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她们不仅被排除在一些组织的会员资格之外，而且为了在公共场合争得发言权，也要进行艰苦的斗争。”[3]68
屡试屡挫却不言放弃的斗争，体现的正是女权运动的精髓之所在———永不妥协。1992年，王政教授曾在上海对20世纪初的女权运动作调查，试图了解20世纪之初中国的女权运动的发展与兴盛以及最终
销声匿迹的过程和历史原因，在对一些出生在1900到1907年受过中、高等教育并热衷妇女活动的如今已近古稀的老人的采访后惊奇地发现，“解放前竟有这么大一职业妇女早在自觉地追求妇女解放！”，“女权主义在中国造就了20世纪的新女性，这些新女性始终在坚持为妇女谋利益的事业，直到变动的政局完全封闭了一切社会空间。”[1]20
早期的女权运动，参与者多为受过良好教育、家境殷实的知识女性，而长期封建社会统治的中国，思想意识形态经历史的长河早已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融入、强化于个人的思想观念与行为中，大多数妇女从小被灌输的是封建伦理道德，若想改变并非一朝一夕即可完成的。再加之阶级立场的迥然，必然导致不同妇女所关注的焦点各异，而较少受过教育更不用说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妇女占当时中国人口的绝大部分，知识女性所倡导的女权运动虽然取得些许反响，但其效果与震撼人心之力量于广大劳动妇女心中也只是雁过留声，或许激起些许涟漪也只是点点而已。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一些信仰马克思主义，追随中国共产党的先进妇女，成为中共早期女党员和妇女运动的领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妇女运动汇入民族解放的洪流，深入到基层，走近了工农妇女大众，吸引大批劳动妇女的积极参与，尽管这声势浩大的妇女运动的所指已与如今我们所说的女权主义不同。在声势浩大的打倒资产阶级的浪潮中，女权主
义很容易被贴上标签，早期女权运动的推动者们，转向教育、实业等领域，尽管也颇有建树但在政治浪潮中的声音亦越来越小渐进无声。
20世纪80年代以后女权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旅行
第一阶段： 80年代初
在西方第二阶段女性主义运动兴盛的六七十年代，中国大陆正值对外封闭的时期，对此基本一无所知。
80年代初，朱虹分别于1981和1983年编选了《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和《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在两本著作的“序言”中，朱虹对“妇女文学”以及六十年代的女权运动作了初步的介绍。作者介绍了女权运动的历史渊源——始于一百二十多年前的黑人解放运动； 6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女权运动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政治经济原因以及黑人极少数族裔妇女与白人中产阶级妇女诉求的差异。对女权运动的代表著作也进行简要介绍，如1963年出版被公认为女权运动纲领宣言的《女性的奥秘》；激进女权主义——对现存社会基础与结构本身提出质疑——的代表作品，如法厄史通的《性的辩证法》；凯特·米利特的《性的政治》，指出解决妇女问题就得粉碎父权制的社会结构，并对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提出质疑；以及女权主义的左倾观点，如罗克珊·登巴，她认为妇女运动是社会革命的起点，因为现有的男性为中心的家庭结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单位。除了大量的著述，作者还介绍了妇女研究期刊的发展，并以《标志》为例说明出版专门性关于妇女研究刊物的重要性。
作者引用玛丽·艾尔曼的话说明了妇女文学的意义：“促成学术研究重新发掘和评价文学史上女作家的ddtsf
作品，批判过去文学史对女作家的贬低与忽略。”[4]9作者还总结了女权运动和妇女研究在创作、批评和史的研究方面的发展。
氨分解制氢在谈到以“妇女意识”为中心的文艺观时，作者介绍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斯帕克斯的《女性的想象》等文章，说明女性的特殊生活经历和心理使她们具有不同于男性的心理感受和表达方式，形成了自己特殊的表达方式，提出创造一种女性文风的必要性。对于文艺作品的评论，作者也向中国读者介绍了一种崭新的解读视角——以“妇女意识”为中心的文艺批评——对以往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全新阐释，传统的女性形象“贞节的”、“性感的”、“狐狸精”、“女神”等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在政治、经济方面的需要反映到文艺中的结果，是对女性形象的歪曲丑化。这种对以往作品中女性形象再阐释的方法也可在中国理论家们的著述中看到。
作者编选了三代妇女文学的代表作。其中包括第一代肖班的表现
桥壳女人自我意识突然发现的《一小时之内发生的事情》，探讨家庭主妇“自我”问题，伊迪斯·沃尔顿所作的《另外那两位》，薇拉·凯瑟的《瓦格纳作品音乐会》和《花园小屋》表现女性无法实现自我的苦闷以及将这种苦闷压抑的无奈；夏洛特·珀尔金斯·吉尔曼的《黄糊墙纸》则通过内心独白表现了在令人窒息的家庭环境和夫妻关系中一个女人逐渐发疯的过程。第一代妇女文学的作品表现了女性在家庭生活中虽尽心尽力却无法实现自我的压抑情绪；而第二时期(指二次大战前后)的作品则“更明显地谴责
男女不平等，并且把妇女的处境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提出来。”[4]20作者选编了表现家庭生活的卡森·麦柯勒斯的《家庭矛盾》、描写现代独立女性困境的派克的《高大的金发女郎》等。第三代妇女文学(60年代以后)作品侧重于描写妇女意识，作者介绍了西尔维亚·普拉斯表现女性在接触社会、男性和现实丑恶的过程中卑鄙的神经失常的小说《钟罩》；蒂丽·奥尔逊透过女主人公熨衣服时的独白表现了一个饱经忧患的劳动妇女的心情等，作者认为这时期的妇女文学抗议的基调更尖锐，把妇女问题与社会的不合理状况、跟人类存在的荒诞状态联系起来，更关注女性的心理经验和感受。作者介绍的这30篇作品，代表了当时美国女性文学发展的趋势和特点，在思路和方法上给国内评论家和作者以新的启迪和灵感。
序言中所介绍的女权主义著作在几年后才有机会被翻译到中国，但她对美国女权主义理论的介绍和梳理如同导引，引领着理论家和作者逐渐掀开女权主义理论和文学的面纱，对60年代第二波女权主义兴起前后的著作有了初步的感知和了解。
1984年翻译由丹尼尔·霍夫曼主编的《美国当代文学》一书，讨论美国女性文学，对有关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有较为集中的论述。作者以六七万字的篇幅探讨了何为妇女文学，妇女文学的特点和倾向，以及通过从40年代到70年代不同作家的作品揭示随历史而发展的妇女文学的变化。
作者首先探讨妇女文学是否存在的问题，因为过去一些从事写作的女性声明她们碰巧是女性作家，性
别上的偶然性既不影响她们所描写的主题，也不影响她们所采取的形式。因为“妇女文学”向来是个贬义词，人们常贬低她们的工作，以致女作家摒弃这种称呼。作者认为妇女文学确实存在，而其存在的基础是女性独特的经历，这种经历却被男子忽视，或者只是用异己的标准的措辞加以评论。作者指出对女性经历的忽视主要原因是我们文化的标准基于男性的经历，用男性的措辞表达根据男子的经历得来的看法。因此只有在男子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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